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据维基百科六四事件条目。六四事件，又称六四天安门事件，狭义上指六四清场，是八九民运的结局，即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示威集会进行的武力清场行动。广义上指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八九民运），与海外集中在特写清场的态度不同，在中国大陆境内，描述这个事件时的通常提及的范围与广度较大，是以1989年4月中旬的“悼念胡耀邦”活动为导火索，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境示威运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起初称之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在江泽民主政后期和胡锦涛主政时期改称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1989年政治风波，2019年习近平执政时期又并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反革命暴乱。

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的爆发标志着邓小平、赵紫阳等人在中国大陆推动的后期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赵紫阳、鲍彤等中共改革派高层被撤职，1980年代不同程度放开的自由与言论从此转向收紧。国际社会对此事件普遍表示了谴责和制裁，也有部分国家表示同情或者支持，而六四事件的经济影响也直接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放缓甚至停滞，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提速。不过，邓小平任内推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则一直延续下来，期间更完成了3任政权的和平交接班，直至2018年修宪后才被废除。

封藏30年的“六四”照片公诸于世

TIFFANY MAY

2019年5月31日 纽约时报

香港——30年来，刘建一直保存着60卷胶卷，并让它们远离公众视线。

1989年春，当一场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引来成千上万名支持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时，20岁的他在北京学时装设计。他被这场运动的精神所吸引，对抗议活动进行了50天左右的拍摄记录。

刘建说抗议者要求更大自由、呼吁惩治腐败的胆魄令他为之振奋，于是着手捕捉他们的满腔热情。

“我觉得这个国家未来会是越来越好的，”他说。

然后，在1989年6月4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朝活动人士和平民开枪，造成数百人甚至可能数千人死亡。

那个早晨，炎热的夏日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气。他说在一家医院，看到大约20具弹痕累累的尸体放在地上。作为见证，他拍了最后几张照片，便匆匆离去。

“我真的受不了，”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多年来，他努力想要忘记曾亲眼目睹的杀戮，他把记忆封藏在当年他用一部模拟相机拍摄的60卷胶卷、约2000张照片里。

把照片公之于众后，刘建加入了一小群中国的历史学家、作家、摄影师和艺术家行列，他们一直在努力记录中国历史上中共想要从公众记忆中抹除的章节。

“只有到了一个民主、和平的环境下才可能去反思这件事，”他说。“在独裁统治之下你是不可能去讨论这件事情。”

刘建此前在北京经营一家摄影工作室多年，2016年前往洛杉矶学习英语。3月份，他托朋友们把底片从中国带给他，一个月前，在转成数字文件后，他重温了自己30年前拍摄的影像。

刘建曾透过军车车窗拍摄过未持枪械的士兵年轻的面孔。

“我觉得他们真的惊慌，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他说，他觉得他们也许还不到20岁。

但当士兵向人群开枪时，屠杀的到来令他猝不及防。他说他在一家医院看到被枪杀的人，他们的尸体有的缺了胳膊，有的头骨破碎。出于尊重，他把相机收了起来。

“我觉得拍这些对他们是太不尊重了，”他指的是那些残缺不全的尸体。“我拍了一些身体还算完整的。”

“他们无论是学生也好市民也好，还是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个运动也好，甚至包括共产所说的暴徒、动乱，”他说，“这些年轻人最不该死。他们不应该被子弹打死。我觉得这个是从哪里说也说不过去的事情。”

镇压事件后的那几天，全副武装的士兵涌入北京，刘建不敢走出家门。当局后来逮捕了数千名被怀疑为异见人士的人，并将很多人关进监狱。

“这几天浑浑噩噩就过去了，”他说。“所有的人都低着头走，一直到今天。”

现年50岁的刘建决定在人道中国(Humanitarian China)的帮助下公开这些照片。该组织位于加州，为经济困难的异见人士及其家人提供资助。

刘建称，当他意识到十几岁的女儿对这场大屠杀闻所未闻时，就决定要做点什么。他女儿2016年前一直在中国上学。

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同样毫不知情，这是中国政府成功禁止讨论这起暴力镇压事件所致。

