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烦恼

母亲今年54岁了，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两年前，她的丈夫（我继父）非常意外地过世，她就一直一个人生活。

她是她那个时代心高气傲的大学生，每次提到自己的学历就会教育我“我们那个年代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上大学”，大三那年正好赶上学潮，一切破灭之后就迎来“下海“热潮，也许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再加上她的第二任丈夫只读过小学，经历过文革，对“大学生”总有一种嘲弄轻蔑同时又敬畏的矛盾心理，所以母亲身上一直没有传统中知识分子的那种闲情雅致，相反她更喜欢研究股票基金，一直琢磨怎么多挣些钱，对子女的期望也是如此。

自我记事起，她就一直是一个能干的女强人形象，但后来和她聊天，她和我说她最初和第一任丈夫结婚时候，也打算做一个贤内助，事事以丈夫的事业为重。90年代初她看到关于深圳奇迹的新闻，动过想要去深圳打拼的念头，谁知道丈夫泼冷水：“你都二十八九了，孩子都有了，你以为你还是小姑娘，去深圳能找到工作吗？”她当时觉得丈夫说得有道理，便放弃了。

后来她被这个男人伤心，离了婚，离开了国有企业，去了一个私企当厂长，然后才变成我记忆中那个熟悉的母亲。小时候她待我并不好，工作忙起来她就把我丢在亲戚或者她下属的家里，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我稍长大些就一个人在家里照顾自己的起居，说是照顾，其实也就是买点泡面、馒头充饥活下去罢了。

记忆中她从来不是会照顾人的温暖的母亲，而是坐在巨大办公室里板着脸的老板。我给她打电话报平安，她会公事公办地问我“怎么说？”；工厂女工说自己的孩子病了要请假回去照顾孩子，她冷漠地拒绝“我也有孩子，我孩子发烧四十度我还在厂里，不准假！”这两年接触一些劳工议题，每次想到资本家，其实我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自己母亲的模样。

所以我小时候怕她，长大之后恨她、疏远她，直到最近几年，尤其是她第二任丈夫去世后，我才开始慢慢理解她，也对她多了一些了解。

虽然生活在一个对女性充满偏见的社会里，虽然她也有着许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比如她多年来一直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却多次尝试想要留长发，因为那样更有“女人味儿”，也是因为她在职场上不得不保持着“女强人”的形象，但与此同时外部的性别规范又要求她做一个有性魅力的女人，这些年她就在这两种力量之间不断被拉扯，通过她对头发的执念可见一二。——但是，她仍然在努力做个自由的、自主的女性。

尽管过程并不顺利。

在她从第二任丈夫去世的伤痛中走出来之后，她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新的伴侣，但她不想结婚，不想再回到婚姻的枷锁中去，复杂的家庭关系、财产问题、无尽的照顾劳动，她只是希望遇到一个合适的人，一起陪伴，互相支持。去年过年时她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因为疫情原因和我住了三个月。不知道她在哪里下载了一个不知名的约会app，在上面找对象，还分享给我，说“你也可以下一个，找个男朋友呗”。

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女性，但这并不能帮助她在约会app上取得进展。在那座一线城市，即使是中年人找对象也格外现实，上来就会问“你是不是本地的？你在本地有没有房？”，如果是外地人如我母亲一样，对方立刻就不再感兴趣；而和她一样的外地人，多半是来城里务工的工人，母亲又觉得对方“连养老保险都没有”，还“住在城中村里”（事实上，我当时也住在城中村），“我们不在一个层次”，她也看不上。

我好奇那些来自小城镇的中年中产阶级为何好像在一线城市都是隐形的存在？也许他们来到一线城市的唯一目的，就是给孩子买房、或者带孙子，他们的个人生活被迫（虽然看似自愿）居于第二位。但母亲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幸福。

回到家乡之后，她也和很多男人约会过，她和我描述自己的理想型：不用特别有钱，能管好自己生活就行；会做家务会做饭；尊重她，听话；有一两项兴趣爱好，比如跳舞、旅行。但见了那么多人，仍然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每次约会失败她都会跟我抱怨“（这个男的）就是想要我伺候他！”但母亲显然不是那样的类型，她希望反过来做那个被伺候的人。

约会不顺利，她一个人的生活难免会觉得孤单。前两日她和我视频，问我“如何派遣孤独”，我心里叹了口气，只能说些无聊的答案，看看书，和朋友吃吃饭。也许是因为天性比较高傲，她并没有很多朋友，之前去跳舞的社群，也因为有人嚼她舌根，她不想再去。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她总是在看无聊的、根本没有反应她的生活状态的国产剧，或者刷抖音和快手。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畸形的社会剥夺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可能，也剥夺了人们贴近彼此的可能，把人们变得愚昧的同时，变得孤单。

记得我小时候，她每天早上都会用录音机放着《新概念英语》的课文磁带，那时候她向往西方，可是现在她渐渐开始痛恨西方，一方面她觉得西方的价值观毒害了她的女儿，让她女儿认同自由主义，不再认同中国人的孝顺等价值，跑到离她很远的地方生活；另一方面，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开始非常自信，西方不再是学习的榜样或者伙伴，而是可笑的敌人与对手。汶川大地之的时候，舆论还有些空间，母亲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豆腐渣校舍的新闻，然而到了2020年的疫情，她能接收到的信息只有“疫情是美国的阴谋“一类信息了，我觉得这也在损伤着她作为人的完整性。

我这几年开始觉得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尽管她的善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前段时间她告诉我，她不得不炒掉一个刚来没多久的女生，因为这个女生有癫痫，老板很怕对方发作后猝死给公司带来麻烦，所以给母亲施压要求她炒掉她。她心里可怜那个女生，觉得对方找工作本身就很不容易，但不得不按老板说的做。后来她安慰自己“企业就是保护强者的，只能让社会去保护弱者”。我想象在一个社会福利更完善的社会，她的这份善意也许可以被成全，而不是用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说服自己去做一件不对的事。

我曾认真和她讨论过，为什么刘强东事件不是仙人跳，香港的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上街，我发现她其实都能理解，我一直以为我认可的那些价值和她认可的价值有根本的分歧，但其实在补充了足够多的信息之后，她和我的立场是很相似的。

我想象如果她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也许她会成为中年女权行动者，也许会有个宗教信仰，也许能拥有更多丰富的、真实的文化产品，更多互相尊重彼此生活方式、聊得来的朋友，无论怎么样，她都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孤单了吧。

最近临近毕业，在犹豫要不要回到大陆，看到母亲的烦恼，突然发现，其实这些也是自己的烦恼。一个人，在看似发达实则封闭的社会中，找不到意义，也找不到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