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抗戰-22】第八集團軍(右翼軍)--英勇戰士,血肉長城(張發奎 時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
1. 浦東的「神炮」
淞滬戰爭的徵候,到了八月九日才開始發現。當時敵人的兵艦集中於黃浦江和長江的江面。並運到陸戰隊萬余人在上海登陸,隨即令武裝士兵闖入我虹橋機場滋生事端,同時更要求我方撤退駐滬的保安隊。這一要求,經我方嚴詞拒絕,敵方遂於十三日正式揭開了淞滬大戰的序幕。
在這次戰役的前夜,最高統帥部適時下達了淞滬方面軍隊的戰鬥序列;張治中將軍擔任指揮左翼部隊,我擔任右翼軍總司令;另以李崧山、阮肇昌、劉尚志各師,張鑾基的獨立旅及炮兵第二旅笫一團編為第八集團軍,集團軍的總司令也由我兼任。同時,劉建緒將軍的第十集團軍,亦奉命加入右翼軍的序列。
我奉命後,即令張鑾基旅推進浦東,接替李崧山師的防務;命李師移動於上海方面,策應左翼軍作戰,並令劉尚志推進至松江附近,以為集團軍的預備隊,劉建緒集團軍則由衢州附近向杭州推進,為右翼軍的第二線兵團。
十三日,敵我在上海的警戒部隊發生戰鬥。我左翼軍接照原定計劃,即開始攻擊行動。經過數日的戰鬥,因為沒有摧毀堅固防禦工事的火器,同時,又缺乏街市戰的熟練經驗,我左翼軍的部隊雖曾一度進出於匯山碼頭,但終不能摧破敵人的整個防衛組織。
我所指揮的右翼軍方面的情況,是比較沈寂的。因為在南市方面,隔離著一個租界地區,浦東方面,又隔離著一條黃浦江,所以就沒有成為作戰的重心。但左翼方面軍卻不同了,戰況是緊張的,因此,我必須用各種方法給予策應和支援。我除將阮肇昌師增援左翼軍外,也不斷地以炮兵在浦東的洋涇附近,襲擊敵人的側背,來策應左翼軍方面的作戰。
我浦東方面的炮兵對敵人的襲擊,也確曾發揮過相當的威力。因此,在當時就被一般人過譽為「神炮」。它不斷打擊敵人的「出雲」旗艦,轟擊虹口的日軍司令部,使敵人不斷感受著威脅。敵人為謀消除這威脅,曾採取了種種偵察手段,不間斷出動飛機,企圖搜尋我炮兵陣地,毀滅我炮兵的力量。但他們始終無法我到我們的炮兵陣地,更無法制止我炮兵每天黃昏和夜間的襲擊。
炮兵陣地的位置,是在浦東洋涇附近。為盡量發揮威力及避免敵方空軍的威脅計,當時就在對岸設了一個秘密的觀測所,利用海底電線的通信,協助我們指揮炮兵的射擊和修正彈著點的偏差。同時,炮兵的活動時間,常在黃昏和夜間,白晝我們就把各陣地巧妙地偽裝起來,或將各炮移動藏於溝渠和竹林的深處。因此,在這戰役的全部經過中,敵人始終沒有發覺我們陣地的位置。我對這幾門炮,當時是非常愛護,不但常常親自去指揮射擊,並且在這次會戰終了的最困難的時候,也還用盡了方法,把它全部安全地轉移到後方去。
我們的炮兵陣地也曾有過一次幾乎被敵機摧毀的教訓。當時有幾位新聞記者到戰地訪問,他們要求去看一看「神炮」的雄姿,經過炮兵營長的許可,同到竹林隱秘的炮兵陣地裡,並在那裡拍攝了一些照片。次晨,他們將訪問戰地的詳情披露於報上,並且連炮兵陣地的照片,也一並刊登了出來。當天早上,我在《時事新報》上看見了這詳盡的報導,即認為這是一個不應該洩露的軍事消息,並且認為這消息是我們的炮兵陣地,將會發生不可測的後果,因此便立即命令該營長迅速變換各炮隱秘的位置。到中午,果不出預料,敵方便出動了空軍,把所有洋涇附近的竹林都炸光了,致令附近的居民也無辜遭受很慘重的損失。但僥倖的是各炮依然無恙。事後那位炮兵營長即被撤差,那負責的新聞記者也受了處分。這事。對戰地新聞不慎的報導是一個教訓,同時也說明瞭一個軍事指揮官對細微的事,也須時時刻刻作密切的注意。
所謂「神炮」,說來也許一般人不會相信,我們所有的只是六門「卜福斯」山炮而已。假如能夠有較多的炮量和較大口徑的炮種,我深信對這次會戰將有更大的幫助。因此,我最初便建議統帥部,主張由乍浦附近海岸趕築一條可以運輸重炮兵的臨時公路,直達浦東,效法海岸游動炮兵的使用方法,調集一部重炮兵使用於浦東方面,但統帥部卻沒有採納這個建議。
