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学问

从哲学角度讲，道德与预见性一样对实践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相对稳定性，科学的预见性是在未来相当长阶段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而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又是比科学理论指导更坚固的东西，人一但树立成型就很难改变，而人往往在年轻时就已树立成型，到死时也很难改变。自私的人永远都自私，你让他改变就是逼着他做伪君子，至少我觉得真小人比伪君子更好。当然西方人往往比中国人单纯，因为在民主权利相互制衡机制下他搞小人那一套成本比较大。

所以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最根本的东西是道德，学问永远都是其次的，我是不会管你学问上有多大成就的，这也是我的组织观念，因为一个人学识不足可以通过加强学习来改变，但道德卑劣那没办法改变，只能用法家的”法、术、势“来收拾。要知道法家不是一无是处，我是很反对那些一股脑批判法家的，因为在先秦有作为对社会有益的政治家往往是法家，我一贯讲的是”手段是法家，目的是儒家“，所以要区分正义的暴力和非正义的暴力。有时候不仅要用暴力，而且对待毒贩、走私犯、重大经济犯，比如最近香港撞死高级督察这些对社会极其负面的行为，我认为对其要上”非常手段“处理。

道德与学问本质上有相关性，因为道德强调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它强调的是社会公益和关注人类命运，有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感的。文科理科这些科学强调的是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当然文科往往夹杂着复杂的个人利益与偏见。有人说”经济学者不应该讲道德“，这是很扯淡的，就是亚当斯密这个”自私就是无私“的资产阶级学者也写过《道德情操论》。所以我经常是把无私等同于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加速客观规律的实现，而那些道德卑劣的人当然学问最终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搞学问的人首先要学会做人，不要到处昧着良心站台圈钱。历史地看道德，其可能平时看起来不起眼，但往往在“转折性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