「純真博物館」：帕慕克的小說和平行構想的實體博物館

伊斯坦堡最後一天，氣喘吁吁趕到「純真博物館」門口。付過錢買票，我對售票員說，好緊張，小說我只看了大半。
「你手邊有書？」
「有啊。」
「憑書可以免費入場。」
「…… 算了吧。」
「你想的話可把錢還你，書給我。」

他拿起我的中文版小說，來來去去翻頁。「我在找蓋印那一版。」應該是我還未看到的部分。找了半天終於在最後幾十頁的一處寫著「純真博物館門票」的方格蓋上蝴蝶印章。小說翻成四十種文字，即是他已把四十個不同版本的小說翻來覆去好多次。

讀《純真博物館》小說有時會對關於愛情綿密的文字感到不耐煩。它比帕慕克其他小說的情節簡單多了，就是1970年代伊斯坦堡一名上流社會男子對一位年輕12載的女子終身痴迷的愛情，直到他想到用搜集關於她和他的物件辦成博物館去記念他的人生。小說舉世皆是，把小說內的博物館建成真正的博物館供人參觀的也許只有帕慕克一人。

參觀完才敢讀郭梓祺幾年前的遊記。他跟一位研究生來展開一場辯論：「不讀小說來看博物館到底有沒有意義？」研究生堅信博物館有其獨立生命，我的答案跟郭梓祺比較接近，不能說沒有，但應該打了三折。怎麼說呢，三層高的博物館其實是七十多個箱子，箱子的編號就是書的章節，將書中出現過關於主人翁的愛情與生命以細細碎碎的死物展出。例如在地下，第一個見到的箱子是女主角抽過的四千多支煙蒂，和它們每一支的註腳。八年的愛情如此組裝下去，雞皮疙瘩就掉滿一地，未讀過小說的人也許難以接近這種將強迫症和癡迷具象化的力量。

但帕慕克就是帕慕克，一本愛情小說的巧思透過博物館就明顯地超越了愛情本身。帕慕克始終不離「愛國愛堡（伊斯坦堡）」，在多個箱子展出伊斯坦堡的舊照片和影片，在伊斯坦堡的地圖上指出主人翁們的足跡，指向的依然（跟他一貫的作品一樣）是他對伊斯坦堡的愛。看到這裡你就明白為何「純真博物館」要開在這個位置。這幢三層高的木屋位於時尚的Beyoglu區內，地圖上看離大街不遠卻要爬一點山，一星期以來在附近兜轉多次卻總是擦身而過，轉彎抹角躲在最不起眼的小巷，它是要你用心去找，在Beyoglu迷路的過程本身就是目的之一。不知是否巧合，我去的時候外面整條街都在修路，塵土飛揚得滿目荒涼，不是專程造訪「純真博物館」根本不會走進去。後來看訪問才知道，他的確是為了讓遊客看清楚Beyoglu的不起眼處才選址這裡。

但這不代表他對伊斯坦堡的愛令小說中的愛情淪為手段。恰恰相反，小說和博物館合起來展示的正是narrative的重要性。他在地下一層發表了自己的「博物館宣言」：他認為未來我們需要的不是如羅浮宮、Hermitage、大英博物館等由國家和權力壟斷話語的大博物館，而是最好每間房子都是一間博物館，讓每個人都是「自己經驗的人類學家」，以自己的narrative說故事。於是小說和博物館以一個70年代上流社會成員的愛情故事narrative記錄的城市，就有了自身的視覺，到這刻虛構和現實之間的界線已變得模糊：館內其中一個箱子的展品，是小說女主角選美時的舊報紙，清楚寫上她的名字和照片。這張舊報紙到底是真還是假？帕慕克後來出版了“the Innocence of Objects“ 說明他構想和籌辦博物館的過程，我竟後知後覺沒有買到。好的小說應該擷取了時代的真實面貌，再注入虛構寫作本身，我是如此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