“我觉得中共它实际上在一个谎言下建立了这么一个政府，”他说。“它非常害怕，更多人知道真相。所以我决定把这个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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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永志不忘：六四30年，前军官回忆天安门屠杀

储百亮

2019年5月29日

北京——30年来，对于自己在军队开进北京、镇压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活动那一晚所看到的屠戮，江林一直保持沉默。但记忆折磨着她——士兵在黑暗中朝人群开枪，一具具躯体倒在血泊中，还有她在广场附近被士兵打倒在地时，棍棒发出的闷响。

江林当时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中校，她不仅目睹了那场大屠杀，还看到了众将领如何徒劳地劝说中国领导人不要用军队镇压亲民主抗议者。那之后，当局把抗议者关进监狱，抹去杀戮的记忆，她虽只字不提，却一直受着良心的谴责。

如今，在1989年6月4日镇压事件3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66岁的江林终于下定决心要说出她的故事。她说她觉得必须呼吁进行一场公开的清算，因为，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这场暴力事件从未表达过任何悔过之意。江林本周离开了中国。

“那种痛苦已经折磨我30年了，”她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所有参与的人都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来，我觉得这样对死者、对生者、对未来的孩子都是一个责任。”

江林的陈述有着更广泛层面的意义：她进一步揭示军队将领曾如何抵制武力清场的命令，他们此前已控制广场数周，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她提到自己曾参与传达几名高级将领的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对戒严令的反对，另外她还透露了其他一些指挥官的信函细节，劝谏领导层不要在北京动用军队。她曾在街上亲眼目睹士兵们急于夺回对天安门广场的控制，开始执行中共下达的命令，向人群肆意射击。

尽管已经过去30年，这场大屠杀仍是中国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当局为将其从历史中抹除付诸了持久努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中共无视各方一再的呼吁，拒不承认肆意射杀学生和市民是错误的，也不愿对死者人数进行全面的统计。

当局会定期拘捕昔日的抗议领导人，以及镇压中遇害的学生和市民的父母。中国西南部某法院今年将四名男子定罪，原因是他们售卖了指涉天安门镇压事件的白酒。

多年来，不多的几位中国历史学家、作家、摄影师和艺术家曾努力将中共想要人们忘记的这部分历史记载下来。

但江林做出挑战这种沉默的决定，还承载着另外一层政治指控，因为她不仅是一名老兵，也是军中权势人物之女。她的父亲是位将军，她从小生长在军队大院。大约50年前，她自豪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军旅记者，在那段时期的照片里，身着绿军服的她精神饱满地站立着，手拿笔记本，脖子上挂着照相机。

江林说，她从未想象过军队会把枪口指向手无寸铁的北京民众。

“怎么突然一天就变天了，就是你能够开着坦克、拿着机关枪向老百姓扫射？”她说。“我想简直是疯了。”

江林现居国外，她之前在《解放军报》的上级钱钢证实了江林讲述的细节。江林分享了数百页发黄的稿件，包括一部回忆录和日记，都是她在苦苦思索这场屠杀的根由的过程中写下的。

“我不止一次地幻想，我穿着丧服走向了天安门，在那里，我献上了一束洁白的马蹄莲花，”她1990年写道。

“人民的军队”

1989年5月，为驱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者，广播和电视新闻开始高声宣布中国政府将在北京大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江林顿时感到一阵锥心的恐惧。

抗议活动是4月爆发的，当时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悼念突然离世的胡耀邦。这位备受爱戴的改革派领导人希望有一个更清廉、更开明的政府。

在北京城区四处下达戒严令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示意可以考虑动用武力。

此前已有研究发现，几名高级指挥官曾抵制对抗议者实施军事镇压的命令，但关于军队内部的反抗程度，以及军官曾如何抗命，江林给出了新的细节。

赫赫有名的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将军，曾拒绝在无明确书面指令的情况下率部队入京，并且选择住进了医院。七位将领签署了反对戒严的联名信，并呈交给掌管军队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信是很简单，”她形容这封信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向老百姓开枪。”

