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花為起點—看國家該如何對抗疫情》

lkkk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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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國與國對於處理疫情的方法大有不同,這種不同對於我們來說是好還是壞?我們又能從歷史中尋求啟發嗎?

天花單單在二十世紀就奪去了3億人性命。幸虧在1958年,前蘇聯衛生部副部長Viktor M. Zhdanov參加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世界衛生大會(WHA),號召國際衛生組織於全球一同消滅天花,此後奠定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亦是目前截止2022年4月15日為止唯一一次)完全消滅傳染病。成功的要素除了從天花弱點近親—牛痘找到研發疫苗缺口之外,還有後來世衛的支持。但國家之間針對天花的重視並非理所當然,因為當時世衛的工作重心為瘧疾;到底成就第一次消滅傳染病的契機是如何出現?是段經歷對我們這些哩民(Layman)可以有何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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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美國並非一開始便選擇集中資源對抗天花,這個人類歷史性決定的背後,卻可能夾雜著美國為自己形象工程的鋪排。當時世衛的資金來源是根據國家經濟狀況的因素去計算,美國當時經濟蓬勃,是世衛的「大股東」,美國一向傾力支持消滅瘧疾,反之對天花興趣不大,所以世衛自然聽從大股東著手根除瘧疾。然而瘧疾計劃執行多年一直不能達到全球滅絕的目標,適逢越戰之後美國形象下降,時任總統約翰遜(Lyndon Johnson) 有鑑於維持美國對第三世界的形象,(1965年)決定支持「根除天花項目」(Smallpox Eradication Program, SEP)。廣東話諺語有句「你出豉油我出雞」,美蘇兩國就以此方式於SEP合作,美國撥用資金,蘇聯負責提供疫苗。整個計劃動用了9800萬美元開支,三分之一由世衛及其他以美國作為主要資金來源國的國際組織提供,甚至美國曾經直接用2500萬美元成立專項撥款;相比1959到1965年間世衛就天花每年預算只有10萬到20萬美元不等可謂天淵之別。蘇聯則貢獻了全球天花2億劑疫苗中的1.7億。兩國在冷戰時期政治敏感情況下攜手合作對抗天花,雖然過程中偶有阻滯,但終可在1980年宣告正式根除天花。此案例不單單是冷戰史中令人嘖嘖稱奇的案例,更值得我們探索各國全球化、「知識共同體」、國際組織於生產、利用、循環知識的系統,再套用到今天對抗COVID-19的國家以至全球方針,對我們有何啟示?


各國需要鼎力合作,於醫療知識上秉承虛心求學的態度去應對問題。瘧疾誠然是一種令人生畏的傳染病,由攜帶病毒的昆蟲傳染,所以當時沿用合成殺蟲劑DDT去解決病毒,但後來發現不但導致更強免疫能力的殘存瘧蚊的增殖,更為生態系統帶來破壞。若然當時美國一意孤行,在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流行病學家的轉肽支持滅絕天花的情況下執意「根除瘧疾計劃」,或許不幸地天花將會再奪取更多人的性命。套用到今天COVID-19肆虐的情況,全球各國對於處理肺炎已經累積一定經驗,慢慢地建立(生產)起一套抗疫方針,並在己國實踐(利用)。我們的下一步其實應該將各國的數據收集並共同分析(循環),好讓世界可以共同有效地降低肺炎對人類的傷害。固然,COVID-19(尤其是Omicron)的致命率相比2019年已經大大降低,堅持過往成功歇止肺炎傳播的方針、一成不變而缺乏循環各地知識無異於閉門造車,或許並非上佳良策。

圖為接種牛痘疫苗


共同合作比分出高低更值得被讚揚。蘇聯多年的斡旋為人類帶來對抗傳染病的里程碑,但最後也必須仰賴國與國之間放低成王敗寇的心態,在國際層面上一同合作才有今天的成就。放諸今天為了證明民族優越性就像踏上納粹提倡雅利安人比其他人種更高尚的路程,各國都應該放低成見才能令壞影響最小化。疫苗是遏止傳播的一個重要方法,惟肺炎對人類的最大威脅可能已經不是對性命的威脅,而是對我們日常生活的紛擾、對我們發展的阻撓。冀盼主權可以同力協調,為我們點燃最光明的一盞指路燈。

封面圖片來源自United Nations.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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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的經濟 初創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