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5 | 東京的第三場奧運夢

2021 年 8 月 25 日

今天想推薦的，是走走的好朋友看東京奧運時寫下的好文——原來這是東京第三次與奧運結下的緣分，放在百年時空裡，這一次跟前兩次的日本與世界，有什麼不同？

作者：易寒星
（原文發佈於2021年7月26日）

2021年七月，在延遲了一年後，命運多舛的2020東京奧運在疫情與爭議聲中登場。

與其他奧運相同，主辦國費盡巧思的開幕式，往往是世人矚目的焦點。但在開幕前一刻，被疫情封存一年的聖火抵達東京都廳時，最後一棒的中村勘九郎與場外演奏的ZARD《不要放棄》，或許更能顯影出這場2020東京奧運的歷史容顏。

中村勘九郎，日本知名歌舞伎町與影視演員，於東京奧運主題大河劇《韋駄天：東京奧運故事》中，飾演日本第一位參與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的馬拉松選手，金栗四三。而《不要放棄》發表於1993年，曾被視為日本迎戰90年代泡沫經濟的最佳應援曲。他們的組合，串連起了東京過去百年間曾主辦、或差點主辦的三場奧運。

嚴格說起來，東京其實只舉辦過兩場奧運，一次在1964年，一次是本屆：2020/2021年。此前還曾有一次，1940年原本要在東京舉辦的奧運會，因為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以及日本侵略者，遭到各國抵制，當代日本的「奧林匹克」之夢得而復失。這一切都要從金栗四三的恩師、領他進入奧運會場的嘉納治五郎說起。

日本奧運之父嘉納治五郎，與他的學生魯迅

嘉納治五郎，出生於1860年，柔道這項運動的發明者、同時也是首位參與國際奧委會的亞洲人。嘉納治五郎出身關西知名的嘉納財閥家族，如今日本料理店中常見的「菊正宗」清酒即是其家族名下的產業之一。

在嘉納治五郎出生的七年前，1853年，日本正經歷了「黑船事件」，一步步進入列強叩關、受迫簽下不平等條約的時期，也為維繫長達四百餘年的幕府年代敲響了喪鐘。然而，一個時代的結束，並非瞬間換幕，而是一段漫長的過程。自黑船事件到1868年明治維新正史開始，有長達十五年的幕末動盪時期。嘉納治五郎出生的那一年，即發生了知明「櫻田門外之變」，主張日本「開國」的彥根藩主井伊直弼，因政見、黨爭與執政風格等諸多原因，遭激進「尊王攘夷」派刺殺，當場慘死，揭開了幕末暗殺政治的序幕，也被認為是間接開啟了明治維新的時代的關鍵事件。

嘉納治五郎便是生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是告別幕府時代、迎向「明治維新」的一輩人物。自「櫻田門外之變」後，政事諸多變幻，但日本受迫「開國」、告別傳統武士時代，已經是無法阻擋的趨勢。

成長後的嘉納治五郎，於1877年就讀東京大學，主修的是「現代科目」哲學，畢業後，嘉納治五郎亦從事「現代教育」工作。於1893年，甲午戰爭的前一年，升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在擔任校長任內，嘉納治五郎自學生中挖掘了日本第一位奧運選手金栗四三、帶著他與另外一位選手三島彌彥一路跑進了斯德哥爾摩奧運，成為日本人參與奧林匹克的先聲，這故事正是大河劇目《韋駄天：東京奧運故事》的重要主幹。

不過，少有人知的是，嘉納治五郎的學生中，除了這位日本馬拉松之父金栗四三，另有後來享譽世界的中國作家魯迅——當時他的身分姓名，還是「清朝南洋派遣礦務學生、周樹人」。

將金栗四三與魯迅作為同時代人並置觀看，才能真正「第一次東京/日本奧運」對二十世紀亞洲的百年意義。

從亦樂書院到宏文學院

在嘉納治五郎接任校長的第二年、西元1894年，中日發生了甲午戰爭。這次的戰爭，被後世視為清末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國力總對決，結果亦無懸念，是由日方勝出。

於戰爭落幕（1895）的隔年，戰敗的清朝政府即派遣13名學生赴日留學。在名臣張之洞1989年寫下的〈勸學篇〉可窺當時的思路：推行「中體西用論」的教育改革，必須推廣現代教育、開設新式學堂，故有派遣留學生赴日的必要性。

彼時，中國駐外公使委託西園寺文相執行留學生教育，西園寺則將這一任務交付給身為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可說總管全國教育任務的嘉納治五郎。嘉納治五郎四處奔走，覓地成立「亦樂書院」，1902年，書院應清國政府要求，必須收容更多留學生，進一步擴大、開設「宏（弘）文學院」，即是魯迅後來的求學之所。

嘉納治五郎當時又是什麼樣的心態？1902年，一場校長嘉納治五郎與中國留學生楊度的辯論，可窺一二。

根據學者北岡正子的考據，這場辯論的主題是：「究竟何種教育才可以救中國？」留學生楊度稱，應「以騷動（革命）帶動文明進步、保障國民生存」，而師長嘉納治五郎則主張「漸進改革」、以教育促進國民水準提升。楊度後來返回中國，投身公車上書運動、在民國時期發起「籌安會」，貫徹他激進革命的主張。

