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2014年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阅读吴伟的“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后该系列文章结集成为一本书《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结合柳红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和梦想 》算是对八十年代的政经改革史有了大框架的了解。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吴伟，是刘晓波的同代人，两人的人生道路，起点虽然不同，目标却一致，象徵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最终“殊途同归”：两人都是吉林长春人，刘晓波在八十年代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因参与八九学运而被捕入狱，此后成为异议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者的代表人物；吴伟则在八十年代进入体制内，默默无闻地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担任过鲍彤的秘书，并亲历了中共十三大后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六四之后一度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并长期接受审查，此后由体制内迈入体制外。可以说，两人都因六四被抛出原有的生命轨道，从一九八九年至今的二十多年裡，在不同的位置上为中国的民主宪政而继续奋斗。

充满刀光剑影的“跪着造反”：吴伟《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余杰

2014-08-07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吴伟，是刘晓波的同代人，两人的人生道路，起点虽然不同，目标却一致，象徵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最终“殊途同归”：两人都是吉林长春人，刘晓波在八十年代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因参与八九学运而被捕入狱，此后成为异议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者的代表人物；吴伟则在八十年代进入体制内，默默无闻地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担任过鲍彤的秘书，并亲历了中共十三大后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六四之后一度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并长期接受审查，此后由体制内迈入体制外。可以说，两人都因六四被抛出原有的生命轨道，从一九八九年至今的二十多年裡，在不同的位置上为中国的民主宪政而继续奋斗。

有人说，中国人缺乏深厚的宗教信仰的传统，因此将历史当作宗教信仰。德国思想家黑格尔指出：“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拥有数不胜数的历史编纂人员。其他亚洲民族也有古老的传统，但不是历史。”然而，中国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是统治者的历史，是皇帝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必定不真实、不客观，是被扭曲的和被遮蔽的历史。所以，中国的历史是不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循环的历史，文明的积累因权力的摧毁而屡屡归零。以当代史而论，仅仅才过去二十多年，人们便不相信六四屠杀是铁的事实，年轻人看到赵紫阳的照片不知道此人是谁，即便新一代的知识阶层亦未必知晓那场八十年代后期刚刚啓动就夭折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历程。

在此背景下，吴伟的《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就是“以历史照亮未来”的尝试。作者根据抄家之后倖存的笔记资料，对鲍彤、阎明复等改革派先驱以及诸多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同事的第一手访谈素材，完整地呈现出了那场迄今无法企及的政治改革的真相。

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生前最得意的两个名号，一个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另一个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后者是鲍彤对赵紫阳的概括，却被邓小平窃取而去。

吴伟在书中澄清了邓小平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改革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正是这一差异导致了作为邓小平钦定接班人的赵紫阳最终与邓小平分道扬镳。吴伟指出：“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得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一次勇敢尝试。”这一改革趋势是邓小平无法容忍的。即便没有后来的八九学运，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分歧终将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

在中国这个拥有数千年人治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人际关係是政治人物必须处理的首要难题。对于八十年代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而言，邓小平是必须尊重和拥戴的“神主牌”。吴伟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和研究室工作期间，在多次会议上听到鲍彤等领导再三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邓小平的话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如果说改革者是舞蹈家，那么邓小平就是沉重的镣铐，改革者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

吴伟指出，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到各个方面的承受力：党自身党承受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承受力、老一代领导人的承受力。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的承受力。邓小平能承受，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被全党所接受；邓小平不能承受，就谈不上被全党所接受。比如，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草稿中增加一句，“决不搞西方三权分立、轮流坐庄那一套”。不加这句话，邓小平不放心；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整个政治改革方桉就会夭折。

与此同时，赵紫阳的策略是：抓住邓小平的思想脉络，研究他说过的话，用他的说法开路；同时把民众最迫切而现实又能做得到的东西加进去。按照鲍彤后来的说法，这叫“跪着造反”。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大在北京举行，选举赵紫阳爲总书记，邓小平爲军委主席。并通过一个没有公佈的秘密决议：邓小平仍然是党的最终决策人。赵紫阳在开幕式致辞中説，重大问题仍然要请小平同志掌舵。话音刚落，全场鼓掌。赵紫阳説，鼓掌就是大家赞成，就是全会的决议。大家又鼓掌。赵紫阳不可能像叶利钦挑战戈尔巴乔夫那样公开挑战邓小平。这是传统和形势比人强的道理。