2. 不惜犧牲,保全上海
到八月二十二日,戰事即開始轉入更猛烈的階段。敵軍增援部隊第三師團、第十一師團,以及第一師團、第八師團之各一旅團,當天即在寶山獅子林登陸,並即向我左翼軍方面寶山、羅店、瀏河線進攻,同時對我右翼軍方面之川沙及浦東各地,也採取積極的行動。我方亦同樣以京滬、滬杭兩鐵道輸送增援部隊,投入左翼軍方面,雙方均以猛烈火力作陣地的戰鬥。情況特別緊張。是以我方對原來預期以攻擊的作戰手段指導會戰的計劃,不得不加以修正,而轉入以純粹防禦戰的階段。
那時,最高統帥部堅決地企圖確保這個遠東最大的都市,便盡量挹注兵力於淞滬方面。京滬、滬杭兩鐵路的軍車日夜不間斷地奔馳,把一師一師的部隊送來,加入填補火線,其情況好象一九一六年法軍為輓救凡爾登要塞的危急,從巴黎運送增援部隊的狀況相似.但敵人的裝備和戰術及戰鬥力各方面,俱達到相當的高度。他們的空軍力量更佔了絕對的優勢,他們大量的野戰炮兵配合著海軍的長射程炮也發揮了很大的火力。而我方僅有臨時構築的野戰工事,一切器械也比不上敵人,戰鬥的不利是可以想像的。為著企圖避免過巨的犧牲和改變不利的狀況,我常常竭盡智慮去搜求戰鬥的真相,推斷未來的狀況,研究殲滅敵人的策略。我不斷考慮,如果沒有可以改變這不利的形勢的策略,如果以大量的戰鬥力投入這方面的決戰,而沒有勝利的把握,則我們純粹的防禦計劃,應否考慮加以修正?經過了二旬的戰鬥,我的結論是,在我軍的現有條件下,欲把敵人殲滅,或遏止他們的攻勢,確實是非常困難的。
這時,我和張治中將軍即建議於最高統帥部,主張對上海作戰使用兵力的最高點,應作一個精密的數字計算,並建議如果超過了這個限度仍不能壓制當而的敵人時,則我們的戰略應轉變為持久消耗戰。須先以十個師的兵力預先佔領蘇嘉、吳福線之既設陣地,以為第二抵抗線,此十個師的兵力除非在擴張戰果方面,不得為其他狀況而使用。我們二人並明白表示,願自接受敵人攻擊之日起。負責固守此既設陣地三個月時間的責任。但最高統帥部不贊成這建議,他的意見認為上海是必爭之地,應不惜一切犧牲來確保這個地區。又因當時敵人的增援部隊尚未全部到達,戰況亦有時稍為沈寂,於是有些將領們便為此種情況所惑:以為敵人的攻勢已至極點。就是馮玉樣將軍亦有「凇滬方面的戰況已經穩定了」的判斷。
可是到九月中旬以後,情況有變化,敵人大量增援,我們發現其第一、第三、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六、第〇二、第一〇六、第一〇七、第一一四、第一一六等師團的番號,估計其兵力約在二十餘萬,炮三百餘門,戰車二百餘輛,飛機二百餘架,其在凇滬與我決戰的決心,也益加明顯了。
此時,我方的部署亦有所變更,原左翼方面.政划成兩個區分,以薛岳將軍擔任左翼,朱紹良將軍擔任中央,與我右翼相連結,左翼方面自九月上旬以來,戰況已逐漸不利,陣地亦逐漸後移。雖後援部隊逐次加入,亦僅能維持「寸土必爭」的狀況。
我右翼方面的戰況尚沒有任何變化。敵人雖迭次企圖排除我浦東對他側背的威脅,但在我將領嚴密戒備之下,敵人幾十次的登錄行動都沒有成功。不過,我常常顧慮敵人如在左翼軍正面突破企圖不能成功時,他們可能採取側面的迂迴行動,因此,我右側的金山方面是一個最可注意的地區。當時我有一個直覺靈感和歷史的回憶,就是戚繼光於閩浙蕩寇時代,日本曾在金山登陸而擾亂浙境,如果敵人以歷史作依據,這段歷史實有重演的可能。同時,在戰術上判斷,那裡已是一個理想的登陸地點。那裡海岸有四十呎以上的水位深度,又有利於登陸運動的沙灘及可作為灘頭陣地的據點。
為了這個側面的顧慮,我曾親自實地偵察那裡的地形,並在那裡配置了一連炮兵和一營步兵,再三叮囑他們對海面作特別戒備。同時,我又命令他們編組了一隊漁船,遠出海面從事廣遠的搜索。為欲徹底明瞭實地的情況,我亦常親自或令幕僚至沿海地帶和浦東方面巡視警戒部隊和火線的戰況,並把全線的防禦組織嚴密起來。整個右翼方面雖無特別緊張的情況,但我必須在縝密戒備方面努力,使統帥部可以集中全力於左翼和中央方面的作戰,免去了對右翼方面的憂慮。
3. 英勇戰士,血肉長城