在辯論當時，兩人並沒有說服彼此，但他們都同意一點：當時的世界，是白種人與黃種人的競爭場所，中國的危機，同時也是包含日本在內的黃種人危機。雙方在這點共識上，結束了當天激烈的爭論。

作為明治維新之子，嘉納治五郎的教育思想可說是環繞著「白種人 vs 黃種人」的世界局勢開展，如何在這全新的時代中，教育出新世代的日本人、乃至中國人。其中，文科的教育固不可少，體育活動中所展現的身體與生命哲學，才是他為黃種人所找到的雙全之法。無論是從他奔走推動日本加入「和平與友誼的奧林匹克」；或者在他創辦柔道運動時，提倡「精力善用（即「以柔克剛」）、自他共榮」的信念，都可以看見呼應。

然而，日本而後由明治維新走向軍國主義，如嘉納治五郎這般講求漸進改革，盼望以紮實的國民教育改變日本、中國，並期待世界青年以體育和平交流、建立友誼的路線，終究一步步被戰爭的力量所吞噬。

1940年：胎死腹中的奧運夢

嘉納治五郎的奧運夢想，起初並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

1909年，應現代奧運會創始人顧拜旦邀請，嘉納治五郎當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在當時，奧運會的面貌與今日大不相同，並非一個充滿了頂尖選手競技與商機的國際慶典，而是為了「弘揚奧林匹克運動精神與增進各國運動員之間的友好交流」所舉辦的，甚至鼓勵業餘選手參賽。這讓嘉納治五郎難以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募款也相當困難，初期是由三菱、三井等財閥資助，才得以起步。

1920年的比利時安特衛普奧運，嘉納治五郎（前排中）與日本選手合影。（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不過，到了1928年，情勢開始有了變化。該屆阿姆斯特丹奧運會，日本打破零的記錄，由織田干雄在三級跳項目跳出15.21米成績，不但獲得日本歷史上首面奧運金牌，也打破當時的奧運紀錄，其餘項目也開張，日本最終抱走2金2銀1銅五面獎牌。

這對於自19世紀末開始，便處於不平等條約、受迫於英美強國的日本國民來說，不啻於一個奇蹟。當時也正是收音機普及的年代，日本的國民第一次品嚐在國際賽場上勝利的滋味：聽到遠方傳來自家選手奪冠消息，那種混雜著愛國心、榮譽感與純粹為了體育活動而興奮的感覺，感染了日本的每一個角落。

自此，「申辦奧運」也開始成為日本政府的重要議程。

1931年10月28日，東京市議會全票通過「關於舉辦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建議」，並將主會場定於今日的東京都世田谷區一帶，同時計劃將明治神宮外苑周邊地區擴建，成為賽事場館。但也正是在同一年，日本於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東京第一次準備迎接奧運會的旅途，竟悲哀地與邁向戰爭的節奏同步。

在嘉納治五郎的奔走下，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前夕，東京打敗羅馬等多個強敵，申辦1940年奧運會成功。日本民眾首次體驗到「奧運熱」，也大大提升了民族自尊心。連身在當時的殖民地台灣、第一位以台灣人身分入選日本代表隊的選手張星賢，也曾提過這樣一段往事：

「這裡（丹麥哥本哈根，日本代表隊於柏林賽後赴當地友誼賽）沒有日本人...導遊頻頻說明在日本並不覺得稀奇的東西，還問我們：『日本有這個東西嗎？』也未免對日本太認識不足了。所以我跟他說：『你下次來東京奧運的話，一定很意外，會讓你跌破眼鏡的。』」這應當也是當時日本人首次申奧成功後，相當經典的一種大眾精神側面。

然而，隔年，日本於中國北平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世界各國出現抵制東京奧運的聲浪。嘉納治五郎全力前往開羅進行國際遊說，一度保住東京的奧運舉辦權，他本人卻病死於返國的輪船上。嘉納去世後不久，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停辦奧運。包括金栗四三在內的第一代奧運名將，多數在此斷送選手生涯。

1964年：「已經不再是戰後了！」

24年之後，日本已歷經大戰、原爆、戰敗與戰後美軍佔領。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不僅是彌補1940年未竟的志業，更是日本正式向戰爭告別的方式。此處的告別有兩重意義：一是國內經濟已經完成建設與復甦，二是日本承諾將成為一個遵守奧林匹克精神的和平國家。

在當時，「已不再是戰後了！」一語，伴隨著奧運賽事的來臨，成為當年的流行語。儘管國內右翼主戰的聲浪與行動始終沒有真正斷絕，但東京都內，堂皇的奧運場館、高速公路與前往各地的高速列車一一建起，民眾甚至已經可以為了看奧運會而購買電視機，享受人類史上第一次透過衛星轉播實時觀看奧運選手身影的樂趣。

