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幻想联姻移民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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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西湾有名的钉子户，曾深度卷入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拆维权运动，结局惨烈，某境外中文媒体做过报道。我在西湾买房定居，读到外媒的文章后主动联系他，和他成为朋友，他比我小一岁，离异独居，终年无业。

2014 年初，西湾的抗拆进入巅峰，接连出现大规模群体事件，引起官方震怒。同年三月他遭遇严重车祸，被一辆轿车撞飞，他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大难不死，但听力严重受损，需要戴助听器。他的房子随即被行政强拆（依据行政命令而非法院判决），妻子和他离婚，带走年幼的女儿，他的家庭诊所被迫永久关停。

三十五岁这年，他的人生彻底翻转，除了获赔的几套房，他一无所有。血淋淋的抗拆经历让他大彻大悟，看透中共政权的本质，他决定离开西湾，准确地说是离开中国，移民跑路，他想找一名外籍女士结婚，名正言顺地跑。

年龄偏大，没学历，没技术，不会外语，人才移民的路被堵死，内陆准三线城市的房产价值有限，不足以投资移民，联姻移民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他曾支付高昂的中介费和外籍女士相亲，不乏成功案例，有两位台湾女士来西湾做客，和他同居，可惜她们烟瘾太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不堪忍受而提出分手。

作为饥渴的单身汉，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和女人交往的机会，无论对方是否为外籍。他利用社交媒体发布征婚广告，疯狂勾搭异性，但他不耍流氓，每次恋爱都以结婚为目的。不过那些女人很精明，睡一次或许不难—只要肯付出，结婚则另当别论。

2

2016 年春天，我从四川某制药公司离职，回襄阳赋闲，住进新装修的房子。在西湾还建小区背后一家简陋的餐厅，我和他共进晚餐，消费八十多元，我主动买单。

我们聊了很多政治，他毫不掩饰对台湾的向往，盛赞那里的民主制度，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民主。他首选的移民目的地是台湾，蒋经国的照片被他设置成 Twitter 头像，他“结交”了一些襄阳的台商，那些商人和他实在风马牛不相及，但他认为他们可能会帮到自己移民，我无言以对。他置顶的推文是他面向全球征婚的广告—该如何解释这种行为？除了佩服他的勇气，我也怀疑那场车祸伤及他的脑部，比听力受损更糟糕。

我的职业生涯尚未终结，夏天的时候，我在武汉找到新工作，雇主是一家总部在法国的制药公司，他们计划拓展中国市场，在武汉成立办事处。我摇身一变成为外企白领，社会地位飙升，和他的联系越来越少。他偶尔发来微信，说相亲没有进展，女方嫌他穷，没有工作。2017 年初他学会开叉车，让我给他介绍武汉的工作，可是我也很快失业，自身难保。

2017 年七月的最后一天，在法资药企工作满一年时，我突然被解雇，心里至今还有阴影（也许我需要另外写一篇文章，和那段经历做个了断）。

2018 年，我辗转深圳、西安和杭州，半年内三次换工作，随后被职场彻底淘汰。我和他几乎失去联系，隐约记得他去武汉呆过一段时间，在工厂里开叉车。

时间快速推进至 2019 年冬天，那个下午阳光很温暖，我和他在江堤上散步，聊政治，聊女人，讨论如何找工作挣钱。他去深圳呆了几个月，在一家助听器专卖店做销售，工资不高，压力很大。他在深圳找到新的爱情，那位女士比他大好几岁，据说写过诗，他们在龙岗区一处城中村租房同居，他为她花了不少钱。

他指着江堤与河床之间的大片荒地，说这里曾是西湾村的庄稼地，他小时候经常来玩。江堤靠马路这侧有一处洼地，我惊讶地看到了坟墓，一共十多个坟头，离“金苹果幼儿园”的围墙很近，和新建的购物中心直线距离不过百米。

我们遇到一位衣裳褴褛的老人，他不停地自言自语，看上去疯疯癫癫，我冲老人喊了一声，他竟然敏捷地回应。后来有几次我在购物中心三楼看见老人，他在同一家“自助涮锅餐厅”吃饭，可能是老板的亲戚。

