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经济政策变化（二）

就如我在昨天的文章中提到那样，至少在加洛林王朝10世纪前的意大利，交通是极其不便利的，所以从这种角度上，各地的公爵和贵族依据帝国的法令去颁布一些永久性的措施，去要求某个地区或者农村一定粮食供应是有必要性。但是如果稍微往后的12,13世纪，这种做法就有很大问题了，即使18世纪的学者也开始批评这种不利于市场发展的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这些做法和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有相似的做法和效用，实质上还是想把农奴或者那些生产者固定在土地之上，所以哪怕是同一种措施和法令，不同时期的利弊也是不同的，甚至往深入点说统治者的初心也并不相同。

比方说加洛林王朝时期，你可以认为意大利的人口太少，需要通过一定政策来扶植农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到了12世纪意大利诸邦之时，这种人口上的问题就已经不存在了，运输和交通也开始便利起来，统治者却还要保持之前的法律政策，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体恤或者照顾农民的初衷，更大程度上这种管制下给国王带来了足够的好处，一方面充足的农奴提供人力，并缴纳足额的赋税，另一方面对于经济的管制下的“出口许可证”也成为了国王最重要收入的来源之一，所以在只要可能的情况下，国王总是会禁止食品出口，各种条令和规章细化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养牛场不允许出口公牛和奶牛，不论它们胖瘦老病；主要粮食产区也不允许大量卖粮食，甚至反倒要进口大量的粮食；那些经济作物则大多数情况下被征收重税。

所以总结起来，除非是乞丐之类的一贫如洗的人，中世纪上至王宫下至平民，都会在储备一些粮食，腌肉，盐和蜡烛等必需品，市镇的管理者也是建立起粮食储备（可以在危急时期低价售出），这些储备从个人或者单一城邦来说的确是一种保障，但是却阻碍了各地区间的经济交流，意大利地区内部不能够进行大量长途性的商品贸易，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状态有很大关系，毕竟任何社会总的生产有限，固定下来的物品太多，流通的自然变少了，但是考虑到中世纪没有各种真正意义上的保障措施，只能说通过一种更为低效的自我保障来维持正常生活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吧。

到了中世纪后期，西班牙开始对于这块区域实行统治时，也并未简化这种复杂的食品贸易限制体系，反而新增了更多复杂的情况，因为原来的城市并没有废除他们之前的禁令（中世纪地方的事务一般还是由当地统治者管理，即使有个大王朝的管理下，当地统治者也是实质上的管理者），另一方面西班牙害怕这些产品出口到国外，所以实行了新式的管制，比如说在14世纪末的伦巴第，就有类似法令，国内任何地区要出口粮食，那只能被运往米兰或者帕维亚这两个公爵领地内的主要城市。

当然如果说粮食是普通人的生计问题，还是不应该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措施，那利率就不是普通阶层接触的经济问题了，当然在中世纪的缺失的信贷体系，使得利率长时间维持在很高的水准（这点上在英法也交代过，大概在10%~50%波动），这种利率的波动自然引来各种分歧，哲学家考虑对于利息的抨击，理论家考虑到市场必需品和利率的相关性影响，但是经济政策的人却更为关注具体的问题——如何把利率降到合理的水平，当然最古老和直接的方法就是价格控制，包括对于必需品的价格控制，也包括了对于最高合法工资的控制，自然利率也有最高的合法上线，这并不是什么什么更为复杂的道理。

但是这种做法的长期性的存在自然会扭曲市场的正常的发展，而且管理者比其他人都更为清楚这个消极影响，有个城市例子就是规定任何携带粮食到城市的人，都可以把粮食以他喜欢的任何价格卖给任何城市居民而不受限制，这本身就说明清楚：制定对于粮价的最高限制是无法吸引大量粮食进入市场，甚至会使得它远离城市，以致发生饥荒时变得更为棘手，不得已他们试图通过这样一些额外的规定来补救，另一方面，各种防止垄断性行业，防止雇工联合会的形成以及限制雇主之间的过度竞争也是至少平衡了一些之前不利因素，从这种角度上，中世纪的统治者和经济执行者不一定有现代金融学知识，但是对于市场一些自发性变化规律至少有了一定的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