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红宇｜“4分钱1件”的农村家庭小作坊

“4分钱1件”还不是最低价

“我们这里的租金一年3000块，也不是很贵。做一个玩具零件，4分钱。一个朋友他从C市拉过来，说一起做。我们有时候做这个，有时候做那个，款式很多。”老板娘对我们讲。

“组装一个玩具，4分钱？”我带着疑惑反问了一句，老板娘面带微笑的点点头说：“是啊，就是很便宜”。

我无法想象，在几毛钱甚至几块钱的商品都是“稀缺物”的年代，他们的劳动力价格竟然是以“分”来计算，人民币中的最小单位，更重要的是，“4分钱1件”还不是最便宜的，农村还大量存在着“1分钱1件”的零散手工。那位开小卖铺的阿姨，她给一张广告纸贴一个商品标签就拿1分钱。她手中的那些铺满英文的广告纸，是一家卖太阳眼镜的国外公司。沙滩与热浪构成的吸睛宣传页不知道会被全世界哪家超市的哪些顾客买走，但毋庸置疑的是，它背后那张会被无数电子机器扫描过的条纹码，只花了人民币——1分钱，而且还是纯手工制作，这应该就是书本中经常提到的：全球分工下“劳动力最优配置”的结果。

小作坊里老板娘所组装的那些玩具也不例外，她从号称“全球玩具制造中心”的某市里找熟人拿货，然后找工人组装完毕后进厂完成下一环节，等所有的流水线作业完成之后，这些玩具就会被卖到全球各地。也许某一天，西方某个贵族家里哄小孩的玩具就出自这里，或许就是我们的手，毕竟我们完成了三、四个，是放暑假的两位小朋友教的我们。他告诉我们：要先用磁吸螺丝把一颗螺丝塞进玩具的“关卡处”，拼合好玩具的两部分，然后再把“小汽车”的四个轮子安上，接着再“咔咔几下”检查一下是否有松动，如果没有异样就算完成，整个流程最多花费3分钟，如果完全熟练则可以把速度提高到一分钟一个。

我们尝试做玩具组装

在这个手工作坊里，做的最快的应该是那位带“珍珠项链”的中老年妇女和一位穿黑色上衣的年轻小伙，他们的手一直在动，但即使如此，他们一天要赚到100元也很难。我们来算一笔账：组装一个玩具只赚4分钱，而如果要赚到100元，则至少需要完成250个玩具，但每个玩具有4道流程，这意味着要做完这批玩具，工人的手需要动1000次。虽然一千次的劳动对于机器来说很轻巧，但对于一个人而言，成本过于高昂，不论是所消耗的时间还是自身手指关节的损耗。

诡异的点就在这里：为什么在机器“横行天下”的时候，这种纯手工制作的方法还能在农村依旧顽强存在，为什么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生人群加入进来？吸引他们的点到底是什么？

农村小作坊里的“人情世故”

读懂农村家庭小作坊，先从一位家庭主妇的一天开始：“以前小孩读书时，我一般会是6点起床，7点多送去学校，然后回来做家务，扫扫地、洗洗衣服，8点多去菜市场买菜，买一些瓜、买豆、买鱼和买肉等。家里午饭准备完之后呢，我就去小工作坊做手工2-3个小时，大概11点回来做饭，我们一般会做1个肉、1个汤、1道鱼。午睡1个半小时，醒来再去那里做4个小时手工，大概5点半回来煮饭，吃完晚饭再去做手工2-3个小时，有时晚上11点回来……我自己平时没有时间去跳广场舞”。（20220719MCX）

这位妈妈是一位年轻的近40岁的家庭主妇，年轻时她也曾外出打工，结婚后便跟随丈夫回到了村里，开始做专职主妇照料家庭，她每天的固定日常是洗衣做饭送孩子，这是她最重要的职责，如果有一天家里一团乱，那么她一定会被批评，不管是她的家里人还是外人，但如果她不会赚钱，那村里人会觉着这没什么，就好像一个农村妇女理所应当不需要挣钱一样，她们就只需要寄居在家庭里面为家庭而活就可以，但这种社会要求并不能满足她们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内心需求，她们也想要自己去挣钱点“不求人”，即便对象是自己的丈夫，她们也想要凭借自己的双手过得“滋润”一些，能够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没有顾虑的去买，更重要的是，她们还可以通过赚一点钱来补贴家用，同时证明自己的能力，不仅会做家务还能挣钱，但生活在农村，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吗？既不耽误做家务，要求又不高，时间还自由，还能赚到一点零花钱？

到这里，再回头细看我们的手工作坊，此中的“道道”便一清二楚。“做这一行，就是自由”，这是多个农村家庭手工作坊老板说过的话，这里的“自由”不止针对老板本身，更多指向员工，“里面小弟身体就不好，有时晚点来，我也不计较。有时这里没事做，工人们就会告诉我要去别人家做，我也不拦着。现在作坊里固定工人有5个，外面2个，我用摩托车把货送到她们家里，这几天大家都摘荔枝，我这里工人比较少……”

在农村小作坊里上班的工人不仅可以“晚出早退”，还可以“在家办公”，还可以“随时换工”，写满了“自由”二字，这种上班模式与现代化大企业的规范化、制度化完全相反，当然工人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极低的收入和极弱的社会保障。平均而言，勤快一点的人，每个月能赚到1-2千元，懒惰一点，几百左右，这对长期生活在消费水平较低的农村而言，这点赚来的生活费大部分可以养活自己。

