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坦克人
(即將六月，舊文重發）
最近，應友人Alan Curtis 之邀在華盛頓觀看了英國劇作家Lucy Kirkwood創作的著名舞台劇《中美國》（Chimerica）。這是一部以尋找坦克人為線索，對當代中國以及中西關系進行深入思考和揭示的精彩舞台劇。三個多小時的劇情展開，我的心緒不止一次回到26年前的天安門廣場。盡管我明白藝術虛構並不等同於歷史事實，但作為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六四屠殺的見證者，我仍然被該劇通過藝術真實所傳達的力量感染和震撼，以至於劇終與劇組人員和觀眾交談時，眼淚禁不住噴湧而出。
北京長安街上那張“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照片之一”所定格的一個人與國家暴力對峙的典型時刻並沒有沈入歷史。二十多年來，整個世界都在詢問：坦克人在哪里？迄今為止，關於坦克人“王維林”的背景和後來的遭遇，仍無可靠的線索。舞台劇《中美國》以藝術想象和虛構但卻完全符合邏輯的劇情把我們引向了另一個境界：對坦克人的尋找引出一個叫王鵬飛的人，這個人原是坦克人的哥哥，但這個坦克人卻不是站在坦克前的王維林，而是另有其人。
記得中共在反駁外界對天安門屠殺的譴責時，曾以坦克面對王維林時的躲閃、沒有開槍、沒有沖壓來證明解放軍對“暴徒”們的克制。這樣的狡辯當然欺騙不了世人。1989年6月4日早晨我親眼看見四輛坦克在六部口從人群中碾過，僅僅我所看到的那一幕中，坦克的碾壓至少造成十一人傷亡，其中包括被碾失去雙腿、目前住在舊金山的方政。“鐵獸踏春蹄生腥，肉軀粘地目瞪天”，我曾在獄中詩“非典六月”中對我在六部口目睹的那一幕慘劇做過詳盡直白的描述。
然而，美國記者鏡頭下的坦克的確在躲閃那個被外界稱為王維林的年輕人，在六部口親眼目睹的那一幕令我相信，屠城是下了死命令的，對王維林的躲閃不是出於軍令，而是另一個“坦克人”——坦克駕駛員的個人行為，而他在事後很可能受到了中共的殘酷懲罰。美國的《時代》雜志也曾提出：“坦克人照片中的英雄有兩個：未知人的身影冒著生命危險站在重型坦克面前，以及冒著道德挑戰的駕駛員拒絕輾斃他的同胞。” 在《中美國》劇中，王鵬飛透漏，他的弟弟，這位秉持良心的駕駛員——另外一個坦克人——被鎮壓八九民運的那支軍隊槍斃了，他含淚哀鳴：我的弟弟，那個駕駛坦克的士兵，也是英雄！
劇中對士兵坦克人的虛構雖現時無法核實，但它並不違背常識推理，也就是說，當年的長安街上，北京飯店窗外，有兩個正面相對的最勇敢的中國人，而他們可能都以不為外界所知的方式犧牲了生命，“自己的星星，照亮自己歸去的路”。（摘自“非典六月”）
英雄的壯舉常常勃发於不為人註意的瞬間細節中。一九八九年的北京街頭，在許多“王維林”的對面都可能存在著士兵坦克人，你可以說他是王鵬飛的弟弟，也可以說他的名字叫徐勤先、何燕然、張明春……在當時的中共軍隊里，即使坦克開上了街頭，軍人的態度也是存在分化的，那些“共和國衛士”並不代表全部的中國軍人。
