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重审头巾法案，“颜色革命”胜利了吗?
11月21日，伊朗国家队在世界杯上拒唱国歌，将多月示威的情境带入了足球赛场，事件根源则要回到2个月前的一起悲剧。
9月13日，伊朗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与家人至德黑兰旅游时，因“配戴头巾不当”而遭道德警察（又称宗教警察）带走拘留，并在拘留期间昏迷送医，最后于16日被医院宣告死亡。
据伊朗官方说法，阿米尼是因“心脏病发”陷入昏迷，但愤怒的民间舆情无法接受，一来据收治阿米尼的医院透露，其在到院时已是脑死状态；二来阿米尼家人指出，阿米尼的头部与腿部皆有瘀伤，极可能是拘留时遭警察毒打所致。
几日之后，“阿米尼死于警察暴力”之说开始发酵，其故乡库尔德斯坦省首先爆发街头示威，此后包括德黑兰、设拉子、伊斯法罕等大城接续沦陷，民众诉求包括公布真相、起诉凶手、取消强制女性戴头巾的法令、解散道德警察等；此后示威规模一再上升，群众喊出了推翻神权政府的口号，包括享誉国际的伊朗女星阿里多斯蒂（Taraneh Alidoosti）等多位名人皆表态支持示威者，正如此次世界杯上拒唱国歌的伊朗代表队般，使得神权政府脸上无光。
而伊朗官方虽不惜重演2019年示威时的大动作，包括镇压民众、中断互联网服务、大规模起诉示威者、指称骚乱背后是美国与以色列煽动等，却依旧难平街头怒火。
截至今日，阿米尼之死衍生的示威已蔓延两月有余，神权政府不得不考虑让步以平民怨：12月2日伊朗总检察官蒙塔泽里（Mohammad Jafar Montazeri）表示，将检讨强制女性戴头巾的法律；12月4日伊朗媒体称，蒙塔泽里在会议上表示“道德警察与司法无关，已被其创办机构废除”，被外界认为宣告解散道德警察部门；不过很快这一说法又被否认。
如此动作在同属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舆论场引发回响。虽有部分网友认为伊朗正在发生“波斯之春”，背后推手是美国等境外势力，但多数评论对神权政府的让步拍手叫好，称不该以法律强制规范妇女衣着，甚至有部分评论出于宗派对立情绪，期望“邪恶什叶政权”垮台。
上述舆情交织，折射了此次伊朗示威的复杂性。就事件导火线而言，民众对道德警察、头巾规范的普遍厌恶，暴露出神权政府的民意基础流失，尤其是在1979年后出生的一代群体中；就事件引发的政治效应而言，“颜色革命”的阴影挥之不去，短期内虽没有促成政权垮台的可能，却也将迫使神权政府自我调整。
神权政府正在失去一代人
首先，“阿米尼之死”作为事件导火线，反映了1979年以降的伊朗民情流变。
1978年1月，伊朗爆发大规模反君主制示威，教士阶层、左翼、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推翻政权”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迫使国王巴列维在1979年流亡开罗。然而同年2月，什叶派教士霍梅尼自巴黎归国，革命成果迅速被伊斯兰势力袭夺，霍梅尼虽坚称“只作为导师提供建议”、“不会在新政府中扮演任何政治角色”，却凭借自身宗教威望与民间支持，开始将左翼与其余反对势力逼出政坛，确立了伊朗走向“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方向。
随之而来的，便是其对伊朗社会的大规模文化改造，妇女服饰规范自是重点之一。1979年革命后，伊朗政府先是要求女性公务员须在工作场所佩戴头巾，又于1981年颁布新法，规定妇女须在所有公共场所佩戴头巾，并在1983年推出此一法规的“伊斯兰式惩罚”：未戴头巾的妇女将被判处鞭刑74下。
然而神权政府内部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例如霍梅尼曾经的接班人蒙塔泽里，便在获得接班资格后建议调整政府路线，包括放宽对女性的相关限制、解除党禁、停止处决政治犯等，然其主张彻底激怒了霍梅尼，后者为此解除其接班资格，甚至修宪以扶持资格不符、但忠于伊斯兰革命理念的哈梅内伊。只是哈梅内伊在1989年接任最高领袖后，依旧面临伊斯兰革命行向何方的问题。
从政治现实来说，由于哈梅内伊缺乏霍梅尼的宗教威望与政治资历，导致其身为最高领袖的实质权力在接班之初大幅萎缩，立场相对温和务实的拉夫桑贾尼遂在当选总统后调整霍梅尼留下的宗教路线，取消了电台与电视仅能播放军事与宗教音乐的禁令，更于日后培植同为温和派的鲁哈尼，后者于2013年起担任伊朗总统长达8年，并在任内与美国签署伊朗核协议，短暂缓和了美伊对峙。