而除了家庭主妇愿意参与外，村内老人和其它边缘人群也都是劳动主力，像那位我们在访谈过程中看到的年轻小弟，他虽然有年轻人的面孔，但身子却很虚弱，经常得去医院买药吃，他的这种身体条件使他无法适应外面的高强度工作，所以反过来村里的小作坊就成了他的“避难所”，既能接纳他孱弱的身体可以来去自由，又能让他凭借劳动获得一点生活尊严。

还有那位带“珍珠项链”的奶奶，她是村内老人的代表，她们一旦超过法定年龄，就无法在城市里继续变现自己的劳动力，只能退回到村进行养老，她们是被城市“淘汰”和“驱逐”的人。回到村里，或者继续种田，或者帮子女带孙子，或者拣点杂活来做。但现阶段，老人种田的意愿并不高，一是成本过高，二是手头确实也没有多少田可种。至于带孙子，最多也只是寒暑假帮儿女看看，现在的父母都更关心子女的教育，都要自己带而不是丢给爸妈，因此在农村的这些老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而农村手工作坊开出的这些条件也足够“诱惑”，她们可以在家顺手捡来做，还可以一群人凑在一起到作坊做，既缓解了老年寂寞，又还能赚到一点零花钱，何乐而不为。我们调研的那个村很少有人跳广场舞，她们的日常闲暇时间都被这种“零散手工”所填满。

到此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农村家庭手工作坊”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首先，灵活性极强的上班时间能够保证工人们完美协调好家庭和工作，尤其对于家庭主妇们，她们可以一边照料好家庭，一边灵活赚钱；其次，接近“零门槛”的做工要求能够吸纳大部分农村人群，像组装玩具、贴贴纸、钩渔网等零散手工，只要学几次就能很快上手，老少皆宜；最后，“上门服务”的做工条件也能够便利更多人加入，对于一些距离手工作坊较远的人，小老板们会直接把货送到家门口，然后定期拿货和取货。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农村家庭手工作坊”就像生长在路边的野花那样，虽然不起眼，但总能把农村装点一番。

而农村家庭手工作坊的效应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它能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虽然它们创造出的经济总量可能相对较小，但有总比没有好，而且所有微小家庭手工作坊累积起来的财富也是一大笔，中国隐藏着大量的未露GDP；其次，处在产业链末端的它们，以“灵活、自由、低门槛”的方式真正激活了乡村的剩余劳动力，吸纳他们二次就业，它们既充当了社会稳定器，又能让劳动者获取到生活尊严，具有极强的社会保障作用；最后，它们增强了乡村内在凝聚力。在市场化浪潮的拍打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而乡村的传统价值观、宗族情谊等都在被消解，但手工作坊的兴起，重新变成了连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它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公共平台，有些甚至成了村里的“情报站”。

所以，它们生生不息，自有存在的道理。

正规工厂喜欢它们吗？

紧接着的问题是：正规工厂喜欢它们吗？它们如何与正规工厂对接？听老板娘讲，很多年前工厂是不愿意把这些货品拿出来的，一是考虑到陌生人关系，担心货品流出来就无法全部回收；二是考虑到质量问题，担心他们做的不够好，返工率高。但这些顾虑在“成本最低的市场理性”主导下，一点点都消失了。

第一点疑虑被打消利用的是人情社会网络，早期外出打工的人是最好的桥梁。他们年轻时进厂，既熟悉工厂内部，又熟悉村内情况，在离开工厂过后，他们就成了连接二者的桥梁，他们自然演化成了“作坊小老板”。

打消第二点疑虑的做法是“多层监督”，对于工厂而言，他们通常会选择把最简单的玩具组装程序流出，而非那些需要高度机械化作业的玩具制造，所以通过返工率不会太高，而且正式工厂有“眼线”，这些“作坊小老板”就是工厂无意雇来的监工，他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会主动监督工人，一来可以提高自己的利润，被工厂少扣工钱，二来可以累积自己的信用值，拿到更大更多的订单，因此工厂非常乐意接纳农村家庭手工作坊。

另外，对工厂而言，最大的“甜头”还是低廉的成本。首先，农村劳动力本身很便宜，工厂并不需要付很多工资，“1分钱1件”的成本应该会远远低于启动机器所产生的损耗。其次，不需要购买社保和其它基础社会保障等，这可以节省一大笔支出。如果这些农村劳动力进厂，按照正规合同签约，企业不止要支付工资，还要为他们购买社保等，但如果工厂直接对接小老板，那么则可以省下此笔钱。最后，企业会大大降低管理成本。一个企业的良好运转，关键在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与管理方式的恰当性。而企业每增加一个人，相应的管理成本就会提高一个档次，但如果企业将这部分成本分担给“小老板们”，则他们会轻松很多。所以，在各种利弊权衡之下，正规企业非常乐意接受它们。

中国的农村家庭小作坊，继续存活在中国的乡村大地上，它们并没有随着市场化的浪潮而彻底消失，反而是以不同方式完美嵌入到全球分工这一大市场之中。它们吸纳着农村中的大部分人群，它们身上所承载的社会功能要远远大于经济功能。

因此，政府合适的做法并不是消灭它们，而是应以各种方式加以保护，并努力通过一些政策倾斜来提升工人们的福利待遇，为他们创造岗位，更为他们提供生活尊严，真正调动起他们的工作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