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或許是我們最後的反思機會（繁體版）

2020 年 2 月 4 日

作者：Fregata

誰都沒有想到，2020年會以這樣的方式開始。突如其來的2019-nCoV疫情，迅速席捲了華夏大地，也再次大規模的掀起了人民對於中共的治理能力的質疑。

對於疫情過程中出現的誇張的，超乎想像的，魔幻現實主義也無法描繪的種種，我不想再細述。結合過去的2019年的內憂外患——比如30年最低的經濟增速、新疆和西藏慘無人道的民族政策、貿易戰的決策失誤等等，可以說，中共當前的治理模式，已被證明徹底失敗。

而這些內憂外患，正是任期無限，核心加身的“人民領袖”習主席領導下的諸多政策，結出的果實。在這個關口上，我想是時候梳理下習的治理邏輯，發出一點警世之言了。畢竟，宣傳機器的轟鳴聲，馬上又會蓋過一切異議。人民也會迅速失憶，回到黨和國家的光輝敘事中。

重回運動式治國

傾向於用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對政府、官員和群眾加以調動和塑造，而不是訴諸于穩定明晰的建制機構，一直是許多共產主義政權尤其是中共的典型特徵之一。這種特徵從中共建黨初期就已經非常明顯。即便在紅軍遭遇重大挫折時，其內部以政治運動為載體的權力鬥爭也少有停頓。按照傑出史學家高華的理解，毛澤東正是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逐漸掌握了一整套的發動群眾、搶奪話語權、排除異己、樹立威信的手段^①。在建國後，他更將這種政治風格帶入對整個國家的治理中。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既給毛帶了巨大的成就和威望，更造成了罄竹難書的人道主義災難。

在習近平任內，我們看到這種早應被拋棄的治理風格逐漸回潮。他發動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運動，夾帶著形形色色的政治口號。他有可能寄望像毛一樣在這種大規模的動員中獲得聲望和地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做到了。在這裡，我想粗略描述下三場典型的運動，並引出一些適當的結論。

習任內最成功，最受群眾歡迎的運動當屬史無前例的反腐運動。這也是習在其第一個任期內建立政治資本的最重要手段。據維琪百科的資料，十八大以來被公開查處者中包含1名正國級、6名副國級、2名軍委委員級、27名正部級、數百名副部級^②。這場雷厲風行的反腐運動，至少在其前中期改善了中共官員表面上的吏治情況，極大的減少了官員們肆無忌憚、吃相難看的公開斂財行為和形形色色的三公消費。但這種運動毫無疑問是治標不治本的。它並不能肅清貪腐的根源問題。時至今日，中共從高層到基層，貪腐依然是普遍現象。人們不是通過是否貪腐，而是通過貪腐的數額與職位等級去評判一個官僚是否清廉。我甚至懷疑習根本沒有動力去解決貪腐的根源問題。一是根源問題關乎政治體制，二是正因為貪腐的普遍，官員們才有把柄，才會對習有所畏懼。

另一場同樣聲勢浩大的精准扶貧運動，則更帶有毛時代大規模動員和政治命令壓倒一切的痕跡。這場運動涉及全國範圍內的貧困人口，相信對於改善他們的收入水準有所助益。但其成果與運動過程中僵化的形式主義、巨大的人力和資源的耗費相比是否合理則頗值得商榷。我曾在雲南邊疆親眼見到政府為少數民族貧困人口修建的鐵皮房，在剛建好沒幾天後，因上層領導認為不合格而推倒重建。一位元貧困地區的政府人員告訴我，科室內2/3的成員都被下派到鄉村進行入戶扶貧，不許返城，還被勒令強制購買當地貧困戶的農產品。這在當地的各個政府部門是普遍情況。這既印證了當前政治系統命令壓倒一切的僵化模式，也反映出基層公務系統的冗餘和低效。來自端傳媒的三篇調查報告^③，更明確的暴露了這場運動的諸多問題：大範圍的不合理的政治動員，不僅基層官員，甚至連教師、商人都被要求參與到扶貧運動中；不是基於經濟原則，而是基於政治要求進行扶貧。很多扶貧的商業模式缺乏可持續性，甚至給貧困戶造成損失；下派公務員與貧困人口之間的普遍矛盾。前者認為後者不知感恩，貪得無厭。後者認為前者瞧不起自己，認為他們的幫助理所當然，甚至欲求不滿，想榨出更多的油水。

