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窒息的年代中依然坚守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个作为民族历史积淀中的标志性符号的特殊节日标志着我们的民族在二百多年的现代性转折中再次步上其生死轮回的老路，标志着我们的民族自晚清巨变以来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就此夭折。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现代性转折的伟大事业仍在进行时当中的伟大时代中的一个青年，我谨以此文表达自己对于中国现代性转折此一伟大事业的独特理解，并作出自己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对于自己应有的使命与担当的庄严宣言。

一、何谓中国现代性转折年代中的思想启蒙

康德对于欧洲那场启蒙运动的理解是：所谓启9蒙便是要求人们摆脱此前的蒙昧状态，勇敢的使用自己的理性，以理性批判的方式完成理性的自我批判，并在这批判中重建我们的知识形态，启蒙便是在哲学的理性批判中批判式的重估我们对于世界的信念，重估我们对于自己的所能期待，重估那久已令人窒息的压榨我们的僵硬信仰的合理位置。一句话，启蒙便是要求我们在哲学的理性批判中重拾我们对于理性的信心，凭借理性证成道德律并直接促成善的意志的行使，从而恢复我们作为自由主体的至上性，恢复我们人的尊严的至上性。康德关于欧洲启蒙运动的评判的基本精神我是认同的，然而毕竟康德不能预料到今天这个时代的伦理正义的基础已然如此薄弱，毕竟不能预料到太多现代性困境的具体内容，我认为康德的基本哲学方法已然过时了，他的基于并不彻底的哲学反思的基础以建构伦理正义的方式在我们这个年代无力对于现代性困境有着更为广泛的回应，然而康德所标榜的那场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旗帜却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个年代中致力于继续推动各古老民族的现代性事业的人。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尊重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国家要求保存其民族性积淀的要求，然而我认为这不能成为变本加厉的论证其激进民族主义的合理性的理由，我认为激进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性事业的一个值得警惕的陷阱。这个世界上纵然就理性范式多元化与情感范式多元化的诉求来说偏见与歧视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自由主义的秩序并不排斥偏见与歧视，却要求各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包容。然而一个民族国家却变本加厉的固化一种偏见与歧视的特有范式，甚至于以这种特有的偏见与歧视范式来奠基其社会制度、民族性格。偏见与歧视是一股令我们不可避免的多元化并进而形塑社会的多彩以及蕴含着推动我们的社会有可期的未来的积极力量，然而那些久已蒙昧的民族国家的国民却缺乏足够的智慧运用这股力量的积极，相反，它们受迫于历史的包袱和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而在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中固化自己的思维，堕落自己的性情，甚至肆意放纵自己的激情而酿造出暴政的灾难。无论这偏见与歧视是种族歧视、宗教歧视、文化歧视亦或伦理歧视，民族国家的根深蒂固的歧视性现念以及由此带来的自我认同感与自我至上性在遭遇外族入侵的战争年代里便充分发挥了其抵御外敌的精神力量，中日战争便明显的见证了这一点。然而在和平年代，这种偏见与歧视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寻求和平与人民幸福的阻碍其目标达成的值得警惕的陷阱，这种偏见与歧视持续的制造着民族国家的内部的分裂，剥夺他的人民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将其推入永无止境的基于种族偏见与阶级偏见，甚或宗教偏见的相对冲突中。70多年以来，我们的人民深陷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而不可自拔，而教导我们的人们看到偏见与歧视的积极力量，摆脱其陷阱并以更为成熟的姿态去运用这股力量的运动在我看来便是我们的民族的现代性转折过程中的所要求的思想启蒙运动。

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偏见与歧视的基础及其温和民族国家的形态

我从不认为中国能放弃其民族国家的立场而转型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国家，然而我却认为一个温和的民族国家的形态仍然是可期的。一个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以偏见与歧视为其立国之根基，因为就最根本的说，民族国家要求单一化，然而应对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多元化便别无选择的需要以歧视化措施来抑制其多元化倾向。传统中国以儒家伦理为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学理基础，以其亲亲之情别远近亲疏之名分，又从礼乐制度定各名分位置之人所拘之制，故传统中国社会以名分与礼乐二者为先天下首要事，名分以定其尊卑位置，礼乐以拘其制。因而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首要性特征便在于其思维视野上不可避免的以人伦血缘为基的亲疏尊卑的思维视角，而儒家以名分所定、礼乐所拘的整体秩序结构便要求以整体出发来规定个体，从而个体的存在由其整体秩序结构来获得，从而抑制了个体在社会阶层、宗教派别等之间的流动的可能性与自由度，这也抑制了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与人的性情的解放，阻碍了广泛的社会分工与职业分化的发展，从而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商业化与工业化。