江林急切地想把将军联名信的消息散发出去，于是通过电话将信函内容读给了中共主要报纸《人民日报》的一名编辑，这家报社当时正顶着上级的命令发布有关抗议活动的消息。但因签署联名信的其中一位将军表示反对，称此信本不打算公之于众，报社就没有刊载。

此时江林仍希望，军队内部的反对呼声能使邓小平打消派兵清场的念头。但在6月3日，她听说部队正从北京城西侧进入，并在射杀民众。

军队于6月4日接到了动用一切手段清场的命令。官方发出公告，警告居民留在家中。

“任何谎话都可以讲”

但江林并没有待在家里。

她想起那天早些时候在广场上见到的人。“他们会被打死吗？”她想。

她骑着自行车进入市区看部队进城的情形，她知道，这场冲突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抗议者，因为她穿着便服。但是她说，在那天晚上，她不想被认出是军人。

“这个是我的责任，”她说。“我是专门报道突发的重大新闻的。”

江林尾随士兵和坦克开进北京市中心，他们冲破了由公交车组成的临时路障，恣意射杀已被政府动武行为激怒的群众。

江林匍匐在地，子弹从头顶飞过，她的心怦怦直跳。枪炮声和油箱爆炸声响彻天际，她的脸能感受到燃烧的公交车吐出的热浪。

接近午夜时分，江林逐渐接近天安门广场，熊熊火光前站着一个个士兵的身影。一个上年纪的门卫恳求她不要再往前走了，但江林说她想看看会发生什么。突然，十几名武警向她逼近，有几个人用电棒殴打她。鲜血从她的头上涌出，江林摔倒了。

不过，她并没有亮明自己的军事记者身份。

“我今天不是解放军，”她想。“我今天就是老百姓。”

江林说，一个年轻人扶着她上了自行车，把她带走，一些外国记者迅速送她去了附近的一家医院。医生缝合了她头部的伤口。茫然中，她看到数十名死伤者被送到医院。

那天晚上的暴行让她震惊不已。

“我当时就觉得就是让我看我母亲被人强奸的那种感觉，”她说。“我根本不能接受。”

多年来江林一直不愿讲述自己的经历。1989年受的伤在她头上留下疤痕，还有反复发作的头痛。

1989年镇压行动的几个月后，她受到了审讯，随后几年里，她因为自己私下里写的回忆录而被拘捕和调查了两次。她于1996年正式退役，此后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基本上被当局忽视。

在最近几周的几次采访中，回忆往事的江林声音经常会慢下来，开朗的性格在记忆的阴霾之下似乎已经消失不见。

她说，多年来她一直在等待哪一位中国领导人站出来告诉中国，当年的武装镇压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但那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江林说，她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去弥补流血事件的罪过，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就将是脆弱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建立在沙滩上，它是没有一个扎实基础的，”她说。“你连杀人都不承认，你就任何谎话都可以讲。”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时报看中国

老兵陈光忆六四，曾参加天安门清场

杰安迪

2014年6月3日

1989年春，17岁的陈光还是一名军人，他所在的第65集团军受命前往天安门广场，将抗议学生清除出场。驻扎在北京以北的河北省的第65集团军两次尝试进入首都。第一次是在宣布戒严后的5月20日。由于数千名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拦停了他们的车队，那次尝试失败了。6月3日的第二次尝试取得了成功，陈光是第一批冲过抗议者的封锁、携带着数千件武器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士兵之一。武器是偷偷放在一辆公交车上被运进去的。陈光随后离开军队，成了一名艺术家。他于今年5月初被捕，当时他进行了一次行为艺术表演，触及到政府为遏制六四军事镇压的记忆而采取的行动。以下是他被捕前接受的一次采访：

问：在被派往北京之前，你对那里发生的抗议有何了解？

答：进城后我们才意识到事态很严重。一开始跟我们说是来北京维持秩序的，等到我们来了之后才知道是来戒严的。我们到了驻地后，当时我们就知道说学生运动要反腐，说大部分学生的意愿是好的，但是有坏分子在挑拨闹事，跟我们说：“情况很严峻，北京的很多机关单位都瘫痪了。”