3

2020 年一月，临近春节的一天，我在购物中心后面的步行街看见他，但不敢过去打招呼，因为他身边有个穿制服的男人。我目睹了有些魔幻的一幕：警察递给他一个红包，他很顺从地收下。我怕他发现我，像做贼一样偷偷溜走。

新冠疫情突然爆发，春节刚过，襄阳宣布封城。出现确诊病例后，我住的小区被严格封控，家变成监狱，小区保安充当狱警，我被关了四十多天才重获自由。

三月下旬，解封没几天，我在“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和他偶遇，简单地寒暄过后，我问起他收受红包的事，他说红包里有一千块钱，是有关部门对他的慰问—维稳经费。

我的心情变得复杂，不知如何描述，我不能对他的“节操”说三道四，他不是完美的英雄，激烈地抗拆，只是因为切身利益受到侵犯。抗拆和维权几乎毁了他的人生，作为维稳对象，他选择接受慰问，又有什么可指责？

不过我开始和他保持距离，担心被监控，接下来大半年我们没有任何联系。

4

2020 年 12 月 24 日，晚上九点多，我在购物中心负一楼的永辉超市买完东西，乘电梯上楼。电梯口是星巴克的侧门，我一扭头，正好看见他坐在靠玻璃门的位置。我过去敲玻璃，朝他挥手，他没有反应，我接着敲，他终于抬头认出我，示意我进去。

我徒手拎着刚买的面包、洗碗布和垃圾袋，随身还携带了 Kindle，这个样子不适合进咖啡馆，我站在门口犹豫不决。他坚持让我进去，我鼓起勇气拉开玻璃门，咖啡师遵循 SOP（标准操作规程）招呼我：“欢迎光临星巴克！”我不敢朝吧台看，迅速在他对面坐下。

星巴克十点打烊，我们争分夺秒地聊天，他说他近期每天都来星巴克，这里暖气充足，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坐了两个小时。

我们聊各自的工作，我长期失业，没什么好聊的，主要是聊他。他刚被北郊工业区一家工厂开除，他在那里开了二十多天叉车，因为操作失误酿成事故，给老板造成损失，不过他还是要到工资，挣了两千多块。

整个 2020 年他没怎么上班，去工厂面试叉车工，或被拒绝，或试用几天后被辞退，他坦言自己开叉车的技术很一般，但不承认受听力损伤的影响。上周他去一家印度独资的化纤厂面试，对方同意录用，月薪三千，不缴纳社保，他拒绝了。

说来也巧，这家印度公司竟是我的前雇主之一，2009 年秋天，我在那里上了一个星期的班。我先在车间实习几天，然后入职销售部，销售总监是印度人，对待中国员工极度傲慢无礼，我很快和他闹翻，愤然离职。更过份的是，据一位担任英语翻译的女同事透露，生产一线的女员工广泛遭受印度管理人员的性骚扰，情节严重，但从来没有人被追究。这家涉嫌犯罪的企业为何多年屹立不倒？细思极恐。

他说他明天还有一场面试，工厂在城南的国家级化工园区，距离市区二十公里。那个地方我也很熟悉，去年我在园区一家企业工作了两个月，因为不适应、不认同企业文化而离职。化工厂喜欢在半夜三更排放污染物，我不止一次在家里的阳台上闻到刺鼻的气味—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谈到移民，他的跑路计划多了一个选项：先出国务工，再择机移民。他预付了一万五的劳务中介费，某专业机构正在帮他运作赴新西兰打工，受疫情影响进展缓慢。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忍不住说：“你的叉车技术那么差，新西兰的工厂会要你吗？你肯定被骗了！”他试图反驳我，但支支吾吾，明显缺乏信心，但愿他没有真的被骗。

他让我帮他留意国外网站的招聘信息，仅仅因为我懂英语，我哭笑不得，表示爱莫能助，他非常失望，可是我和他解释不清。

我们的话题终于切换到女人—我最感兴趣的话题，我的情史相对单调，所以主要还是聊他。他的微信刚被一位女士拉黑，她是一家中老年男装品牌店的导购，大约五十岁，他们不久前在网上认识，他曾带她回家一次。他说她依然漂亮，想和她结婚，可是她嫌他穷。

