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影小記：看看十年前中國的行動者

上週長途跋涉到北藝大看了兩部紀錄片，導演說，這是2020年兩岸民間社會唯一的文化交流活動，我頓時深感幸運。

翻山越嶺到影院時距離表定開播還有一分鐘，超過十排的大影院中熙熙攘攘地坐著不到20位觀眾。影院裡面很冷，人們的距離又很遠，然後電影就在無聲中開播。

兩部片子都距今7、8年了，加上影片開頭似乎還標著“樣片”之類的字眼，都算不上精緻，字幕常常出錯有些粗獷，但在時間軸上有做小設計，最終看起來很盡興。

《一個說不》講廣州城中村楊箕村被迫整村拆遷，用戶得知此事的方式是某一天出門看到樓外貼了拆遷告示，阿中知道，那就是“政府隨時可以拆”的意思了。

居民們大部分決定妥協，剩下一小部分選擇抗爭。他們曾相信法律和國家力量——女性居民敏姐曾帶著所有家當跑遍廣州法院，從沒有得到立案承諾的同時被以污言穢語對待，第二日從自家樓下一躍而下。

無果。一年後仍在斷水斷電、四面漆黑的房間裡堅守著的阿中證明了之前一年所有努力的無果。然而仍然只有他和不遠處的一家在承受所有代價：地產公司僱傭黑社會小混混在凌晨時騷擾、破口大罵、用亂石砸窗戶，永遠在小混混砸完就例行到來轉兩圈的警車……

而家庭是暖色系的，孩子也是。兒子郎朗最大的樂趣是拿家裡的卡片機拍那些散亂在地上的破碎物、雜亂和光影，有時會和姐姐把不知哪來的小鴨放進龐大廢墟裡的某一處淺淺的水灘，用竹棍和爸爸在家裡面無法無天地打架，如果在天黑前做不完作業就要借蠟燭來完成。後來，家裡碎掉的東西越來越多，家裡越來越亂，小鴨不知道走去哪裡，竹棍也被爸爸綁上油罐做成武器，準備在敵人攻進家門時與其同歸於盡。再後來，郎朗、姐姐和媽媽決定離開這裡出去租屋，爸爸的最後一句是“要找一個便宜又舒服的，別和別人合用廁所廚房”。

人的異化過程就這樣慢慢展開來。最開始是與地產公司談判，無法達成收益共識，不信任因而不搬走的三步循環，往復幾次後，阿中就失去了出門談判的興趣，於是演變成互相隔窗謾罵和不定期的凌晨武力攻擊。阿中慢慢習慣了把所有窗戶擋起來，習慣了日夜顛倒以防止被突襲，習慣了看著警車裝作沒事一樣離去，慢慢失去了所謂“和平解決”的理由，他決定以生命為本錢進行完全對抗——“共產黨最怕的就是他們的人們用武力攻擊他們”。

石頭很快又攻擊過來，這次迎接它的是油罐一個接一個的被丟下去炸開，砍刀到了地產公司談判人員的耳邊幾十釐米，對面的樓傳來爆破聲和火苗。阿中一次接一次地撥通市長熱線，跟每一位接聽者說明他的生命財產狀況，也被一次次地告知“會進行後續調查”。

政府和國家力量消失地無影無蹤。他們沒有管敏姐的訴狀，沒有管地產公司的堵門騷擾，也沒有管阿中的“自製炸彈”。映後的時候嘉賓告訴我們楊箕村就在南方報業集團的不遠處，然而這件事卻在2012年較為寬鬆的媒體環境中徹底失聲。我想，這是國家力量唯一介入的地方。

阿中的“以暴制暴”最終獲得了勝利。我不知道該高興於他的一切努力不算白費，還是感慨於相對於和平抗爭，暴力又一次快速見效，體現出它天然的優勢。然而無論如何，幾位居民僅僅為了保住他們從民國至今的住房土地，需要付出必死的決心甚至生命、在一年多的時間生活在黑暗和恐懼中，確實無法爭辯的事實。“One says No”，我讚歎阿中的勇氣，也深刻地明白這種勇氣本不必要存在。

另一部《赫索格的日子》拍攝剪輯於2010年的互聯網發展初期，那個我沒有趕上的自由論壇時代，防火長城沒有蓋到人眼高度的時代。三網友事件在這個背景下發生，並通過網絡引起了幾千網友的聲援。

幾千網友們站在法院外，舉起標語，喊溫家寶總理說過的話當做口號，唱國際歌，指著阻攔他們前進入法院或和律師交談的保安的鼻子辱罵。恍如隔世，我除此四字之外無他觀感。國際歌是太陽花和八九都唱過的國際歌，用同理心與警察說理是在傘運初期同樣擁有的鏡頭和畫面，如今聚合在中國十年前的這起由網絡引發的公共事件上。而後一年後，僅僅以走路圍觀作為運動方式的“茉莉花”卻遭到嚴格鎮壓，組織者被一一帶走判刑。

《赫索格》站在《一個說不》的另外一極，是公權力不斷地現身，延伸到新聞聯播將民間仍有疑義的事件直接定性，到警察用身體和盾牌攔住沖往法院的各地網友，到凝視著“推友節”（tweeter使用者聚會）活動的坐在報亭的國安，到每一家不為推友們準備飯菜的餐廳。無論是警察還是國安，他們作為個人，作為國家力量的延伸到的個體，代表政府在人群中心接受唾棄和指責，但也能偶爾聽到一兩句“其實也不怪他們”的聲音。

走出影院時天黑了大半，我回到距紀錄片拍攝過去十年的今天。導演和片中那些意氣風發的行動者大多政治移民到了美國，也有些人已經三進三出牢獄。微博上劃出杭州影展被叫停的消息，我們似乎已經失去了十年前那片藝術創作的豐腴土壤。唯一能做的是繼續“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