自2018年1月開始，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是對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歷次“嚴打”的延續。自1983年，鄧小平發動第一次嚴打以來，每隔10年左右，中共就會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清掃運動。鄧的第一次嚴打，無論規模和經歷的時間都遠非後來的歷次嚴打可比。這次運動後來也遭到了嚴重的質疑，其中很多事例現在看來近乎荒誕。知名的如馬燕秦因舉辦家庭舞會被槍決、影星遲志強因跳貼面舞被判刑監禁4年等等。其中慣用的將犯罪分子遊街示眾、公開審判的做法，甚至直到2010年嚴打期間仍有後繼。

單從時間和規模上看，習近平所發動的“掃黑除惡”已經遠超分別於1996、2001、2010年發起的三次嚴打運動，僅次於第一次嚴打。但更重要的還在於目的和背景的不同。一方面，習強調“掃黑除惡”與反腐運動的聯繫——“把掃黑除惡同反腐"拍蠅"相結合”；另一方面在實際操作中也強調要打掉各地的“保護傘”，將“掃黑”和“打傘”相結合^④。這意味著不僅要對官方系統外的權力空間進行清掃，而且要針對與這些隱形勢力相聯繫的基層官員。其本質是要清掃那些阻礙國家機器在基層運轉的人情關係和山頭勢力。

這三場運動分別針對三種社會群體和對象。反腐運動清洗和威懾官員、黨員群體，扶貧運動將社會邊緣的貧困人口納入管制，同時增加對基層公務人員的動員能力；掃黑除惡清洗建制外自發生長起來的社會權力和自組織系統，同時整肅基層官員系統裡的人情關係網絡。這些運動不僅僅出於經濟或社會矛盾方面的考量，它們也是權力觸手的試探與強化，是國家機器對於動員每個社會角落裡的基層力量的預演，以及將更多資源和個體納入管控的嘗試。

這種運動式治理，依靠嚴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命令提供推動力，並且在政治動員中強化權力架構本身。這也意味著它必然是形式主義的，因為它依賴單調的、形式化的政治口號和績效考核；它也必然是一種粗糙的治理，無法實現精細化的管理。因為政治口號一旦追求精細化、專業化、科學化，它實際上就已經不再是政治口號，也喪失了單一的推動力；當然，更重要還在於，這種治理不可能是人道的。在這種運動中，國家意志和政治風潮總是壓倒個體命運和自由空間。它不可能學會尊重個體價值，更不可能給出人道主義式的關懷。

重新塑造“中華民族”

這種非人道，在新疆和西藏得到了精確的演繹。習近平的“中國夢”需要一個做夢的主體，這個主體首先是說漢語寫漢字，自認為中華文化傳人的漢族人。而對那些不願意加入“中華民族”，不願意放棄自己文化，不願意做“中國夢”的異族人，該怎麼辦呢？習近平給出了答案——拘禁他們的肉體，監視他們的行為，改造他們的思想，把他們變成政權可以接受的人。

發生在新疆的古拉格式誇張災難，西方媒體已經大量報導，我不想再重複。讓人驚訝的是，自2016年8月29日陳全國主政新疆，已經過去三年多，而大陸的多數民眾對新疆的真實情況幾乎一無所知。那些獲知一些真實消息的人，有的自覺地為這種政策辯護，有的則緘口不言，麻木不仁。中國網友能意識到湖北人因為2019-nCoV被區別對待不人道當然值得肯定，但維族人所遭受的，卻似乎是理所當然。原來所謂“中國夢”，竟然包含著民族等級制度。原來我們可以一邊區別對待別人，一邊卻要求世界各國平等對待我們？

中共為新疆政策辯護的最大理由，來源於一句“近3年來，新疆沒有再發生任何一起新的暴恐案件”^⑤。一個層層監控，經濟凋敝，民眾四散逃避，完全員警社會的新疆，不發生重大安全事件，竟然還是一種值得表揚的成就。而更讓人擔憂的問題是新疆不可能永遠維持員警社會的現狀，政治高壓作為動力的國家機器也不可能永遠轟鳴。屆時，新疆會面臨怎樣的狀況，無人可知。

相似的民族改造運動也在西藏上演。日本NHK的紀錄片《改善與信仰——西藏三年巨變的記錄》^⑥記錄了藏傳佛教聖地——五明佛學院，如何迅速的被改造成旅遊景區。近萬名僧人被驅逐，流散四方；觀景台和酒店拔地而起；傳統的天葬聖地，成了遊客們觀賞禿鷲的景區。