然后就给我们洗脑嘛，跟我们说，要“服从中央军委，坚决听党指挥”。

5月20日，就说要进城了，要到天安门去。走到半路，我们的队伍就被人山人海的学生给拦住了，就在长安大街跟古城街那里。我们就端着枪，嗯，自动的，站在卡车上，不许下去，也不许跟学生交流。车上很挤啊， 根本没法坐下。学生就呱呱呱不停地跟你演讲，一开始让我们背着站，不要看着学生，但是没办法，他们一直不停地讲，你不想听也得听啊。

学生说中国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还说北京很稳定，北京没问题，还问我们：“你们来北京干吗啊？解放军应该是保家卫国守卫边疆的。我们提的都是合理要求，你们应该支持我们。”

他们就那样说啊说啊 ，白天说夜里说，说了有三四天。学生还有北京市民给我们吃的啊，黄瓜啊西瓜啊西红柿，汽水啊白开水啊。

我们上厕所的话也不许单独去的，要六个人一起去。我们一跳下车，人就围了上来，兴奋地跟你演讲。我当时就想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有一次一个80岁老兵，头发都白了，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也走过来跟我们说，“中国现在太腐败了，共产党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很疑惑，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

没地方睡，也就跟你身边的战友靠一靠。到了晚上，学生还有市民就在地上铺张报纸还有衣服什么的，就那么睡在大街上。早晨太阳起来了，他们又开始演讲了。我们是又饿又累，当时也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

这样慢慢地就有战士甚至班长连长都觉得学生也不坏。当兵的也都是全国各地来的，然后大家就发现很多都是老乡，慢慢地我们就放松警惕了，跟学生后来就很亲密了。

一开始我们不接他们的食物，后来饿啊，就吃了。一些酒店餐馆还会做好吃的，送到卡车这里来。后来高层肯定也知道了这些个情况，知道如果再这么僵持下去，肯定就不行了。

这就是后来有一天，就派直升飞机来啊，从我们头上飞过去，撒传单，一看中央军委发的。学生一拿到传单就撕啊，我们也拿了几张看，写着：“不要听信动乱分子的谣言，坚定立场，坚决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

中央军委也知道这个局面不能继续下去，后面就跟学生代表谈，说能不能让军队撤出去。等我们走的时候，那场面很感动，很动情啊，相互留通讯地址，说以后要写信联系。

当时跟学生已经很熟了，当官的都很动情，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有的都哭了。

问：接下来呢？

答：我们就回到打靶场休整了几天，然后就是6月1号，就给我们开动员大会。部队首长都来了，说要重返北京戒严。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我们当时就想，要回去，怎么回去？

然后就让我们换上便装，他们拉了好几卡车的衣服过来，自己挑。我挑了件带格子的白衬衫和蓝裤子。当时我们很紧张啊，就是换上了便衣，我们当兵的怎么去天安门啊？那头发一看就是当兵的啊。

任务就是去天安门，可是天安门在哪儿啊我们都不知道，当时紧张死了。

到了6月3号早晨，战友们都各自出发了，我当时在二大队，当时其他人都派去说到苹果园地铁站那边坐公交车去，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出发了。我的任务跟他们不一样，队长跟我说，你负责押运武器的公交车。一听到说要押枪，我当时心里充满了恐惧。

他们就找了个会开车的老兵，然后就我们俩开着车就出发了，车子旁边就是骑着自行车的大学生啊，结果没有一个人拦下我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满车的全是武器，枪支弹药还有军装，上面用帆布盖着。

我就坐在那些枪上面，然后在窗户边露出个脑袋，这样外面开上去就好像我坐在一个位置上一样。到了那个西单路口，我是后面才知道的，离我们大概就100多米远，另一辆跟我们一样运武器的车子被学生给发现了。后来听说押运那个车子的战士就被吊死在那个车子上了，武器全部被抢走了。

