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消灭“懒汉”乡村就能振兴了吗？
文｜养猪户小胡
2月25日，随着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的举行，随之而来的宣告是，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奇迹”发生的同一天，存在了34年的国务院扶贫办正式更名，新的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而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便指出，帮扶政策要从攻坚战转入常态化，对相关贫困人口进行持续帮扶和防止返贫。
一个月后的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便发出“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在主要原则部分中提到“坚持扶志扶智相结合，防止政策养懒汉和泛福利化倾向，发挥奋进致富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
“养懒汉和泛福利化”从学者呼吁、民间声音，一下子登堂入室成为了官方的指导意见。然而究竟哪些人是所谓的懒汉，哪些人致贫是因为“懒”，帮扶政策为何会出现“懒汉”，怎么样才叫做“泛福利化”等又相当的语焉不详。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的扶贫政策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拓展到了所有农村、全体农民，现有扶贫政策的内在矛盾必然将出现结构性困境并带来扶贫成效的反复，而届时“福利养懒汉”将必然成为官方到民间常用的回避实质贫困政策的说辞。
懒汉从哪里来？
所谓“福利养懒汉”之说在中国大概有两种被广为传播的“迷思”。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与欧洲福利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的简单对比，认为中国人普遍勤劳而欧洲人在福利政策下好吃懒做、坐吃山空，欧洲的民选政府被民粹主义裹挟不敢调整大众对政府的福利预期。于是乎民众进一步增大对政府依赖，工作奋斗的决心更随之被腐蚀等等。此类奉行哈耶克主义的“福利恐惧症”言论一时间甚嚣尘上，在城市人口的福利保障问题尚有得一谈，将之带入中国农村的扶贫领域便必然是生拉硬扯。
如果和欧洲国家的对比不够贴地，那么从所谓扶贫第一线带来学者、干部心声也往往令外人相信农村懒人多的说辞。“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成了媒体形容“懒人”的口头禅，贫困户心里都想着“日子过不下去有国家兜底”，甚至把农村光棍形容成不事生产，等着干部给自己介绍对象的“无赖”。似乎一切的贫穷都来自农民主观的懒惰，这套说辞尤其在城市中大有市场。然而，为什么见不到人质问为何城市人口有坐吃山空、不事生产的“御宅族”，偏偏只有农村才有懒人呢？
其实刚刚在贫病交加的过世的B站up主“墨茶”，某程度上也可能算是扶贫干部口中的懒人。因为他也整日沉迷网络、不事生产，来自大凉山的他没能通过辛勤的劳作改变命运。对于凉山的贫穷，多少冷言冷语把问题归咎于当地人的“懒”，在城里人的段子中他们是那些一边吸毒一边向扶贫工作人员说“我想要个媳妇”的无赖。这些话语轻易的将结构性不平等抹去，面对劳动保障不足和社保覆盖不到等问题视而不见，反而刻意突出个人的失败，便是本末倒置。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一般财政转移支付、区域开发和专项扶贫向扶贫地区投入了大量财政扶贫资金，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已经达到1461亿元。然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的中国政府财政扶贫实践与经验一文的统计当中，整个政策的仍然偏向基础设施投入，对具体福利事业的投入增幅却有减少。从2012年到2015年的扶贫资金投向变化可以看出，村通公路、农村电网完善及无电地区电力设施建设及其他项目的投入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农产品加工业、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清洁能源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农村中小学营养餐的投入占扶贫资金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考虑到近些年来扶贫资金的快速增长，占比情况的上升说明2012到2015年间，村通公路及电力设施的投入增长速度快于扶贫资金的增长速度，比重下降则说明相关指标的投入增长速度低于扶贫资金的增长速度。
脱贫项目应该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意愿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说过，有不少扶贫干部抱怨“老百姓难搞的很，你给他养猪，他说不要，让他脱贫他都不脱。”李小云反问：“养猪能脱贫吗？劳动力增加成本，再遇到非洲猪瘟，卖都卖不出去。”外界往往会把这种对“脱贫方案”的迟疑视为“麻木”，想当然的认为他们不想脱贫。就好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条件相对平等，引发了市场改革下千千万万农民生活的改善。不能说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懒惰，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突然就勤快了。所以说，所有涉及“三农”的政策，只有切合农村实际，符合农民意愿，才能有所成效。
李小云在调查中，看到云南勐腊县河边村里的人每天都在忙碌，早上六点就出去找猪食喂猪、砍甘蔗等等，有时甚至还会半夜去割胶。妇女到其他的村去收西瓜，需要在温棚闷热的环境下作业。河边村的妇女们下山去做零工，主人家不管饭也不管油费，她们早上五点多就得骑车下山，在大棚里干到天黑，一天挣得100元。
村人常说，“找钱太难，不会找”。他们习惯将挣来的钱称为“找来的”、“苦来的”，这一地方化的表达事实上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状态——对他们来说，挣钱是一件很难的事，需要花精力去“找”，从别人不屑于去干的工种中寻求一份工。即使是能“找到钱”，换取到了低廉的报酬，也要比寻常人付出更辛苦的劳动。
而实际上，在当下中国“产业化扶贫”的政策思路下，虽然在绝对收入上超过了国家设定的贫困线，但实际收入却仅仅能维持当下家庭生活的基本开销和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几乎没有机会和能力在这一代和下一代实现生活条件的实质性改善和阶层的跃升。在低收入的条件下，现代消费文化不断推高农户的实际支出，致使相当多农户依靠债务维持消费。现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医疗等又继续构成农户的刚性支出内容，加之农户传统的支出，使得农户陷入了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的循环贫困陷阱，返贫的阴影随时存在。
《多数派》曾经写过关于因为扶贫政策返乡再离乡的农民工大亿的故事。83年生人的大亿来自贵州铜仁，外出打工已有18年“家中资产却从没超过四位数”。2017年，在A厂重复熨烫、打包、钻图制作、查货、剪线、钉扣工作六年的他决定借着扶贫项目回乡。可是他回家后却发现并非那么美好：一没关系二没创业经验的他难以拿到政府项目资助，不得已只能加入现有的不同合作社。旅游合作社有着村内干部的势力盘踞，大亿只能打零工一样参与到农民表演队中；而油茶合作社则是由浙江老板引进的项目，大亿做的不过是原料供应者，利润归老板，风险却由他自己承担。最后，合作社连当初承诺的补贴也没有兑现。不得已，大亿再次回到A厂，他存折里的钱，“都还固执地保持在8000多元”。
其次，当产业扶贫是以牺牲贫困者（小农或城市贫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前提的市场化手段进行时，永久脱贫是不可能的。对那些被转化为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力的贫困户来说，虽然在绝对收入上超过了国家设定的贫困线，但实际收入却仅仅能维持当下家庭生活的基本开销和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几乎没有机会和能力在这一代和下一代实现生活条件的实质性改善和阶层的跃升。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个体的失败，个人的努力无疑是获得财富的必要条件，但是并非充分的条件。贫困个体责任和贫困文化论忽视了制度和结构在财富、资产、教育和机会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条件下对贫困的决定性影响。所谓泛福利化的说辞很明显会将扶贫制度的结构性问题转移到个人身上，绝非是政府解决长久以来农民贫困问题的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