邓小平在成为中央政治局“唯一的婆婆”之后，充当左右两派的最终仲裁者的角色。他时而用右派打击左派，时而用左派打击右派，以此保持他本人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将中国源远流长的厚黑学和权谋术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在邓小平的思想观念中，也确实存在着金庸笔下老顽童周伯通“左右互搏”的神功，水火不容的“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居然统一在他身上。邓小平深受毛泽东为所欲为的独裁统治之苦，也一度试图终结文革模式；但他拒绝多党制和宪政民主，对文革的恐惧回忆反倒成了他反感民主运动的理由。于是，邓小平吊诡地变成了一个缩小版的毛泽东。

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亮点

八十年代是一个让人怀念的年代，也许是中共统治中国的半个多世纪裡，唯一让人怀念的年代。

八十年代，我还只是一名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新思想的中学生，对政治和文化的理解十分有限。但我至少真切地感到，那是一个有梦、有理想、有憧憬和有向上的气象的年代。就阅读的刊物和书籍而言，北京的《新观察》和上海的《文汇》月刊，刘宾雁和苏晓康的报告文学，是我跟父亲抢着读的宝贝。九十年代以后，再也没有那么精彩的读物了。而对赵紫阳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十三大记者会上端着酒杯绕场一圈的自信与从容，在中共的党代会上，那一幕亦成绝响。

那样一种精神氛围是如何形成的呢？文化当然无法跟政治脱鈎，没有政治改革的大气候，就没有文艺和学术思想的自由与繁荣。在这本书中，作为当事人的吴伟，栩栩如生地还原了作为正部级单位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成立过程及人们的工作方式。最让我惊讶的一个细节是：在这个人才济济的部门裡，工作人员之间并没有中央部门裡严格的等级秩序，他们以“老鲍”亲切地称呼作为部门负责人的鲍彤。更重要的是，他们切实面对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拿出庖丁解牛的智慧和勇气，作出诊断、开出药方。而六四屠杀之后，虽然中共当局时不时地重弹政改之老调，却再也没有一个人是真心诚意的改革者。

为什麽说那个时代的政改是“真枪实弹”的呢？吴伟指出，研究当年政治体制改革留下的资料，可以看到其中大量的向宪政民主发展的政治指向。党政分开、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人大中展开党派活动、改革选举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实现社会团体自主化、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法律化、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实现和保障司法独立等等，无一不是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发展的第一步。一九八九年之后，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各自提出理论学说，一个比一个天花乱坠、色彩斑斓，偏偏没有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赵紫阳，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侍候垂帘听政的邓小平，时不时地放慢改革的步伐，以免左派反弹过大；那时的赵紫阳，本人的思想水准也未能突破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大框架，直到幽禁岁月裡，才逐渐认同美国式的宪法为大、多党竞争和议会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赵紫阳只能算是半个戈尔巴乔夫。

那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相似的部分在哪裡呢？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赵紫阳提倡党政分开，已经在中共一党垄断权力的铁幕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比如，十三大之后，撤销了中央政法委，推动公检法独立行使职权。然而，六四之后，中央政法委又死灰复燃，而且在此后“暴力维稳”的潜规则之下，政法委蜕变成穷凶极恶的盖世太保，如此方有恶贯满盈的“政法沙皇”周永康横空出世。如今，周永康虽然倒掉了，但当政者并无取消政法委这一违背宪法的组织的改革之举，第二个周永康、第三个周永康还会层出不穷。

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失败，以及对未来的啓示

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六四屠杀的枪声中化为乌有。不过，六四只是矛盾的总爆发，而不是改革派失败的根本原因。曾经身处那场改革最核心位置的吴伟，对失败的原因作出了草蛇灰线的梳理和痛定思痛的反思。