我们也被人问了，司机就说，“我们的车是回总站的。”好在当时大家都注意的是那辆车，就没注意到我们，就听见学生喊“当兵的在运枪！” 我当时心紧张得砰砰跳。

我们的车下午3点左右就到了人民大会堂了，从西门进去的。我们是第一个到的，整个楼都是空的，就我跟司机两个人在那儿搬，把武器搬到二楼。都是新的，有的箱子都没有打开过。那些枪油都渗得出来，弄得我衣服上全部都是。搬了好几个小时，累死了。

问：你们如何把所有枪搬到楼内，却没被人发现？

答：当时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的那边吗，没人注意到西门这边的情况。慢慢地，其他当兵的就都来了。都有记号的，有的把毛巾绑在左臂上，有的绑在右臂上，就算是自己编队的标识。一下子整个大会堂就到处都是人，到处都在说话。大家都开始换军装，然后就是等待命令 。当时整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全是士兵，整个四层楼全部都是战士，站得满满的，包括开会用的那个最大的厅里面全都是士兵，我估计最起码二到三万。到那个时候，广场上的学生差不多就知道大会堂里面有士兵了。

一开始命令我们去西单抢枪，抢回那些从汽车上拿走的武器啊。我们差不多一万五千人吧就出去了，从后门出去的，一出去就被群众堵在路上了。他们好像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似的，他们有的站到汽车顶上，当时有十几层的汽车在那儿堵着做路障。我们就保持队形，紧紧拽着枪，群众就朝着我们骂啊，骂什么的都有。我们就困在那里，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就那么僵持在那儿，被推来推去，各种谩骂。当时老百姓很生气，跟上次被拦下来完全不一样，骂我们让我们滚出去。

当时有个士兵那头盔砸了个学生的脑袋，当时就流血了。当时人非常多非常得挤，你就生怕跟自己的部队挤开了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觉得当时骂士兵的应该是普通市民，而不是学生。我们就手挽着手保持队形，学生们就开始唱国歌和国际歌，我们就唱“三项纪律八大注意”，后来他们就开始唱流行歌曲了，但我们当兵的不懂歌词。

当时就这样僵持了有四五个小时。然后就有人开始朝士兵里面扔砖头，到了后来就朝人民大会堂的北面扔，还有新华门那边，就是中南海南门啊。我当时看见的就有五六个人受伤的，有一个是学生，在新华门那边被士兵打出血了。当时整个人群非常愤怒。这时候全国广播就开始播了，说暴乱分子正在攻击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

如果不是我们出去要夺枪的话，我觉得老百姓不会那样。

问：你们如何从当时局面脱身的？

答：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士兵和学生就谈好了，同意我们撤退到大会堂里面去。等我们撤回去之后，就命令说要占领天安门。我们就等命令，一直等，一会儿说做好战斗准备，然后又坐下原地待命，然后又叫起来说准备战斗，然后又说坐下继续等，就这样来来回回。当时紧张地头发都竖起来了。

到了最后连坐都不让坐了。整个广场上的灯都亮了起来，广场上都是学生，高音喇叭在那里喊，什么“今天夜里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分子，请学生市民待在屋内不要出门，否则后果自负。”

我们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三层，到了十点多的时候我们就下到二楼去了。当时大会堂东边的门已经全部都打开了，士兵就站在台阶上，对面就是学生，都可以看得到对方的。他们当时朝我们喊，“法西斯！侩子手！”

气氛非常紧张，当时已经可以到处听见枪声了。我当时还听见广场上那个台湾歌手侯德健用喇叭在那里喊话，劝学生撤退。“我们已经做出了流血牺牲，没有必要再流更多的血了。”

我当时紧张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天安门清场。我们就站在那儿，我当时最害怕的就是学生不走。如果学生不撤，怎么办？我们都非常紧张，非常害怕。我不是怕学生，我是担心有人扔个砖，砸到我。我当时就跟自己讲，我的底线是，除非有人真的要伤害到我了，否则我绝不开枪。

然后我们就等着往前推进啊，这时候我们领导给我一个相机，让我去给部队拍照。我当时瞬间心里的包袱就放下了，我不用拿着枪对着人了。

我们当时就在东门的台阶上站着对峙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前进。当时命令都是口口相传的，一个告诉另一个，再往前传。