然而这种根深蒂固的基于人伦血缘的亲疏尊卑，文化自我认同与民族优越的偏见与歧视却至今深深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从而此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依然约束着我们的人民，进而我们的人民依然为偏见与歧视所捆绑而受磨难于其中。

相反，一种自由主义的秩序要求一个社会的多元主体无论其宗教、伦理观念，种族与性别之差异而在强调其自我认同的前提下放弃其成见而倡导彼此一律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自由主义秩序的制度建构正如政治自由主义的作家们所一贯倡导的那般坚守与捍卫人们的基本权利但在具体的价值判断的问题上保持中立。从而各多元主体被限制利用政治势力、司法制度、经济资源打压异己，侵犯异己基本权利的行为。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主义秩序的社会倡导人们在广泛的公共理性的场域里开展其思想对话，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相反，激进民族国家则是处处以偏见与歧视为理由而党同伐异、迫害弱势。

人的尊严也只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才得到尊重，泛政治化的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泛化支配最大程度的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异化、社会关系的异化、人的本真的异化。激进民族国家中人的思维与人格的明显的为此民族国家所奠基的偏见与歧视的深刻支配便鲜明的体现了人的政治化，权力支配下的人的工具化，人的本真与性情受到压抑，在僵硬的工具化约下人的异化导致了人的最终的麻木与茫白。而自由主义秩序尊重人的意志自决、人的灵魂，这便有所限度的规避人的最终的工具异化与麻木化。

三、我们的期待与我们的坚守

在民族国家的激进化日渐成势之际，民族国家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再度被别有用心者极尽所能的合理化，基于宗教信仰、伦理价值、种族差异等的偏见与歧视再度相互扩大了其恶性攻讦的范围和程度。就短期来看自上个世际八十年代以来由美国所堆广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出于以下几点理由而必然失败：其一，国际秩序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个具备军事强制力的世界政府的缺失将令新自由主义秩序国际的国际存系变得脆弱；其二，要求民族国家放弃其极端化思维并尊重、包容异己的自由主义观会被一些民族国家理解为文化侵略，故而激化了民族冲突；三，一些民族国家会凭借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自由主义秩序而受益，但在其强大后却可能脱离自由主义秩序，甚至冲击既有自由主义秩序；四，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的维系需要各国都能有基本的自由观念与制度上的一致性，然而这种对于民族国家的诉求不可能获得成功且会激化民族矛盾，一些民族国家早期受益自由主义秩序却在其强盛后可能诉求于谋求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以获取其垄断利益。然而新自由主义秩序并不会完全溃败，我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失败指的是发端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扩展到非西方以外的世界中的努力必然失败，但是在西方世界内部新自由主义秩序依然坚挺。

我信奉这样一个伦理观：即一个人的至高的德性是时刻保持其内心的宁静，并培养出其不为民族、国别、情绪、世俗性教义等偏见干扰其理性甚至激荡其情绪的品质。而一个知识份子必要的需具备这样的品质，尽其所能的保持其理性清晰、洞察力透彻、判断力明晰、心性明亮。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依然可期，中国作为一个温和的民族国家形态的未来依然可期，然而其理论形态依然需要建构，其道路依然漫长。生存在一个不得不沉默的年代是我们的不幸，然而一个书生却终究不能放弃对于其内心深处一方净土的守护，我们的所有寄托在这里被集中表述为：历史的事实不能证成历史的应然，人类历史上无论何种意义上的多元主体之间的久已沉沦的相互冲突的历史早已到了该抛弃的年代，我们的自由的至上性令我们难以接受任何的历史决定论，不是因为我们经历着历史所以我们沉沦于历史，而是因为我们从不放弃对于应然的坚守所以历史自我们流逝而去。我们倡导以相互尊重与包容去在多元主体之间达成和解，我们认同偏见与歧视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强调以成熟智慧去运用他的积极性力量，从而我们反对任何携歧视正义为名的社会暴力。

20年6月4日，9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