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农民工告别沿海工厂 | 春节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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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前后,和过往数十年一样,高菊几乎每天都不能休息。
炸扣肉、熏腊肉、采购果蔬……年前两周,每天早晨7点多,高菊就开始了一天的行程。下午17:00点结束一天忙碌后,在邻居家或在自家火炕旁,边吃晚饭边与邻里来一场围炉夜话,聊着村里过去一年的新鲜事、今日果蔬采购价等,直到困意袭来,才各自散去。
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年三十那一顿五个人的团圆饭。
2022年12月底,50岁的高菊和丈夫决定提前告别工作了14年的浙江温州,新的一年也将在家附近谋一份新工作。她说,多个因素促成了这样的决定——父亲因为摔伤行动不方便,需要人照顾;儿子24岁,需要开始为他谋划相亲事宜;老家湖南吉首市的工资也能达到了3000元/月。
2022年7月20日,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2022年以来,受到疫情散发、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因素影响,城市部分行业特别是接触性服务业用工需求下降,一些农民工返乡就业。
一些更年轻的农民工正在谋划着留在家乡。
2022年8月,25岁的陈林在父母的几番催促下,最终从广东东莞返回了湖南吉首老家,开始了相亲之旅。16岁初三毕业后,田庆就被父母带着前往广东开始了打工生涯。在当地农村地区的传统观念里,辍学的男生24岁之后就该成家立业,不能再一直飘着。
2023年,为了心目中更加安定的生活,这两代农民工注定将改变维持数年的生活轨迹。
寻找落脚点
“你还会种水稻吗?”
面对这个提问,高菊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点头说:“肯定的,这门手艺做了都快三十年了,什么时候该育苗、怎么插秧都还记得,但身体估计受不了那种苦了。弯腰插秧、收割时的闷热、扛谷子的累,你们这辈人肯定体会不到,年轻时我们都要用背篓背100多斤的谷子走山路半个小时。”
2008年,为了更高的收入,高菊与丈夫将家中10岁的独子交予父母,在同村人的介绍下,开始了浙江打工生活。一开始,工厂每个月工资1500元—2000元,就已经远高于种庄稼的收入。
高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那时大米不到2元/斤,五亩稻田的产量除去自家吃的,售卖能挣个5000元左右。种西瓜、冬瓜、白菜等果蔬,等到秋冬季上市的时候,总共只能挣不到1万元,这还是赶上一年收成比较好时才能有的结果。日子也就这样紧巴巴地度过了人生的前36年。
上世纪80年代末,大量农民工就摆脱土地的束缚,涌入城镇,而这也符合经济原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近60%,那时农村承载约80%的人口。此后,贡献比逐渐滑落,2021年,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已经下降到7%以下。
回忆起那段背井离乡的日子,高菊说,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都向往留在大城市,当初去温州就是为了挣钱,14年来从没想过定居在温州。
直到2022年离开,温州这座常住人口近千万的城市没留下关于她的任何痕迹。她对于温州的记忆也在消退。但仍然记得,她在温州的头几年,租住的是随意搭建起来的破旧棚屋,炒菜、睡觉都被压缩在不到10平米的房间。只要有加班机会,自己和丈夫都会选择加班。
对于温州的特色菜、著名景点甚至温州有几个区的提问,她都答不上来。但回忆起曾经待过那些工厂,她却能说出一串名词——剪衣服线头、做鞋底、缝纫等。只是,这些工作经历并没有给她寻找下一份工作带来任何技能优势。
回到吉首后,高菊说,生活最大的改变是,一家人每天都能在一起吃热乎饭。但相应地,家人间的争吵也变得多了起来。“这样的生活才像一家人的样子。”
过年期间,她仍然没有给自己“放个假”,几乎每天轮转在各种家务、超市和集市采购间奔走。她说,以前每年离过年还有一周左右才能回家,今年提前了二十几天。已经好多年没有这么长时间来准备过年,所以今年要过个大年。
近期,高菊24岁的儿子对她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休息一下喽,不用那么着急。你也别操那么多心”。但和上一辈一样,高菊似乎已经习惯了保持这样的工作强度。她76岁的父亲摔伤也是发生在去卖菜的路上。
她说:“村里的田地绝大多数都荒废了,我们现在也干不动农活了。村里的房子就是我的最终落脚点。儿子以后去往哪里,就看他自己往哪奔,我们也不会去干涉他。”
停留在家乡
2013年,陈林初中毕业时,老家那座目前常住人口约40万的中小城市,仅在市区有一家麦当劳,且常常排着长队。对于只有初中文凭的他,当地适合的工作机会屈指可数,跟随父母外出打工成为了周围人眼中最理所应当的选择。
陈林也是这样想的。一开始,逃离学校“朝7晚9”的生活、赚钱自己花让他对打工生活反而多了几分期待。随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厂单线条生活,打工从赚钱的兴奋,逐渐演变到后来的厌倦、频繁跳槽,甚至超额消费买手机、借网贷等。
他说,一开始很不理解为什么父母可以做到一年有340多天都在工厂里工作。但最直观的体现是,父母十余年的打工生活换来了老家农村两套三层楼房。他自己则只能勉强不需要再向父母额外要零花钱。
近两年,陈林才开始慢慢习惯将打工的钱攒下来。“那个时候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个成年人了。”
2018年,因为身体原因,陈林的父母提前结束了外出打工生活,在老家做起了贩卖蔬菜的小生意。打工,变成了一个人的“莞漂”。4年后,他也在父母的几番劝说下,也回到了老家。此时,老家各种大型商超、连锁咖啡店、奶茶店已经是遍地开花。
对于相亲,一如辍学就去打工,陈林并不抵触。其实,这在他所在的村,也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他的一些同龄人,都已经在父母的推动下,完成了相亲-结婚-生子的过程。
2022年8月,回到老家后,为了让陈林有更多的相亲资本,父母给他首付购置了一辆10万元的车,车贷由陈林还。同时托关系给他在一家二手汽车店寻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岗位。
4个月过去,相亲进展得很顺利。今年大年初二,他也准备去女方家拜年,这预计又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当然真正的大支出还是在结婚,预计花费在20万元以上。买房买车已经掏空了家里人所有的钱袋。新的一年,攒下来结婚的钱,成为了一家人最大的心结。
他说,因为要忙于准备结婚、生孩子,未来几年预计都将停留在老家工作,再次外出打工已经不现实了。“现在村里很多有小孩子的同辈人也都不外出打工,在做外卖骑手、做装修工、干苦力活等,一个月也能挣5000多元。”
在陈林的记忆中,从小学开始,自己和弟弟就成为了留守儿童。“那种滋味不好受,所以有了孩子后,可能还是尽量留在当地工作生活。经济上肯定有压力,但不管怎么样,肯定比以前好多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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