到了12点钟的时候，广场上的灯突然灭了，学生也从帐篷里面走了出来，开始往纪念碑附近聚集，有人在唱国际歌，有一些就开始撤退了，从广场东南角。在广场北边就开始打了起来，开枪了。当时我们部队的特种兵就在广场里面驱赶学生，拿棍子打。

当时装甲车就想从广场北边开进来，从我站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辆装甲车就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那儿被烧着了，就听见侯德健嗓子都哑了，在那儿劝学生赶紧撤退。到了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学生差不多都撤退了以后，我们就第一个进入广场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帐篷，看看里面有没有人。然后装甲推车就开了过来，把那个自由女神像给推倒了，推了三下才推倒的。然后这个推车把所有东西都推到一起，堆了起来，然后我们就放火烧，什么都有，衣服啊、背包啊、书、笔记本、还有相机。

这个时候广场就已经被占领了，全都是士兵。我们终于有机会睡了一两个小时，这个时候才放松下来。

问：你的上级如何看待他们在镇压活动中的角色？

答：后来2010年的时候，我跟原来的老战友吃饭，当时喝了点儿酒，他们有一个人就说起当年在广场上看到尸体。我后来拿着摄像机找到他，让他把当初的话再说一遍，他说我没说过啊。他不肯说。我说当时的命令不是说“谁要敢拦着，就开枪？”我那个战友说：“谁跟你说的命令？不是真的。”

这让我很难受，我觉得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嘛。那之后战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就没有了。

那段经历对所有在场的士兵都有很大影响。有很多人因此受益，升官进爵。我之前的战友，现在有一个是在河南当警察局局长。我跟他们不同的是我很早就出来了，走了另一条路。

当时我还不确定我们做的是对还是错，不过最后我还是觉得是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离开了部队。绝大多数当兵的都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六四前夕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内情

杰安迪, 储百亮

2014年6月3日

北京——1989年春，学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进入了第二个月，中国领导层紧张不安、意见相左。一天傍晚，军方高级将领被召集到军区总部，表态支持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有一个人拒绝了。

在强大的第38集团军担任军长的徐勤先少将，令人震惊地违抗了上级。根据采访过徐勤先本人的几名学者新近对其举动做出的描述，他当时表示，抗议活动属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

尽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镇压前，解放军内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震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来流出中国的军方文件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直接参与25年前的事件的党内人士和退伍军人进行采访而获得。

与当时的传闻不同，这些文献显示，解放军并未内斗。不过，它们的确表明，徐勤先对采取致命武力所表达的反对立场，激起了领导层的忧虑——军队可能会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态也促使党内元老调集了规模庞大的部队。

尽管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但是那个血腥的夜晚却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当局将它实质上从历史中抹去的努力一直没有懈怠。然而，就算到了今天，也仍有新的信息浮出水面，修正人们对这起分歧深重的事件公认的理解。

当时，主持镇压的党内元老邓小平赞扬军队忠诚不二，就连一些国外的报道也保留了部队坚定冷酷地服从命令的形象。不过，1989年6月4日前夕及后来几个月的军队讲话和报告显示，对于下达的残酷任务，官兵们心存疑虑、感到困惑，流言和悔恨也让他们颇为不安。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取得的中国军方文献中，有一份评估报告写道，武警杨德安称，“情况多变，很混乱。我们对斗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敌友难分，攻击目标也不明确。”

一些退伍官兵同意谈论自己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表示，国家强制实施的审查，再加上制止目击者发声的做法，使得年轻一代对中国当代史中堪称最为沉痛的这一事件基本一无所知，这让他们忧心忡忡。

李晓明说，“我个人没有做错事，但我觉得作为其中一个成员，作为一个参与者，这是中国军队的一种耻辱。”1989年的时候，他就身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部队当中。

虽然官方的遮掩使得这些新说法的细节难以得到确认，但是研究过解放军内部报告的一些学者表示，这些说法真实可信。他们浏览的报告包括对部队动员的描述，以及对军队与抗议人群暴力冲突的详尽叙述。此前也曾有人尝试还原共产党强行抹去的记忆，于是有了2001年发表的文献集《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但外界对其意图与真实性的争议一直挥之不去。