不过鲁哈尼上任时，哈梅内伊已褪去接班之初的青涩，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拥护下，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领袖，故鲁哈尼虽可在部分政治议题上实践想法，面对宗教事务却不得不向哈梅内伊低头。
以妇女服饰议题为例，伊朗在2005年成立道德警察，广泛取缔“配戴头巾不合规”的妇女。鲁哈尼曾对此事表示批评，但没有办法废除其存在。
在上述路线之争外，伊朗的民意也开始发生变化，这背后既有难止的世俗化趋势，更受阶级与经济因素驱动。
首先是世俗化力道。以头巾为例，拉夫桑贾尼掌权后，伊朗妇女的头巾规范便逐步放松：虽仍须佩戴头巾，却可被默许露出发丝，也未必要穿着革命年代的黑色斗篷（Chador）。
2005年道德警察成立后，妇女开始暴露在被取缔的风险中，却没有发生黑色斗篷大幅回潮的现象，以2014年的伊朗内政部数据为例，该年仍有22万名妇女被取缔、签署承诺戴好头巾的声明，有19,000人收到了“遮好头发的警告”，有9,000人被拘留，暴力取缔更是偶有发生。如此可观数据，揭示“服仪违法”已是伊朗女性的某种生活日常。
笔者在2016年前往伊朗时亦观察到，在相对农村的区域，确实还有许多妇女穿着黑色斗篷，且未露出发丝；但在伊斯法罕、德黑兰等大城中，年轻一代的城市中产已多用彩色头巾，包得松垮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且几乎不避讳露出头发，刘海是最普遍区域，发尾则带有挑战禁忌的意味。
当时，一位当地男青年便如此向笔者介绍这代伊朗城市妇女衣着，“头巾只是绑在头上的布，不是遮掩头发的枷锁”。
受世俗化力道影响的议题不仅是头巾。总部位于荷兰的伊朗态度分析和衡量小组（GAMAAN）2020年调查报告显示，在其50,000多名受访者中（其中90%的人居住在伊朗），有68%的人同意政教分离，认为宗教教规不该用法律强制执行；有72%的人反对以法律强制女性佩戴头巾；有43%的人表示任何宗教都不应该有在公共场合传教的权利；虽说伊朗禁酒，但有35%的人偶尔或经常饮酒。
此外，在经济与阶级议题上，神权政府引发的对立与仇恨同样不可小觑。或许在全球反西方舆论场看来，伊朗带有某种反帝的浪漫色彩，站在对抗美国霸权的前线；但就其国内现况而言，不论神权政府喊出的反帝口号多么响亮、正当，教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成为新特权阶级乃是不争事实，革命卫队尤其垄断伊朗内部诸多产业，在苦于西方制裁的底层百姓眼中，甚至将其视为吸吮民脂民膏的权贵集团，青年对此现象尤其不耐。
笔者曾在伊朗与当地年轻一代交谈时注意到，面对西方制裁重压，有很大一部分城市青年出于对宗教法规的厌恶、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对国家被孤立的悲哀，由衷憎恨“窃占1979年革命成果”的神权政府，并对“生在被全球鄙视的保守国家”一事感到自卑。
如此情结，导致这些年轻人在诸多政治议题上，不愿站在本国神权政府一方，反而视西方国家为解放者，期望能借内外齐力施压，让神权政府早日崩解。
即便面对西方制裁的赤裸恶意，他们也能自我说服，“若非宗教势力窃占革命、成为流氓政权，伊朗怎会被国际制裁？”
综观伊朗近年骚乱，不论是此次源于头巾取缔的全国示威，或是2019年11月因燃油价格暴涨而生的全境骚乱，伊朗示威群众最终都喊出了“推翻神权政府”的口号。
街头的无序怒火看似随机，其实暴露了当代伊朗政治的沉重困境：在经济困境短期难解、特权阶级明显存在、青年一代普遍厌恶宗教教条的现实下，神权体制如何前行？
而对此现象，神权政府并非毫无感知。例如伊朗前教育部长穆罕默德·巴泰（Mohammad Bathai）便在近期接受伊媒采访时表示，“教育体系的混乱造就了这代愤怒青年”，并称若不改革“教育方面弱点”，青年大规模参与反政府示威的事件将不断发生。
如此说法虽然只是提到一个层面，但体现了神权政府对青年集体疏离、甚至反宗教的担忧。与平息骚乱相比，如何挽回一代青年，是神权政府更艰难的长期挑战。
伊朗“颜色革命”困境何在
当然，从国际博弈的角度来看，伊朗民间对神权政府的离心，并非纯然独立的政治文化现象，也与伊朗身陷舆论被动有关。
长年以来，头巾、世俗化、人权等符码，皆是西方媒体用以狙击伊朗神权政府的话语支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其内部的反政府思潮。
简言之，1979年以降的伊斯兰革命话语，确实难敌西方自由主义的持续渗透，尤其是在互联网崛起的年代。
因此，有不少舆论在观察此次伊朗示威上，会倾向以“颜色革命”的框架解释一切，认为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手煽动的骚乱，意在颠覆神权政府。