“你也不穷啊，你的房子值几百万，比我有钱多了。”

“我没工作，手上没钱，房子我不打算卖，而且它们属于婚前财产，和她没有关系。”

他在西湾还建小区有三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每月收租约两千元），另一套还没交房，他计划把它当作再婚的新房。离婚后他需要支付女儿每月一千多的抚养费，他的存款不多，没工作意味着入不敷出，根本不适合谈恋爱—可是他迫切需要女人。

潦倒的中年男人能找什么样的女人？他试图发挥年龄优势，锁定那些上了年纪而且同样潦倒的女人。可惜她们最不在乎的就是男人的年龄，一旦她们发现他竟然这么穷，他的优势便顷刻间化为乌有。

离星巴克打烊还有十分钟，年轻的咖啡师开始逐客，他用极快的语速冲我们喊：“先生您好我们要打烊了！”音量明显过高。我有些被冒犯，但不能发作，谁叫我们不买咖啡？我和他像惊弓之鸟，迅速从座位上弹起，推门离开。

5

平安夜聊得不够尽兴，圣诞节我们继续聊。我和他约好晚上七点在星巴克见面，赴约途中，俩人在商场一楼洗手间提前相遇，我喊了他一声，他微微一笑，说他早就看到我，可能听力受损让他的视觉更灵敏，可是他为何不喊我？

我们从星巴克的侧门溜进去，坐在吧台后面靠墙的位置，顾客比平时多，头顶的音箱持续播放嘈杂的音乐，严重干扰我们的谈话。他开始烦躁不安，摘下助听器调试，但效果不佳，他反复打断我：“什么？你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邻座的客人好奇地看着他，我变得尴尬。

我对星巴克一直存有玫瑰色的幻想，有时不惜血本买一杯咖啡，打算泡在里面阅读或写作，同样遭遇各种干扰。星巴克毕竟不是“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个城市没有伍尔芙，我也不是海明威。

我们果断地放弃星巴克，走出购物中心，穿过步行街，抵达附近的“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外面没有想象的那么冷，公园里很安静，我们散了一会步，然后站在公园中央隆起的草地上，聊天至九点。

两小时谈话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我不能也不敢全部转述，我被审查制度吓破了胆，恐惧早已深入骨髓，写的每个字都是严格自我审查的结果。

我们没怎么聊女人，那位嫌他穷的大姐没再给他机会，他也彻底死心了。他讲了很多抗拆的细节，全景式地呈现了他亲历的维权，绝对波澜壮阔、可歌可泣。他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西湾，定居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朝初年，被拆之前，他们家的房子有一千多平方米。 他是西湾的“抗拆三巨头”之一，最年轻也最能写，上访材料由他执笔。另外两位巨头，一位姓王，以前在西湾菜场卖菜，一位姓唐，在三人当中年龄最大。

老唐家的房子我知道，它是马路边上一栋醒目的建筑，墙壁和屋顶被藤类植物紧紧缠绕，距离购物中心三号门只有几十米。商场开业之后许久，它依然倔强地矗立，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规划的道路因它推迟动工。

他悄悄地告诉我，老唐目前在监狱里，罪名是“寻衅滋事”。

6

除夕那天我礼节性地发微信问候他，他说他一个人过年，他父亲去世多年，母亲住他弟弟家里。

2021 年 3 月 1 日，我突然收到他的微信，“ 在吗？” 他每次都要先确认我的存在，才接着往下说。原来他有了新女友，想让我帮忙参考，他强调她是海外华侨，会讲英语。

下午四点半，我在“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的草坪上见到他们，三个人一起散步。他的新女友叫莉莉（英文名音译），是一个矮胖的中年女人，比他大两岁，她扎着马尾辫，全程戴口罩，颜值不详。

莉莉出生在襄阳下面的南漳县，十多岁时去了香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后来她移居澳洲，经营一家美容院。莉莉离异多年，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她此次持港澳通行证返乡探亲，看望父母和弟弟，在国内逗留的时间不受限制。