像影響中國歷史的許多其它重大事件一樣，“六四”屠殺被中共極力掩蓋，諸多真相迄今不為外界所知，但《中美國》一劇提醒我們，那些站在我們對面的人未必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與他們位置相對峙，立場卻不一定相對立，因為在任何殘酷的情景下都存在基於常識和良心的共同判斷。我深信，無論道路多麽艱難，中國的未來的大方向只能是自由民主，朝向這一目標運動的動力絕非只存在於異議者當中。盡管中共體制已經越來越看不到變革的跡象，但所謂的體制內的人，尤其是個體，並非註定是歷史車輪的阻擋者，我們不能先入為主地假設他們一定會站在我們的對立面。今天我們更要強調，那個坐在王維林對面的坦克人同樣是英雄。在《中美國》劇中，這位無名英雄犧牲了生命，現實中拒絕出賣良心的體制內的人雖然一般並不需要付出這樣高昂的代價，但是仍需要有相當的道德勇氣來面對風險和壓力，因此，任何一個警察、軍人、國家政權專制機器上的任何一個官員只要在執行鎮壓任務的時候“槍口擡高一寸”，他就是英雄。和那個連名字都可能只是誤傳的英雄王維林一樣，體制內的坦克人更有可能只是歷史進程中的無名英雄，“無名”在多數情況下甚至是他們保護自己的基本需要，但未來的歷史應有真實公平的書寫。
觀看《中美國》一劇的時候，我內心的痛苦還源於一段真實經歷。1989年6月4日淩晨，當戒嚴部隊已在北京的多處地點大開殺戒，我們抗議者在電報大樓前遇到一名失散了隊伍張皇奔走的士兵，他大約十八九歲樣子，沒戴鋼盔，手里也沒有槍。當時，內心的悲痛和對屠城軍人的憤怒驅使我們追打這個士兵，我沖他的身上打了一拳，我的同伴老黃（黃力平）踢了他一腳，圍追過來的人越來越多，憤怒的人們對士兵拳打腳踢，被打倒在地的士兵慘叫：“不是我呀，我沒有開槍”，這時我忽然意識到一個慘劇正在发生，但是要想阻攔更進一步的暴力已經不可能，無奈之下，我只能拉上老黃頭也不回地離開了現場，幾分鐘後，從背後的嘈雜的聲音里我判斷出，這個士兵已經斃命了。我和老黃默默流出了眼淚。
這個年輕的士兵或許正是一個坐在我們對面的“坦克人”，和所有的士兵一樣，他被強迫來到北京屠殺抗議的學生和民眾，和我們一樣，他無力阻止悲劇的发生，但他很可能因為良心的驅使拒絕開槍殺人而做了逃兵。果真如此，他就是我所知的最偉大的逃兵，是一個真正的英雄。但在那場悲劇中，憤怒和不理智讓我以他為敵，給了他一拳，這有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罪過，我不敢想象他死去時的痛苦，那一刻他想的是什麽、、、？“千萬顆頭顱／千萬只腳步／參與了生活／千萬顆頭顱／千萬只腳步／參與了我的誕生／千萬顆頭顱／像星球大爆炸／一哄而散／千萬只腳步／漸行漸遠／、、、啊 我的至親”（摘自“非典六月”）。
我在“非典六月”中說：“每一次／我的詩都擋不住淚水／发作的眼睛和更发作的心臟／都是痛， 不是病／甚至不是悲憫／我， 不是局外人”，我們這些局中人這些年來一直活在這鮮紅的歷史傷口中心。傷痛來自於失散，與靈魂中的至親的失散。我們要尋找，尋找坦克人王維林，尋找他對面的坦克人，尋找一九八九年我們的兄弟和我們兄弟對面的坦克人。我也期待有朝一日能夠找到那位年輕士兵的家人，我必須向我當年對面的坦克人表達我刻骨銘心的敬意、哀悼和愧疚！
《中美國》是一部藝術水準很高的舞台劇，兩年來已在英美多地演出，更多的演出還在計劃和進行中，這會使人們重新關註被南希·裴洛西稱為“20世紀最持久的形象”的坦克人，正如《時代》周刊所表達那樣，照片中的坦克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他們相對存在：一個站在坦克前手無寸鐵，一個坐在坦克里武裝到牙齒，但是他們成就了一對可歌可泣的英雄傳說。我們必須尋找這兩個坦克人的下落，故事沒有終結，歷史也沒有終結。
2015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