對於新疆和西藏的民族改造政策並非孤例。全國範圍內的少數民族地區普遍開始從小學實行寄宿制。孩子們脫離了他們的原生文化懷抱，轉而被國家教育體制塑造。在學會了漢語和愛党愛國後，逐漸對本民族文化產生疏離甚至鄙夷，進而成為被體制同化的個體。沒有人關心這些孩子在精神上發生了什麼，以及他們以後如何獲得內在平衡，如何看待自己被國家機器改造的一生。

從更大的範圍上講，今天的少數民族同化改造政策，不過是中共浩大的人民改造工程中的一環。他們與當初毛澤東進行的天翻地覆的人民改造運動有著相同的極權主義邏輯——人民必須虔誠的支持政權，如果不能，則必須被改造。如果不能被改造，則應予以消滅，至少也要使其噤聲。

維穩——黨內的政治正確

中共在新疆製造如此誇張的人道主義災難，耗費巨額的經費和人力物力，僅僅是為了維穩。這強烈的反應了在習任期內所發生的政府治理目標的轉向。

在胡溫時期，對於官員政績的評估基本停留在唯GDP主義。這種不計後果的單一經濟指標當然有諸多問題，並且遭到了各種批判。習近平上任後，為了安插親信，樹立權威，這種考核標準實際上被置換成了“政治忠誠”，其強調的是對党的忠誠，更確切的說是對習近平的個人忠誠。蔡奇、趙樂際、陳敏爾等一大批官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上前臺。相反，反應遲鈍的山西官場則被掀了個底朝天。在習坐穩大位後，一方面繼續強調政治忠誠，另一方面，維穩，也就是在任內不出大亂子，成為官員們最大的政治正確。

在全國的輿論環境被充分控制的情況下，官員們實際上喪失了改進治理能力的動力。畢竟維穩，只需要通過刪帖、封禁、輿論引導、轉移視線等辦法就能抹除影響。實在不行，再派國寶、公安做下傳訊、威脅之類的工作就足以震懾絕大多數當事人。剩下那幾個人權律師之類的刺頭，大不了關起來。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想要有所作為，甚至可能招致不測。對於官員們，當下最大的作為，已經變成了充分執行習的政治意志。

不僅體制的變革不再可能，許多原本不涉及體制問題的普通商業糾紛或者社會矛盾，也被當做不穩定因素攔截。結果是，維穩系統甚至成了社會病灶的保護傘。

我們可以隨意舉出一長串的案例：形形色色的食品安全問題，一次又一次的疫苗問題，一次又一次的醫鬧乃至殺醫，校園裡上演了多少遍的毒跑道、毒教室……這些類似的問題一遍又一遍在社交平臺上上演，又一遍遍被封禁被遺忘。這些問題原本早就該被深究到底，被充分討論，被提上改革日程。而維穩系統恰恰在壓制問題被討論的可能性，壓制改革的可能性。我們甚至可以說，維穩，就是不改革，就是倒退。

善治還是惡治

在這裡，我不打算討論政治體制的問題，僅僅想談論政權對社會的兩種治理模式。所有政權都必須解決其合法性問題，也就意味這必須回應民眾的訴求，使得人民認同其統治地位。如果一個政權，通過建立透明公開的監督體制、完善合理的組織建制和法律規則、積極快速的回應能力來回應民眾的訴求，尊重民眾權利，尊重個體的尊嚴和命運，則是一種文明的治理、善治。相反，如果政權選擇操縱媒體和輿論，打擊迫害異見分子，擴大權力觸角，增強管制能力，不是回應民眾訴求，而是通過打壓和迫害讓民眾不敢提出訴求，通過洗腦和輿論攻勢取得民眾認同，這顯然是一種惡治。

前者將公民作為基本的人來治理。公民有獲知真相，獨立思考和自主選擇的權力。更確切的說這是一種人道的治理。在後者的模式中，則根本不存在公民的概念。統治者眼中，民眾本質上不過是國家機器上的的零件，是可以操縱、管理、引導的社會要素。是統治者用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他們不配知道真相，不配享有自由，不配獨立思考。其命運應當服從國家權力的安排。在這種治理模式中，政權存在的目的是實現元首的政治意志，而非公民的個人發展。

在習的治下，官僚系統已經逐漸變成實現國家意志的工具，他們活在極度形式主義的政治話語裡，活在一套不斷自我增強的政治邏輯裡。這種邏輯要把整個國家變成一部機器，這個機器被賦予一個終極目標，叫做“中國夢”。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並不是解決人民的基本訴求，或者進行系統的社會變革，而是通過進行習所發動的一系列偉大運動，比如一路一帶、鄉村振興計畫、中國製造2025、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江經濟帶……