他和莉莉是在网上认识的，“都是因为缘份！”他带着满足的表情，有些得意地说。

我们离开公园，穿过马路，往汉江的方向走。江堤以南正在施工，拖了很久的沿江大道和江滩公园项目终于启动。刚下完雨，莉莉的旅游鞋粘上泥巴，我的鞋也差点弄脏。我不想去江边了，提议往回走，他似乎反应迟钝，无视满地的泥泞，一口咬定说：“可以走的，这条路可以走的，江边才适合散步……”

我们没去江边，折返至马路边上的“西湾印象”休闲公园，它由江堤下坡处一片狭长的荒地改建而成，春节前刚竣工。趁莉莉不注意，他拉住我的胳膊小声说：“你可以和她讲英语。”我明白他想考察莉莉，同时也炫耀他这次找的女人会讲英语。

我问莉莉：“How did you get to know each other?”

莉莉不直接回答，似乎没明白我的问题，她笑着说：“就讲国语好了，都是中国人。”她的国语有很浓的南方味道，和故乡口音相去甚远。她始终不说一句英语，未免让我失望，我原以为这是一次练习口语的良机。

我们突然变得沉默，有些仓促地终止散步，在购物中心西南角的丁字路口挥手告别。我在原地停留了一会，目睹他们手挽手离开，他们的背影刺激了我，我心里发堵，并非羡慕他们的恩爱，而是觉得别扭，为他们难过。手挽手又如何？他们明明不般配，在一起也不是因为爱情，他们都很可怜，是这世上“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他第一时间给我发微信：“你觉得莉莉怎么样？我和她合适吗？”

我不客气地回答：“睡到就是赚到！你们开心就好。”我可能冒犯了他，他不再理会我，接下来半年我们几乎没有联系。

散步第二天，我坐公交车路过还建小区，撞见他和莉莉手挽手过马路，很恩爱的样子。不过这种恩爱未能持续多久，她想要一套房，他不想给，他们的分歧无法调和，于是分手。

7

我和他的交往断断续续，迄今已有六年，但很难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无法就任何话题在同一层面进行有效交流，很难做朋友。

他看清了中国的某些真相，但对外国（包括台湾）的认知异常肤浅，就像他在征婚广告里说的，他依然是井底之蛙。他的教育程度有限，从未出过国，缺乏对涉外专业事务的判断力，无论是出国务工，还是联姻移民，在我看来都是十分荒唐的决定。

我不止一次当面对他说：“醒醒吧，这根本不靠谱，你是不是疯了？”

他却犀利地反击我：“切！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是。”

女人或许是我们唯一可以聊、每次见面必聊的话题，我们对女人有同样浓烈的兴趣，尽管追求的方式很不一样。他从来不去足疗店，嫌那里的女人脏，他喜欢走正规渠道，光明正大地相亲，离婚后他至少相了一百次亲。

客观地说，他并不享受和我聊女人，他的爆料往往适可而止，是我太猥琐，热衷于刺探他的隐私。有时我的问题非常露骨，失去了分寸，他感觉被冒犯，摆摆手说：“不和你聊了！”我们的聊天就骤然终止 。

我和他的交往属于典型的“无效社交”，没有营养，不会给对方的生活带来积极变化。可我不在乎，作为社交生活极度匮乏的无业中年男人，我早就饥不择食，任何形式的社交对我都弥足珍贵，比救命的稻草还珍贵。

2021 年初读完 Up in the Old Hotel（Joseph Mitchell 发表在《纽约客》的“人物”特稿合集）以后，我受到启发，试图打造属于自己的“人物”故事，哪怕没人为我的写作付费。这个幻想联姻移民的男人，正是我最好的写作素材，他的故事我要不遗余力地写，向我仰慕的文学前辈致敬，我是不是也很疯狂？

8

2021 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微信，他说他结婚了，新娘是台湾人。这个消息比较劲爆，我饶有兴趣地和他聊了一会，他是八月份结的婚，新娘来西湾住过一段时间，现已返回台湾。

他说她年纪有点大，我问：“究竟多大？有六十岁吗？”他不回答。我追问：“她漂亮吗？”他说：“挺漂亮的，年轻时是个美人。”我又问了一个很私密的问题，他置之不理，显然被冒犯了，聊天不欢而散，接下来一个月我们没再联系。