采访与文献显示，就连在当时，军队里也没什么人原意承担向平民开火的直接责任。就在部队迫近北京的当口，他们接到的行动指令仍然含糊不清、令人费解，还有部分军官希望得到保证，他们不会接到开枪的命令。

一位与军队有联系的前党内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存在一份由七名军官联署的请愿书，呼吁领导层退兵。

这名前研究人员名为张刚，当时曾试图协调抗议者与政府达成妥协。他表示，请愿书中写道，“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

像徐勤先那样直接违抗军令的事件则更为少见。历史学者杨继绳是少数几个在1989年后采访过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据他的说法，徐勤先并非异见人士，当初为参加朝鲜战争而写下血书，不到年龄的他才得以参军。徐勤先指挥的第38集团军是精锐部队，驻扎在北京以南约150公里处，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军队的训练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可能会造成子弹不长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

据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访谈资料，徐勤先后来表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最终同意向手下的官兵传达命令，但他本人不会带领武装部队进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还在监狱服刑四年。

据另一位采访过徐勤先的研究人员透露，徐勤先身体虚弱，住在河北省一家军队领导专用的干休所里。这名研究人员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绝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普林斯顿文献中部队内部的历史档案显示，徐勤先的举动在士兵中催生了谣言：38军的军官集体辞职，该军拒绝入京。军方文件显示，为了破除谣言，38军的军官被召集在一起，谴责他们的前任军长，并宣誓坚决服从命令，实行戒严。

但徐勤先并不是军队高层中唯一的异议者。前研究员张刚表示，人民解放军军官王东上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司令员的助手，他组织反对戒严的军队高层进行请愿。王东如今已经去世，张刚和其他人认为现在是时候公布他组织请愿的细节了。

张刚表示，军中对戒严令的疑虑的扩散让邓小平等人非常担心，以至于他们切断了很多所谓的“红机子”。高层官员本可以通过这种电话互相联系。但王东试图利用自己的高层关系，组织军队内部人士表达不同意见。

1989年5月，请愿书的复印件传遍北京，但其来源和真实性却并不清晰，因此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张刚曾与军队高级军官有联系，他如今表示，自己边接王东的电话，边记下了请愿书的内容和名字，之后将请愿书交给朋友，由他们进行了复写。

几名曾私下努力化解危机的人接受采访时称，王东与王军涛、周舵举行了秘密会议，这两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在设法阻止军队发起攻击，同时也斥责抗议者组织混乱，思维天真。两人回忆称，他们在周舵家待了一晚上，反复询问王东有关军队态度的问题。两人均称，王东淡化了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的风险。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周舵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说，‘如果共产党射杀平民百姓，那共产党不是在自杀吗？’”周舵表示，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会是那么残酷”。

就在请愿书被传至北京各处之时，共有18万至25万名士兵从全国各地赶来实施戒严。虽然北京普通民众进行反抗的举动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但相关文件及采访内容说明，荷枪实弹的士兵进入北京时，居民们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奋起反抗，由此在部队内部引发了沮丧、失望的情绪及谣言，这些都让士兵们有所动摇。

学生们的理想主义及他们对腐败、不平等现象和通货膨胀的愤懑之情感染了很多北京居民。从5月19日开始，随着即将戒严的消息走漏至外界，数以万计的民众走出家门，来到主要路口阻止军队进城，并恳请他们理解学生的诉求。

当时，来自河南农村的士兵陈光只有17岁。陈光表示，他的部队被学生围了起来，在此之前，也就是5月20日，他所属部队的一万名士兵被拦在长安街上。

他回忆称，在三天的时间里，疲惫不堪、孤立无援的士兵在炙烈的太阳下紧握枪支，居民和学生给他们送来食物，并带他们上厕所，还无时不刻地向他们灌输信息——他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就连上厕所都不会停，”陈光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人讲累了讲哑了，另一个上来继续跟你讲。”