但平心而论，若从长期舆论战的视角来看，这般叙事有一定合理性，毕竟西方确实乐见神权政府垮台、期望“波斯之春”发生，也确实持续通过媒体、学术的话语霸权围攻伊朗。然而，如果与乌克兰、中亚等前苏联空间发生的典型“颜色革命”事件相较，伊朗的案例并不是那么成功。
从乌克兰、格鲁吉亚甚至“阿拉伯之春”来看，“颜色革命”一般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该国必须先爆发某种形式的政治危机，使得内部反对派可以趁机发作、挑战当权派，其通常会是选举舞弊、政治议题发酵。
例如，乌克兰分别在2004年与2014年爆发两次“颜色革命”，前次源于反对派声称的选举舞弊，后者则受总统亲俄的情境触发，让反俄派有了营势空间。
第二，反对派往往会动员民众示威，使用各种非常规手段挑战当权派，其目的不一定是推翻政权或推动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必然是要实现权力的派系转移。
对反对派来说，街头暴力只是助推上述目标的手段，一旦其认为示威者不再替其利益服务、或可能破坏政权稳定，便会选择将其遣散。
例如，埃及军方在2011年政变推翻穆巴拉克政权时，便没有强力镇压街头示威者，因为这部分人代表反穆巴拉克的力量；但在2013年政变推翻穆兄会出身的总统穆尔西时，便大胆屠戮参与示威的亲穆兄会群众。
第三，外国势力支持该国反对派或街头群众，以推进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政治议程。其支持途径可分为直接与间接，直接途径包括对该国政府施以外交压力，并对反对派、街头群众提供财务与后勤支持；间接途径则包括以媒体形塑风向、通过互联网发动鼓吹、塑造不利该国当权派的全球舆论，并让示威者感觉自己受到全球舆论的关注与支持。
例如，在乌克兰两次“颜色革命”中，美国便毫不掩饰自己的直接支持与主导，不论是对反俄派政治精英，或是对街头的示威群众。
然而上述特色，在当今伊朗的示威中皆有一定程度的收缩。
首先，在反对派利用政治危机发起斗争方面，近年的伊朗已相当罕见，2009年爆发的“绿色革命”可谓典型案例，但距今也有13年之久。彼时的伊朗政坛尚有明显的路线之争，穆萨维代表的是拉夫桑贾尼、哈塔米以降的改革派路线，内贾德则代表了反西方的强硬派路线。
而在后者第一任总统任期内（2005年至2009年），伊斯兰革命卫队崛起、保守势力回潮，伊朗出现了国家军事化、“再原教旨主义化”的现象（道德警察便是在此期间成立），引发了改革派的失势焦虑。哈塔米、拉夫桑贾尼等人遂决定孤注一掷，用“自下而上的压力”，促成保守派对改革派让步。
于是，穆萨维首先以选举舞弊为由，挑战内贾德第二任期的当选资格，改革派再动员群众大量上街，要求政府重新计票、推动政治改革，包括政治民主化、禁止教士干政等。
但是从结果来看，改革派没能心想事成，内贾德依旧连任，伊朗政坛的保守化趋势难止。即便改革派的鲁哈尼在2013年成功上台，美伊关系短暂缓和，特朗普却在2018年单边退出核协议、开始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导致本就势弱的改革派受到重挫，已经没有当年拉夫桑贾尼、哈塔米时代的路线斗争本钱。
例如，面对2019年的全国示威，鲁哈尼只能跟着谴责示威者，而无法反过来要求哈梅内伊、伊斯兰革命卫队放权。
其次，在西方干涉上，"绿色革命"以降的多场伊朗示威，皆可见到西方幸灾乐祸的嘲弄与策应，但与之对乌克兰的渗透程度相比，伊朗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场域，尤其是在改革派衰弱后。
在哈塔米执政时代（1997年至2005年），伊朗确实有过一些西方NGO，然而2005年内贾德上台后，这些组织多因反美、反西方的政策风向而被迫关闭；美伊关系恶化带来的制裁枷锁，更让西方难借“援助”之名渗入伊朗政坛，更不可能复制在乌克兰培训激进组织的剧本。
而内贾德以降，美国阴谋、犹太复国主义（意指以色列）阴谋，便是伊朗保守派归罪所有反对势力、回避执政成效不佳的标准叙事，虽说民众未必信服，但这一政治正确基本上无法挑战，就连要鼓励民众为总统选举踊跃投票，宣传词都要来上一句，“你们的每一票，都是甩向美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耳光”；严格的教材审查制度，更让课堂上难以出现鼓吹世俗化、负面评价1979年革命的内容，当然教师的口头讲授不在此限。
可见在此局面下，西方要介入伊朗、煽动“颜色革命”，便只剩媒体与社交平台等互联网途径。