整個十月的作戰重點,始終保持在左翼軍方面。十月下旬,敵人以全力攻擊我左翼軍陣地,決戰的時期已經到來了。戰地悲慘的景況.亦一幕一幕地呈現在我眼前。我們的增援部隊繼續向前進發,他們由後方輸送到戰地後,沒有一刻的停留和準備,就加入了火線。敵人的炮彈好象雨點一樣散落在我們的陣地。我們的炮兵在數量與火力上都無法與敵對抗,只有英勇的戰士們以血肉築的長城,來抗拒敵人的犀利的火器。制空權也完全掌握在敵人手裡,敵人的飛機一天到晚翱翔在戰地的上空。我們的部隊沒有立體作戰的經驗,僅憑著血氣之勇,不知講求疏散與偽裝,更招致許多無謂的損害。我們部隊的行動白晝大受限制,一切部署的調整和兵力的轉用,都在夜晚,這更使指揮與時間上蒙受很大影響。戰地是一片平野,不能徒涉的川渠,縱橫變錯。這對於聯絡與地形的熟識,均感到不少困難。在這種種不利的條件下,各級指揮官當時都深深感到指導一個防禦組織不健全的大兵團作戰,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級幹部和士兵們,到這時侯才認識了現代戰鬥的形式,才明白僅靠精神而忽略物質科學的戰鬥,已是落伍的思想了。
在戰況的高度緊張中,最令人感動而安慰的是人民對作戰的協助。他們不僅幫助軍隊的運輸和救護,他們更自動地獻出了他們僅有的糧食,一切好的東西他們都送給軍隊使用。學生們自動加入了戰地宣傳和通訊的工作,婦女們自動看護我們的傷兵;慰勞隊的歌聲鼓舞了戰士們的熱血,工作隊的熱心服務消際了戰士們的疲勞。在大軍作戰最感困難的後勤工作,人民都幫助我們解決了。軍隊為國家而流血,人民也貢獻他們的一切給軍隊,這是民族戰爭的特點。
十月三十日,左翼方面的戰況已達到極度的不利。突擊我大場陣地的敵軍已在周家宅、姚家宅兩處強渡蘇州河,上海市區的我軍側背使感受到重大威脅。以當時的情況判斷,敵人似有從大場以西向左右席捲的行動。朱紹良將軍這時忽奉命調任甘肅省主席,所遺中央兵團的任務,最高統帥部即命令我去接任,並將右翼方面的指揮責任交給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將軍接替。這時劉集團軍的部隊方從杭州向前推進,我一面擔憂沿海地帶的側面和划集團軍能否確實接防,一面又感於上海方面的緊張狀況,將如何去輓救這危殆的局面。我此時陷入了無限的焦慮,以沈重的決心,擔當這殘破而沒有把握輓救的局面,這在我生命史中是最痛苦的記憶。
十一月二日,我的指揮部由南撟移至龍華西側的北乾山,這是極接近火線的位置。當我到達那裡時,情況已變化了,第一線的部隊已陷於紊亂狀態;同時,渡河的敵人予我們側面的威脅,也正在日益擴大中。但第一線已經沒有可以抽調的部隊,後援的兵團又遲遲未能到達,我除了竭盡一切努力來調整這個紊亂的形勢外,開始發生了悲觀的心情。
十一月五日,一件數月里日夜所焦慮的事終於發生了。敵人的第六、第八兩個師團當日就在全公亭、金山嘴等地同時登陸了。我力量薄弱的警戒部隊很迅速地被驅逐了,劉集團軍以行動遲緩,未能實行夾擊的行動,讓敵人一直向松江前進,我吳克仁軍集結尚未完成,倉卒應戰,又遭受各個擊破的命運。
九日,松江被陷,我軍腹背受敵,失敗的戰果已是注定了。
從整個戰略上著眼,敵人強渡蘇州河以後,退卻已是無可疑義而不能再遲延的事。這雖需要最高統帥部作困難的決定,須當機立斷地即下決心,但指導大軍作戰者,其最困難的條件也就在此。當時.前敵總指揮陳誠將軍來到我的指揮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見,可是最高統帥都卻仍遲遲未決,等到情況已到了最危機之際,才於九日下達退卻命令。但這時機已不適切了,當我接到命令時,部隊已陷於極端紊亂狀態,各級司令部亦已很困難掌握其部隊了,因而演成了最後一幕原可避免而終不能避免的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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