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位挚友
前段时间整理书柜，把一位朋友在二十多年前送我的西学元典丛书法律卷翻了出来。这些年来，我四处奔波，多年积攒的书籍早已十不存二，但这套书却一直带在身边。看着它们，就如同又能见到那位亦师亦友的故人，虽然他已故去多年。
我们相识于1998年，彼时我们几乎同时加入一家公司新设的工作室，他是两名经理之一，我是小兵。也许是他当大学老师多年形成的习惯，所以对待我很随和，虽然职务上有差别，但他从不支使我做什么，工作上的分工也是大家一起商量，尽管我当时只是初入职场。印象中，我们曾一起背着背包，里面装着我们的宣传画页，在各个市场的摊位前推销我们的产品；我们曾坐着小破面的，颠簸好几十里地去鸟不拉屎的郊区库房，一起扛大包装车；我们曾在赤日炎炎的夏日里奔走于总店分店之间，他请我吃马兰拉面，有面，有凉菜，有啤酒，吹着空调，忙里偷闲地磨蹭着中午最难熬的时光。
他学的专业是哲学，但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的英文非常好。大家一起工作时，他会时常和我聊聊他学习英语的体会，并且鼓励我学好英语争取以后考研、出国。在他的带动下，我曾经拿出一个月工资的几乎一半买了一部收音机，每天晚上听短波。虽然由于天分所限、勤奋又不够，我的英文至今也说不上好，但是，机缘巧合之下我以一种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方式来到海外，也算是没有完全辜负他的期望。
工作室的业绩一直没什么起色，大家一起想了很多办法，他也成天在外面跑，一度还单独挑起一个分店的经营，但终究是回天无力，大家终于都散了。他去了新的工作单位后，反而能够开始逐步实现他当时在工作室的一些想法了，比如引进、翻译一些国外的书籍。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因此他希望我能够参与到翻译工作中来，也算能给我一些贴补。我此时已是自顾不暇，也自知英文水平根本达不到翻译的程度，故此转而推荐了另外一位同学。他接受了我的推荐，但对于我不参加翻译还是觉得遗憾。书稿很顺利翻译完了，最后也顺利出版了，他和我同学都对彼此的合作比较满意。此后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我只是从翻译书稿的同学那里断断续续得到他的一些消息。
2000年左右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说他要送我一套书，请我到他办公室一叙。他的新办公室是公园里的小四合院，我去时正是春天，小院里繁花似锦，绿意葱茏，犹如一处世外的清修之所。我那时刚换工作，一扫往日的压抑，而他坐在新办公室里，也是踌躇满志、正欲大展身手的神情。大家见面后，想起当时在工作室的蛰伏状态，抚今追昔，自然是一番感慨，又各自为对方欣喜。临走时，他送给我一套英文版的西学元典丛书法律卷，是他的策划成果。
此后十多年，我们没有联系。
再次接到他的电话已经是2013年，那时他已身患重病。见到他时，他的精神依然健旺，对自己的病也毫不在乎。在我太太的帮助下，他开始治疗。最初治疗效果很好，但我太太也有时会对我抱怨，说他太不听话，大到治疗方案，小到办理住院手续都时常不按医生说的办，我听了后心底升起一股忧虑，但也只好宽慰我太太说，文人可能都比较不喜欢顺从规则的束缚。
果然，他的病情出现了反复，最后一次住院时，他给我发信息，说带了点家乡的东西给我，问我是去他病房还是他拿到住院楼下。我当时马上跑到他的病房，见到他后发现他精神还是不错。我还半开玩笑半责备地说了他不听医生话的事情，他明显地有一丝懊悔，说今后不会了。因他刚做过化疗，我怕他累着，大概坐了十分钟就告辞了。不曾想，这就是永诀……
得到他离去的消息后，我一直在回想我们之间十余年的交集。整体而言，这是淡如清水的交往，即使在工作室朝夕相处的日子，也不是那么浓墨重彩的。一个人究竟可以给这个社会留下多少痕迹？我不清楚。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残酷，然而，他确实在我的生活中来过，并留下过他的痕迹。那套西学元典丛书跟随我搬过无数次家，如今静静躺在我的书柜中，就是明证。这套书是英文原版，于我而言太过艰深，刚拿到的时候忙于工作，根本挤不出时间来啃大部头；后来又自行退出了法律圈，只觉得在现在的中国谈法学理论，尤其是西方近现代法学理论，实在是无比讽刺。也许我这一生都未必有能力读完这套书，但我希望它们能够一直陪伴我。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经历和思想，为我开启了认识这个社会的一个新角度，而且一直到今天都影响着我。
我一直称呼他为“老师”，倒不是基于他年长于我，而是对于他曾经的职业，对于他所亲身经历过的血与火的日子，对于他以身庇护学生的行为的尊重。1989年“六四”期间，他刚到武汉的一所大学里当老师不久。虽然他没有和学生一起去游行，但当示威学生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枪击后，他第一时间来到火线，组织学生撤退，并将多位受伤的学生抬往医院救治。多年以后，当我坐在办公室里听他语气平静地讲述这段往事时，我完全无法将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和那个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穿行于生与死之间的老师的形象重叠在一起。我也不敢问他，事件当中他亲历了多少血腥与恐怖，事件之后他又遭遇了何种的不公对待，但我相信那一定是创深痛剧的，因为他连自己的银行账户密码都设置为“6464”。1999年时，距离“六四”已经十年，我们曾聊到中共还能统治多久。他说他有一个愿望，希望最多不超过另一个十年，我对他的愿望深表认同，但认为十年达成未免过于乐观。随后中国加入WTO，经济开始起飞，让他的愿望愈加显得不合时宜，而我也已渐渐不再关注那份愿景了。没想到，最近十年乱象频出，而看似窒息凝重到没有一丝喘息之机的中国大地上竟然出现了“白纸运动”。看着那一张张年轻的、热情的、坚毅的脸庞，我又想起了他。我相信，如果他还在，也会一如既往地为这些勇敢的年轻人鼓掌的。
在工作室共事的最后阶段，他忽然对于佛学发生了兴趣。治疗期间他送了很多由他策划的书籍，多与佛学有关。希望他最后的时刻是宁静的。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朋友——任老师。
后记：
这是一篇写于八年前的旧文，基于中国国内的言论环境，文中关于“六四”的那一段文字在当时是无法出现的。如今修改之后的文字，只求能更加真实地记录下任老师和我的交往，以及我对他的思念。
任老师策划的西学元典丛书法律卷共十本书，当时还有一本没出，可叹我在二十多年后才想起去亚马逊上购买，也算补齐了整卷书，让任老师的心意得以圆满，而这也是促使我修改旧文的动因。这本书和其他九本纯法学理论不同，是哈耶克的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而任老师也是最早在我心中播下自由主义种子的人之一。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希望我能替任老师等到。
遗憾的是，我依然不能在修改后的纪念文章里写下任老师的全名，因为不想给他的家人、朋友造成任何不必要的麻烦。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也正是我的心境。虽然已身处自由之地，但恐惧与自我审查仍然深入骨髓，祛毒亦非一日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