媒体之中最明显的，便是美国之音波斯语新闻网（Voice of America Persian News Network，VOA-PNN），其制作人马希赫·阿琳娜贾德（Masih Alinejad）自2014年起在Facebook上发起活动，邀请伊朗女性前来发布自己未戴头巾的照片，引起盛大回响；2015年起，阿琳娜贾德开始在节目上公布自己收到的伊朗内部视频，借民众之口暴露神权政府如何不得民心，导致神权政府在2019年7月公开警告，任何向阿琳娜贾德发送视频者，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
而BBC的波斯语台、总部位于海外的《伊朗电报》（Iran Wire）与《橄榄报》（Zeitoon）等，皆扮演了类似角色，即在平日里通过各式议题狙击神权政府，示威发生后再加大力道。
当然，所有这些海外反政府波斯语新闻网或社交媒体，在伊朗内部皆是被封禁的网站，不过也不代表伊朗民众完全无法看到。
2009年“绿色革命”期间，Twitter、Facebook便在组织青年示威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背后既有改革派的指挥，亦有来自西方的煽动，两股力量加乘发酵，导致该起示威在当年成为1979年以来最大反政府活动，高峰时期光是德黑兰便有300万人上街游行。这也是伊朗政府何以在镇压往后多起示威时，会选择铁腕暂停互联网服务的原因。
然而如前所述，“颜色革命”要想促成权力移转，政坛反对派的存在堪称关键。但从当今伊朗情况来看，只要改革派依旧一蹶不振、革命卫队不叛变，在西方无法直接介入的情况下，光凭当地示威便要瓦解神权政府，可谓缘木求鱼。
以2021年总统大选为例，在神权政府取消超过600位申请人参选资格、最后仅剩4人竞选的情况下，立场保守的伊朗首席大法官莱希在伊斯兰共和国史上最低投票率（48%）下当选总统。
有鉴于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亦曾在接班前担任8年总统、且已年届83岁高龄，此次大选又明显因人设事、只为确保莱希出线，“钦点”意味相当浓烈，外界普遍认为哈梅内伊有意让莱希成为下任伊朗最高领袖。
而哈梅内伊之所以做此决定，应与当年霍梅尼选择哈梅内伊的考虑类似：确保国家的伊斯兰革命路线能延续下去，避免改革派执政后过度开放，导致神权政府丧失统治正当性，步上类似苏联晚期在意识形态阵地一败涂地的后尘。换言之，是想要要封堵诸如鲁哈尼等改革派接任最高领袖的可能。
另在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方，其独立于伊朗正规军外，与哈梅内伊关系深厚，堪称神权政府亲卫队。
回顾过往，从1999年改革派报纸停刊所引发的学生示威、2009年“绿色革命”、2017年反不景气示威、2019年反燃油涨价示威，到今年“阿米尼之死”示威，伊斯兰革命卫队都站在政府一方，不计代价与毁誉来确保政权存续。只是说这般关系在哈梅内伊故去后能否持续还是未知数，但在哈梅内伊依旧在世的现实下，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可能站到示威者、乃至改革派的一方。
然而尽管神权政府的存续在一段时期内不是问题，但导致颜色革命的深层困境仍在：一代伊朗青年从意识形态深处否定了1979年以降的路线。
以头巾议题为例，莱希接任总统后，便着手对愈发宽松的妇女头巾进行矫正，宣布若女性公务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不符合伊斯兰法律”的照片，将会面临解雇；非公务员妇女在网络上发布不带头巾的照片，也将被“排除在某些社会权利外一年”。
今年8月15日，莱希更是签署新法，表示将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来识别不确实遵守头巾法的女性，可谓是要对头巾执法进一步加码。
但如今民怨冲天，伊朗宣布重审头巾法。虽然是否解散道德警察尚未可知，但若解散便退回内贾德上任前的状态；头巾法一旦在审查后废除，更意味1979年以降的霍梅尼路线受到冲击。哈梅内伊希望莱希守住的革命遗产，在当今复杂局面下，似乎面临教条化与折衷化的两难。
不过，神权政府若真为自身存续考虑，便该思考，在制裁困境短期难解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民怨，从而避免西方的见缝插针。
正如2019年示威时一位德黑兰店主感叹：“2009年的绿色革命，显示神权政府失去了中产阶级；2019年发生的事，则证明政府正在失去工人”，与各种大型治理议题相比，头巾取缔应当是小事，本不该因人命而闹出全国示威。要想压倒“颜色革命”，伊朗神权政府应更知轻重，更懂战场主次。
本文發表於2022.12.6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