文件显示，这一僵局和军队的忠诚可能出现动摇的情况让将领们非常担心，他们命令士兵们撤退。“我们走的时候还在本子上给他们留下名字和通信地址，撤走时很多人都哭了，”陈光说，“感觉跟打了场胜仗似的。”陈光回忆称，车窗内挂着临时做好的横幅，宣示着他们对人民的忠心。

几名军人表示，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在北京郊区的营地被灌输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思想。他们学习邓小平的讲话，被告知示威活动是由少数颠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

李晓明回忆称，即便在士兵们学习这种宣传思想时，可能必须朝示威者开枪的概念似乎还很遥远。李晓明当时25岁，是第39军的一名雷达兵。他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如果我们朝老百姓开了第一枪，我们就得对历史负责。”

即使是接受了一周这样的培训，将领们依然担心军队夺取广场的决心有多大。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汇总的党内及军队讲话记录，杨白冰上将曾在5月31日对军官们说，“有些同志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群众参加游行有些困惑不解。”杨白冰的兄长是邓小平的亲信。“有些同志对制止动乱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疑惑。”

6月3日，保持克制的讯息被放弃了。一些当年的士兵表示，军队当天接到了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在第二天清早夺回天安门广场。

根据一份记录，有一个营的党员在出发前的仪式上宣称，“誓死到达天安门。”有些部队的军人用写血书立誓的方式表决心。然而，根据现场士兵的描述和军方的文件，这种虚张声势还夹杂了恐惧和困惑，而后两种情绪因抗命部队可能会调转枪头的流言而被强化。

驻扎在山西省的第63集团军的一份记录显示，“当时部分官兵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63军是被调集实施镇压的主要力量之一。“有的感到事态严重，心里有些恐慌。有的感到两次都没法进去，对这次开进有些畏难。”

雷达兵李晓明回忆，当39军116师离开北京东部远郊的临时驻地时，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们部队可能要打38军，因为后者的忠诚因徐勤先的抗命及存在更广泛背叛的传言而遭到质疑。

当军队带着夺取广场等重要场所的命令进发时，他们既缺乏控制群众的常规工具，又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开枪及何时开枪的清晰指示。

“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文献中有一份关于武警部队对镇压行动的评估报告这样写道。“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设想，若配有催泪弹、闪光弹、盾牌、头盔等防护器材。”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116师的师长许峰没有理会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命令，他因而无需决定是否开枪。在得知军队展开血腥镇压后，许峰在冲突较为缓和的东郊按兵不动，还假装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出了故障。李晓明仍然能回忆起电台里疯狂的呼叫：“116师、116师，你们在哪儿？”

文献显示，在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区域，军队在每次行动的关头都颇为迷惘。

根据参加了当时抗议活动的学者吴仁华的说法，领导层大约是在当晚9：30分到10点之间批准使用实弹。吴仁华撰写了两本关于军方镇压行动的中文书籍，目前生活在洛杉矶。他说，指令是口头传达的，关于何时开枪、如何开枪并没有给出指示，而且，很有可能未能传达到所有部队。

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朝天鸣枪，还是对人群开枪，没有说清楚。”

据与38军同行的王永利（音译）描述，一些民众向军队扔砖头和瓶子，然后用铁棍袭击军车。他表示，战士们又紧张又生气，一开始向天开枪，不过，到了某个时刻，他们的步枪瞄准了人群。“也没说打，（当官的）就说‘狠狠教训下这些人，’那战士手就发狠了，”他说。“啪，一扣那个扳机，轰轰轰轰轰，跟下雨似的，哗地就朝天上打去了。”

尽管确切的死亡人数或将永远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被枪杀或遭坦克碾死的平民少说也有数百人，多则有逾千人。政府估算的数据是300人丧生，其中许多是士兵。

第二天的黎明，当时是新华社记者的历史学者杨继绳设法赶到了木樨地。这一带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军队的攻击行动在此遭遇到了某些最为激烈的抵抗。

他看到废弃的自行车凌乱地堆在地上，还有烧焦的车辆和一滩滩干涸的血迹。他回忆道，“到处都是枪眼。”不过他说，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也许是一面墙上涂抹的厚厚的血红大字，写的是“人血！人血！”

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和河北对本文有报道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