1964年的聖火，自沖繩開始傳遞。微妙的是，當年的沖繩，其時仍處於美軍佔領的時期，嚴格說來並非日本國土。然而透過聖火傳遞的儀式，似乎也註定了70年代該地主權歸於日本、並無沖繩人可以自主商討的結局。聖火抵達東京的那一天，由早稻田大學學生坂井義則負責點燃聖火台的火焰。坂井的出生日是1945年8月6日，正是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那一日。1964年東京奧運所背負的「告別戰後」使命，於此一幕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作家三島由紀夫在觀看這場開幕儀式後，寫作了《結合東洋與西洋之火》一文記錄當日看見聖火的感受。嘉納治五郎的「黃種人」與「白種人」的焦慮，自此已經由熊熊聖火化為「東洋與西洋結合」的化身。在那一刻，不僅僅是三島由紀夫，恐怕是日本與世界觀眾都相信，人類終能在奧林匹克的五環精神下，告別戰爭，走上和平與繁榮之路。

諷刺的是，當廣島原爆日出生的坂井義則於東京點燃聖火時，距離會場約220公里左右的福島，下一輪的核能事故悲劇，正在悄悄積累。這一次，不是由美軍的軍機所頭放，而是由作為進步與和平的戰後日本體制所親手搭建。

1964年12月1日，東京電力於福島縣雙葉郡大熊町設立「福島調査所」，福島核電廠工程正式啟動。在核能尚未受到深刻反思的上世紀60年代，核電廠是推動東京乃至於全日本繁榮的重要動力，開啟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年代。於2020東京奧運開幕式上，主辦單位特別強調的「動漫」元素，即是這段黃金時期的產物，直到90年代進入泡沫經濟期為止。

在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場外，播放的《不要放棄》，也是那個年代的產物。黃金年代的餘溫猶在，ZARD樂團主唱坂井泉水原本想填一首給戀人打氣的輕快愛情歌詞：「不要認輸 / 只差最後一點了 / 請堅持一直跑至終點吧 / 不管分隔有多遠 / 我的心會和你一起 / 追趕著那遙遠的夢想」，未料卻成為泡沫經濟中的最佳應援歌曲，也成為日本歷次震災後、各級體育賽事最熱門的加油歌之一。

2020 / 2021年：告別福島核災

時序來到2020年，命運多舛的東京奧運聖火，這次改由2011年311大地震核災區福島楢葉町足球場起跑，讓「福島聖火」成為點燃東京奧運為標誌。日本希望藉此向世界宣示，自己已經告別核災、重新出發，儼然是1964年「廣島嬰兒」坂井義則點燃聖火的復刻版。雖然，災區居民有超過七成的比例並不領情這樣的安排，認為日本政府不過是藉此粉飾太平，但仍未改變主辦單位的安排。

不過，自2019年開始爆發的新冠疫情，讓日本這「再次向原子事故告別」的宏願，整整延遲了一年。

病毒不但打亂了日本政府以奧運聖火告別福島核災陰霾的願望，也讓前首相安倍晉三向趁著「奧運機遇」推動「自衛隊入憲」野望必須暫時擱置。

2017年5月3日，日本的憲法紀念日當天，時任首相的安倍晉三突然針對修憲議題表示，「當前修憲的第一要務，是在2020年將自衛隊加入日本憲法第九條的和平條文當中」，被認為是讓自衛隊擺脫戰後和平憲法的「束縛」、進一步「軍隊化」的先聲。當被詢問為何推動此一措施時，安倍的其中一個回答，便是「2020是奧運年」，欲以此開啟新日本機遇云云。對於日本的和平運動者來說，這不啻是安倍晉三藉著奧運擴張自衛隊軍事行動邊界的行動，令人警惕。但世事難料，2020年日本疫情爆發，安倍以身體健康為由匆促下台，換上菅義偉與德仁天皇並肩出席東奧開幕式。

若東京奧運準時在2020年發生，這一切是否有所不同？已經無人可以知曉。

沒人會想到，東京與奧運會的第三次緣分，會以這樣的方式揭開序幕。在疫情肆虐、全球數百萬人過世的低迷氣氛下，原本欲展示日本動漫實力的諸多表演節目，也收斂以悼亡致哀、含蓄樸素為主調。

如今，世人已經不需要如嘉納治五郎或三島由紀夫一般，區分黃種人與白種人，區分東洋與西洋，對於當代青年來說，他們的融合已經是再自然不過的現象。但這又並不意味著文明與文明之間，真已活在奧林匹克所夢想的「和平與友誼」的世界。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原爆與核災之間，1940年未完成的東京奧運，依然遺留給2021年東京奧運無數的矛盾與掙扎；正如1964年的如此強烈希望「告別原爆」的東京，竟同時在福島埋下新一輪的核災引信一般。

以《不要放棄》一曲迎接聖火的東京，究竟真正不會放棄的是什麼呢？但願最後不被放棄的，是自嘉納治五郎以來的百年和平之夢，而不是，那欲藉奧運機遇而起的自衛隊入憲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