客观原因方面，除了最关键的“邓小平因素”之外，党内高层保守势力强大、党内中高层普遍缺乏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并不稳固且有脆弱性、党内改革派并未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等，也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就主观因素而言，吴伟也作出细緻的分析：首先，赵紫阳对邓小平过度信赖，对邓的态度转变估计不足；其次，改革力量对围绕改革进行对党内外斗争的複杂性和残酷性认识不够、准备不足；第三，改革的指导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应对失误，比如赵紫阳在六四学潮兴起之际，居然赴朝鲜访问，从而失去在处理学潮问题上的主动权；第四，在舆论宣传指导方面发生失误，比如在央视全文播出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第五，没有及时向社会交底，引导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与党内改革派形成有效互动。

这些问题，有相当部分是由赵紫阳的性格弱点所决定的。正如多年追随赵紫阳的鲍彤直言不讳地指出的那样：“赵紫阳在性格上有一个弱点，就是缺乏主动进攻精神，缺乏在尖锐複杂的政治斗争中大刀阔斧、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大胆争取的精神。……他很多明明是可以进一步的时候，考虑的却是‘要避嫌’。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可以评价为‘忠厚’，但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在关键时刻可能就是致命的。”比如，在处理学潮问题时，貌似愚蠢的李鹏，实际上心思阴毒、步步杀机，将赵紫阳诱入事先安排好的陷阱之中。而每一阶段，赵紫阳都是被动回应，未能主动出击，终于满盘皆输。另一方面，赵紫阳对邓小平始终怀着报答其“知遇之恩”的想法，囿于“忠孝至上”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对其独裁本性隐忍不发，最后沦为对方刀俎上待宰之羔羊。

那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失败了，但失败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啓示未来的价值。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的评估，既得利益阶层的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为“大国崛起”而感到洋洋得意，习近平也俨然以“造梦者”自诩；实际上，大部分民众的心态是不满乃至绝望的，他们清楚地看到，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极端化发展，体制性的腐败无法遏制，中共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合法性所剩无几，中国社会正处于“准紧急状态”之下。因此，吴伟认为：“中国在此面临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新回顾和研究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段历史，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对于凝聚朝野的广泛共识，明确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式和约束条件，作出合乎中国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际情况等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今天，当然不必也不可能全盘照搬昔日赵紫阳和鲍彤主导的政改方桉，却可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正，并像赵紫阳晚年所说的那样，“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

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一

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1月13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一篇。

在1980年代的中国，由中共老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推动，赵紫阳主持，中共中央曾经领导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与后来中共屡次宣称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这是中共建政史上唯一一次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给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和深刻的影响，直至今天。

说道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回溯1970年代末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

1970年代末，在毛派分子“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中国兴起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思想启蒙，是此后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序幕和思想准备，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1977年3月，曾经受到批判的胡耀邦被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年底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到打压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得到了“平反”，陆续回到了领导岗位。他们和广大党员、民众都迫切要求对中共建政后的重大历史问题，包括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错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再认识，对党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彻底走出文革。但在当时条件下阻力极大，党内高层仍然有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按照这一方针，非但毛泽东的错误不能纠正，连邓小平等许多老干部重新回到政坛也成为不可能。

“两个凡是”受到党内外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中共党内一大批老干部的强烈反对。1977年4月10日，已经得到“解放”但还没有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华国锋主持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见。同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此后，他开始着手推动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四人帮”的垮台和“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中共的广大党员干部、中国的广大民众思想上获得解放的前提。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和对思想言论上的禁锢被冲破，各种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讨开始活跃起来。在胡耀邦的推动下， 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然后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从而引发了全党和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这次大讨论，对广大中国人，对中共的党员干部说来，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人们在几十年来形成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思想崇拜开始破除，对几十年来党所奉行的一系列理论政策也开始“拨乱反正”。人们开始认识到，任何“真理”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任何政策都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理论、政策，都必须得到纠正。经过半年多的大讨论，中共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许多人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在中共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端。

为了进一步搞清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全党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9年1月，中央召开了由胡耀邦等人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议，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数百人参加，各省也派出了联络员，前后开了两个多月。开会之初，胡耀邦十分强调要解放思想。