十月十三日傍晚，我们在还建小区西侧一家快餐厅不期而遇，他邀请我去他家里聊天，我没怎么犹豫便同意—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他独居的房子超过 140 平方米，我上次到访已是数年以前，据我所知，除了偶尔带女人回家，他几乎没有访客。他的家没什么变化，灯光昏暗，家具简陋，没有烟火气。他很少做饭，厨房基本闲置，客厅的沙发更像是摆设，不知道积了多少灰尘，他让我去卧室聊天。

话题聚焦在他的婚事，新娘的确来自台湾，她在江苏呆了很久，是个“中国通”。关于她的更多背景，还有他们如何相识、相恋，他语焉不详。不过不重要了，她已经是他的合法妻子，我看了结婚证，新娘 1960 年出生，比他大十九岁。

准新娘从台北飞抵上海，入境后隔离十四天，费用由他承担。他们在武汉碰面并短暂停留，见过了男方家人（他弟弟在武汉定居），去省民政厅的涉外婚姻登记处申领了结婚证。抵达襄阳后，新娘又隔离了十四天，好在这次政府承担住宿费。他们的蜜月很短，同居不过二十天，新娘便借故返台，往返机票都是他买的。她答应帮他办理移民台湾的手续，他承诺给她一套房。

蜜月期间他们曾去襄阳境内一处风景区旅游，我看到他们自拍的合影，新郎笑容满面，新娘却表情严肃，似乎心事重重。她不愧是个美人，天生丽质而且驻颜有术，抹平了俩人巨大的年龄差距。

和他以前接触的台湾女士一样，新娘的烟瘾很大，一天抽两包烟，这让他极度痛苦，他迫使她写下戒烟保证书，并以离婚相威胁。我蛮能理解他的，我逃离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因为遭遇令人窒息的二手烟。

女人抽烟让我产生不好的联想，“她会不会是妓女？”我坦率地和他分享我的担忧。

“切！怎么可能？蔡英文还抽烟呢。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是。”他又被我冒犯了，情绪激动，对话难以持续，我们走出卧室，准备告别。

客厅正对大门的墙上挂了一个相框，我发现很多老照片，便驻足欣赏，他站在旁边充当解说。在一张年代久远的全家福照片里，他父亲还是一个中年男人，他五十多岁就去世了。我看到他和前妻婚礼现场的照片，一转眼他们已离婚七年。还有他和一个女孩的合影，他说她是他的初恋，他二十多岁时在武汉打工期间认识的，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他会永远记得她。

这些老照片看得我这个局外人都有些伤感，不明白他为何把它们挂在墙上，难道是为了迎接台湾新娘？上了年纪的她，会和他共情，感叹他逝去的前半生吗？

他们的婚姻和爱情基本无关，但也不能完全用交易来解释—我不觉得这是一桩好的交易。他们似乎把婚姻当儿戏，她说等他去了台湾，如果他有需要，她可以帮他纳妾。是的，纳妾，我们有多久没听到这个汉语词汇了？不确定她是认真的，还是展现了台湾女性特有的幽默。

9

2022 年 1 月 18 日上午，我在购物中心一楼的 CoCo 写作，突然收到他的微信：“在吗？我回来了！”我和他失联数月，并不知道他离开的消息，“回来”其实无从谈起。我问：“你从哪里回来？台湾吗？”

他当然没去台湾，而是刚从武汉回来，我们都有见面的欲望，便约好十一点半在星巴克门口碰头。CoCo 离星巴克很近，我准时赴约，发现他已经抵达，他进了星巴克，坐在吧台正前方靠玻璃幕墙的位置。他招手让我进去，我坚决不从，示意他出来，僵持片刻后我赢了。他有些恼火地说：“为什么不进去呢？坐着晒晒太阳，不用消费，没事的。”

他可以擅闯星巴克，不花一分钱，在咖啡师眼皮底下气定神闲地晒太阳，这是我永远做不到的。某种程度上，这里依然是他的地盘，他们家被拆的房子距离星巴克不过百米，这给了他反客为主的底气。