如果我們做一下分析，會發現，在習任內這些年，真正的結構性問題並沒有得到實質有效的推進或解決：被詬病了幾十年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被不斷質疑的社保、醫保制度，舉世矚目的高房價與相應的畸形土地財政政策，地方政府複雜的債務風險，生育率已經如此之低還依然存在的計劃生育制度……

相比處理這些棘手的問題，中共滿足於“中國夢”的宏大構想，滿足於“一帶一路”的基建輸出，滿足於在聯合國耀武揚威，滿足于“戰狼”式的民族熱情，滿足於所謂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019-nCoV——一次更大規模合法性危機的預演

對於中國的現狀，這次2019-nCoV冠狀病毒的肆虐，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觀察視窗，幾乎可以說是當前中共治理問題的展覽館。也只有災難能解構所有的宏大敘事，能揭穿所有的太平粉飾，能讓狂熱的人歸於冷靜。可以說這是習近平執政以來最好的一次反思機會，我認為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反思機會。

讓我稍微描述一下災難中已經發生的若干事件：最早發表真相的八名義士被處理，因為那是“造謠”^⑦；官員相互甩鍋，隱瞞疫情，連照本宣科都做不好^⑧；各個醫院被逼到要繞開官方，向校友會求助；春節聯歡晚會在盛世狂歡的時候，醫院走廊裡屍體無人處理，護士發佈的視頻第二天還被“闢謠”^⑨；武漢協和醫院一邊救死扶傷，一邊還要和紅十字會角力，爭取資源^⑩；熱心人不能直接給醫院捐贈，要走紅十字會的官方管道，為了避免“某些人鑽空子”^⑪；疫情要在正月十五出現拐點，因為必須“堅持党的領導”^⑫…….

這些人間悲劇，這些比後真相更加後真相的網路現實，為我們揭示了當前中共的權力疫病：

隱瞞和欺騙人民成了常態，甚至成了治國之本。

完全沒有精細管理能力，治理系統形式化、政治化。應對疫情的主要方式是封城、封路、封人，既不給民眾留出反應時間，也不考慮社會實際運轉所需要的流動性。通過粗暴的癱瘓社會來解決問題，結果製造了更多問題。

對待哪怕一點點溫馴恭良的社會自組織能力都如畏虎狼。分明自己沒有組織能力，卻要把產能統籌，把捐贈管道統籌，結果是大範圍的物資匱乏，醫生們被逼到用雨衣、垃圾袋防護。^⑬

“媒體姓黨”後，官員們免除了被曝光、被質疑的恐懼。結果是官僚系統自行其是，對社會問題或民眾訴求毫無反應，唯一還能讓他們產生應激性的是政治壓力。至於他們天天掛在嘴上的“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則根本不值一哂。

可以說這是一場中等規模的合法性危機，是一次真正意義上全面合法性危機的提前預演。

香港大學的慈繼偉（Jiwei Ci）教授認為中共正在耗盡其合法性來源，並將在未來若干年迎來更大規模的合法性危機，習近平握有越大的權威，就會對他的繼任者造成越大的阻礙^⑭；獨立學者榮劍先生認為習近平破壞了鄧小平留下的任期制和隔代指定的政治遺產，中共將會重新面臨毛澤東時代的接班人困境。^⑮

在我看來，極權主義式國家機器，必須依靠政治高壓推動。這種不斷自我增強的政治高壓只會使官僚系統，進一步使整個國民活在癔病式的光輝敘事中，活在形式化的政治話語中。這種高壓，這種政治癔病必須有一個出口，在毛時代，是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式的建設狂潮，是“人民”和“敵人”間你死我活、永無休止的政治鬥爭。在今天，是新疆的員警社會和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是互聯網上對“八千”、“公知”、“廢青”的“粉紅狂潮”式網暴。

極權主義從來不懼怕外部對抗。極權主義的癥結在於，它的內在動力結構總是使它失控，進而造成慘絕人寰的人道主義災難。這種災難將肅清它的合法性基礎。如果這次災難不能讓我們抓住變革的機會，如果政府繼續在惡治的軌道上沉淪，我們還會有下一次反思機會嗎？下一次是什麼時候？是習近平壽終正寢時，還是等更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發生時？

附錄：

①《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高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②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

③這三篇報導連結如下：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217-mainland-poverty-reduction-programs-officials/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216-mainland-poverty-reduction-programs-a-viilage/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216-opinion-poverty-reduction-programs/

④http://www.gov.cn/zhengce/2018-01/30/content_5262021.htm

⑤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469030

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X-upXT7agY

⑦http://www.caixin.com/2020-02-01/101510170.html

⑧http://shangshanruoshui.blog.caixin.com/archives/22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