在胡耀邦等人推动下，参会者从多方面广泛地讨论了建政以来中共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会上争论非常激烈。限于当时的条件，许多参会者思想中还有较大局限，人们的认识还远不及此后几年那样深刻，但是在批判性认识文革、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批判长期存在的“左”倾危害方面，在批判个人迷信、总结封建主义对党的影响方面，在批评党内、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方面，都打开了缺口，开了一个好头。许多人的发言大胆冲破了禁区，提出了在当时看来使人震聋发聩的一些观点，由于会议简报发放范围很广泛，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较大震动 。后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成为赵紫阳助手的鲍彤（时任国家科委研究室副主任）也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长篇发言《二十年间》，对中共八大、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等党内重大历史问题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表了颠覆性的看法。

一些参会者开始注意从党和国家体制上研究和探讨文革的成因，探讨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洪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而不应由前任指定”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助理研究员严家其关于“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都振聋发聩，语惊四座，对于启迪人们思想，促进理论界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缺陷和弊端进行研究，以至于引发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理论务虚会召开的同时，社会上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也在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最初， 是人们在西单的一面墙上贴出了要求给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控诉冤假错案的大字报。随后大字报就逐渐转向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反对“两个凡是”，批评当时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政策，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治。这类探讨，让中国人在经受长期的封闭的毛式理论洗脑教育之后，打开了一扇心灵上的窗子，使人们开始了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开始审视中国的政治体制，审视中国的政党和国家体制，认识其中的弊端，从而萌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政治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为若干年后执政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

西单民主墙的言论，一开始曾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它的许多文字也与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许多发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明，党内党外、会上会外是相通的，相互响应和促进的。特别是对中共执政体制、国家体制中一些弊端、成因等方面的许多观点和分析，追根溯源，应该说西单民主墙功不可没。

随着讨论和反思的深入，民主墙的积极分子们开始不满足于只贴大字报，发表讲演了。他们开始成立组织，发行刊物，组织各种集会。随后，这场被称为“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逐渐扩大到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西安等城市。1977年底至次年初 ，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前后持续了100多天，并迅速向周边和其他城市漫延。

对这种形势，中共高层有不同的判断。胡乔木说：当前党内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的三股歪风，形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时还严重。胡耀邦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现在的形势很好，不要对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他还传达了华国锋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但是，1979年3月，面对动荡的社会形势，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中共元老先后表态，认为需要运用强力手段，不能允许这种混乱局面再继续下去。北京、上海警方开始行动，一些民主墙的活跃人物和民办刊物的负责人相继被捕。

元老们的这种态度并不令人意外。民主，曾经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一面旗帜。但当他们取得政权之后，他们需要的就不再是民主，而是稳定。一旦民众的民主要求威胁到政权的稳固，威胁到党天下的稳定，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运用专政的手段，恢复秩序。此后两年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创办民刊的活跃分子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判刑。大多数高校竞选运动的参与者，则上了“新三种人”的内控名单。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很多人被撤职、审查和清算。持续了近两年时间的西单民主墙被彻底取缔，民间的“北京之春”民主运动进入低潮。

就在社会上的“民主墙”受到压制的同时，体制内的“民主墙”——理论工作务虚会也开始出现转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方面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给“解放思想”定了调子，这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 至此，理论务虚会从胡耀邦强调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开始，以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收场。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他的“两手论”思想格局的起点，代表了当时重返政治舞台的几乎所有老一代领导人的想法。作为一个从文革所受的迫害中走过来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尽管他对导致文革产生的制度性缺陷有所反思，因而在重新掌权以后，他可以同意你重新评价毛泽东，同意你否定文革，甚至同意你探讨体制中的弊端，探讨改革问题，但是他绝对不允许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一生，与这个党，与这个制度血肉相连，甚至与这个制度的许多弊端都密切相关。他们认为，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他们全部事业的根基所在。否定了这个党，否定了这个制度，就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否定了他们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这是他们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后来到十三大被明确概括为“两个基本点”的邓小平思想格局之基本雏形，自此开始显现。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