我们在江堤上漫步，聊各自的生活—潦倒的中年男人其实并无“生活”可言，我们都在深渊里挣扎。他和新婚妻子分居四个多月，移民台湾和赴新西兰打工的事都没有进展，他去武汉开叉车挣了几千块钱，这也是他过去一年的全部工资收入。

在他面前我很惭愧，他挣得比我多，我一整年没工作，仅有几百块的退税收入，是足疗故事的稿费。他建议我也去学开叉车，檀溪路“再就业服务中心”可以免费学，我干笑了几声，对他的建议未予置评。

那几天我正在写他和莉莉的故事，便有意提起她，他不介意谈他的前女友，透露了更多信息。莉莉在香港读教会学校，后来嫁给一位香港农民，离婚后选择去澳洲。她的美容院不幸涉毒，给她兼职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在店内窝藏毒品，被警方发现，澳洲司法部门开出几百万澳元的天价罚单，她被迫卖掉香港的房产才缴清罚款，免去牢狱之灾。莉莉的美容院还在继续经营，她准备申请澳洲绿卡。

他纠正了之前的一个说法，他和莉莉并非通过网络认识，而是 2019 年在深圳的一场相亲活动中遇到，互相加了微信。2021 年初莉莉返乡探亲，他们恢复联系，闪电般坠入爱河，莉莉的父母希望她在老家找个男人。

为表达诚意，他在新开业的“海底捞”宴请莉莉和她的家人，消费五百多元，他抱怨莉莉花钱大手大脚，一定程度上，这为他们后来分手埋下伏笔。

10

2022 年 1 月 27 日，晚上八点，我去超市购物，路过星巴克时我下意识朝里面张望，发现有个身影很像他。那人戴了帽子，穿一件黑色外套，很专注地低头看手机，圆桌上没有咖啡，我几乎认定是他，只是看不清脸。

我走到他的侧前方，想看得更清楚，可是他整个身影都消失了，因为玻璃幕墙表面灯光的折射。我当然不能凑上前贴着玻璃窥视，那样成何体统？突然间我进退两难，说起来很可笑，我经常因为这种小事进退两难。我和他交情有限，并不期待见到他，迫使我停下脚步的，与其说是友情，不如说是好奇心，或心里的魔鬼。

犹豫片刻后我放弃窥视，迈开步子朝前走，没走几步又掉头回去—心里的魔鬼就是不肯放过我。我看见他的座位空了，“他一定刚离开！”我迅速赶到星巴克门口，他正好推门而出，我们差点迎头撞上。

既然撞上了，没理由不聊一会儿，外面很冷，我们一致同意进星巴克聊。我挑了吧台后面、咖啡师的视线无法触及的位置，聊天持续了半小时，以他被我冒犯而告终。

今年他不用一个人过年，他母亲和弟弟过两天回来，他们一起过年。 他和台湾新娘不知何时才能重逢，我别有用心地问他有没有结交新的异性，他说没有，不过最近他在城南的鹿门寺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姐，他们聊了很多。她是艾滋病患者，年轻时在县医院生孩子，输血过程中染上艾滋病，新生的女儿也被感染，老公后来和她离婚。她用“鸡尾酒疗法”控制病情，有望再活五年，政府承担她的治疗费和生活费，但她想要更多赔偿，多年来一直上访，没有结果。

我坦言自己正在写他，和他分享了我发布在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他快速浏览后，指出一些细节上的差错。他表示不介意被我写，那些细节也不重要，“你不是知名作家，写的东西没几个人看。”

他说莉莉离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不到尊重，在家里没地位，她老公开了一间茶楼，她却无缘老板娘的角色，只能像普通员工那样在茶楼打工。莉莉的前夫是香港的拆迁户，港府征用他的土地修建机场，他获得巨额赔偿，一夜暴富，离婚时莉莉分到价值不菲的房产。

话题回到台湾新娘，他展示了珍藏在手机里的照片—他们在风景区自拍的合影，我极力夸赞她的姿色，同时想象她抽烟的样子。

“她的烟瘾那么大，能戒掉吗？”我问。

“我让她写了保证书，不戒烟就离婚。”他很有信心。

“她一定做过妓女。”我忍不住说。

“不和你聊了！”他的情绪瞬间跌至谷底，愤然起身离座，我尴尬地和他道别。当晚我发微信向他道歉，他的回复有些悲凉，我对新娘的无端指控确实伤害了他。

11

后来我和他见过两次面，微信聊天若干次，不过情节平淡无奇，我不确定是否值得写。这个乏味的故事快要耗尽我叙事的耐心，接下来我要记流水账，用最省力的方式推进写作。

2022 年 2 月 14 日晚上，我和他在江堤上散步，他说春节团聚时姐姐劝他离婚，他对新娘的信心出现动摇。他告诉我莉莉有了新男友，我应该是说了什么冒犯他的话—每次聊女人我都冒犯他，他突然终止聊天，情人节的约会不欢而散。

二月底，他发微信问我是否租他的房子，之前的租户是几个玩“剧本杀”的年轻人，合同到期后没续租，有个开培训班的英语老师考察了他的房子，但没看中。三月初他又发来微信，坚持让我过去看他的房子，我反应冷淡。他建议我也开培训班，还说“就是担心你的英语浪费了”，他的逻辑让我哭笑不得，我回了一条言辞犀利的信息，他不再纠缠我。没过几天他找到新的租户，“剧本杀”变成瑜伽馆，他说欢迎我去学瑜伽。

三月八日上午，他掩饰不住兴奋，说中介正在帮他办理新西兰签证。

“行程确定了吗？”我好奇地问。

“没有确定，正在等签证。”

“你确定自己可以去新西兰吗？”

“不确定。”

“开叉车的工作安排好了吗？别去了以后流浪街头，被遣返回国。”

“切！你操自己的心吧。”

我体会了被冒犯的滋味，不再搭理他。

12

三月下旬的一天，他问我是否有兴趣与他合伙开宾馆。他获赔的那套小户型住宅即将交房，他准备搬离独居的大房子，将其改装成家庭旅馆，六至七万的装修费由合伙人承担。他承诺一年收回全部投资，让我尽快做决定：“你想好了吗？今晚给我答复。”而我压根就没想，只是觉得荒诞—他是认真的吗？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四月底，他说他和一位乌克兰美女在星巴克，邀请我过去聊天。我傻乎乎地赴约，但没有冒然闯入，我站在星巴克门口拨打他的电话，要求他出来，僵持了片刻，他很不情愿地走出来。

星巴克的确有个乌克兰美女，她正在和她的中国友人喝咖啡，他只是主动和她打了个招呼，并未受邀加入她们，他的座位离她们很远。他觉得我懂英语，能够更好地和她沟通，可我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不顾社交礼仪和外国女子搭讪，被人当作笑话，我自然不能犯同样的错误。我垂死挣扎地写，就是为了避免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

他被我劝离星巴克，离开之前，他自作多情地进店和美女说再见。我们在附近走了一圈，分享彼此的近况，他的家庭旅馆始终找不到合伙人，开业遥遥无期，最近他去光彩大市场开了三天叉车，不幸又被辞退，没领到工资。俄乌战争爆发后，他突发奇想，开始琢磨跨国婚介，他说中国的单身汉数量庞大，而乌克兰女多男少（不知他从何处得知这个信息），这里面肯定有商机，所以他力推我和乌克兰美女见面，讨论合作事宜。

告别之前，我陪他参观他的新房，那栋楼还没完全竣工，我们只能隔着铁门仰视，他说交房日期再三推迟，似乎有不可抗力在作祟。

他应该是放弃了对台湾新娘的幻想，又开始在网上勾搭异性，年中的某一天，他突然发来一张照片，让我帮忙翻译里面的英文，那是 Telegram 的系统提示，只有一句话：您需要先添加好友才能发送消息！

八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期间，他发微信说他被警察约谈，吓得我不敢询问细节。十月下旬，党代会落幕第二天，他通过微信和我分享敏感内容，包括视频和图片，我恼火地说：“你不怕被抓吗？”那些内容我看得比他多，他竟然班门弄斧，还给我带来非必要的风险。

故事到这里要结束了，我真的受够了他，大概这辈子也不会再和他见面，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他作为写作对象的剩余价值已被我榨干，我早该寻找新的素材—如果还有机会写。

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