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第一次注意到曾梦龙其实是在读到他的刘绍华专访，发表在新京报，后来在端传媒上又读到了他的其他专访，于是就关注到他了。之后在独立中文笔会网站看到他的这个“畅销书里的中国”系列，觉得特别好。遗憾当年我不是好奇心日报的粉丝，否则早就读到他的文章了。好在，现在也不迟。

作者：曾梦龙

来源：好奇心日报

畅销书里的中国⑥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6本

“那个时候，其实整个社会对于任何事情的真相，有相当的饥渴。文革结束以后，从前被遮蔽和掩盖的很多事情，人们需要知道。所以《唐山大地震》，（作家）理由说‘这是一个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它）是新闻，但它是十年以前的新闻。因为它被封冻，冻在冰箱里面了。现在拿出来解冻，一解冻后就引起了解冻效应。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从前宣传的核心不是灾民，不是老百姓，不是灾难中人的命运，而是救灾，是外面的给予。外面的给予可以上升，可以拔高。对于受灾受难的人本身，其实报道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能够做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死了 24 万人的唐山大地震，究竟发生了什么——地震发生时的瞬间，地震发生后有着百万人的唐山和周边震区人们是如何渡过灾难的？

地震过了将近 10 年的时候，《解放军报》的记者钱钢写了一个长篇报告文学，成为 1986 年的十大畅销书。再隔多年，钱钢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谈了这本从此成为他身上一个最重要标签的书的写作初衷。

这一切，始于 33 年前《解放军文艺》杂志的编辑陶泰忠“一个大胆的决定”。 1984 年，陶泰忠邀请当时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四位军队作者，每人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杂志则为每个人拿出整整一期的篇幅刊登。

那年，钱钢 31 岁，是四位被邀请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此前，他和江永红合写了《蓝军司令》和《奔涌的潮头》两篇报告文学。前者写一位说真话的指挥员，后者记录当时的军队干部制度改革。两部作品先后获第二届（1982年）和第三届（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当时，陶泰忠建议，两年后恰好是唐山大地震十周年，钱钢可以试着写一篇《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文章主题则和当时的时代气氛相吻合，写唐山的重建，突出改革。比如当时参加唐山重建的邯郸第二建筑公司正在改革推行责任制。那这家企业就应该作为重点采访对象报道。

此时，钱钢从《解放军报》离职进修，刚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不久。那时，著名作家徐怀中任系主任，擅长教学。班里共 35 人，气氛自由。除了钱钢，还有如今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的成名作《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等也是在这个班学习过程中写就的。诺奖演说中，莫言还特地感谢了徐怀中。

正在思考毕业作品的钱钢自然也把唐山大地震这个题材放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 8 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后， 23 岁的军人钱钢就来到了灾区救灾，“脚蹬翻毛皮鞋、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当时，钱钢只是上海《朝霞》杂志的一名编辑，是个完全“长在红旗下”“又红又专”的文学青年。《朝霞》则是一本认真执行文革理念、宣传毛泽东全面专政思想的文学刊物。

不过，在灾区待了近三个月的他，有着太多难忘的经历，其中最难忘的当属参加护送数百孤儿到石家庄和邢台。后来，钱钢也把这个故事写进了书中的第六章孤儿们。不仅如此，钱钢还保留着救灾时的笔记本。笔记本上记录了当时人们说的一些话和当时故事的一些线索。而且，他父母的朋友、唐山民政局局长蒋忆潮那几年间还常常寄资料给他，提醒他“别忘了大地震，有机会你要写！”

“我记不得是他（指陶泰忠）叫我写，还是我也主动说了我对唐山这个事情有兴趣”，钱钢对《好奇心日报》回忆道。总之，两人最后一拍即合，确定了写唐山大地震，主题也从“毁灭和新生”变成了只写“毁灭”。

就这样，钱钢一边读书一边采访。他利用了寒暑假、国庆、元旦和春节等假期来到唐山，核实当年发生的事实，收集新的素材。比如钱钢下决心找到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点 42 分，地震刚发生时的目击者。最后凭着毅力和运气，还真让他找到了 10 位。深夜值班的医院护士，赶急诊的医生，上夜班的火车站服务员，夜里值班的发电厂工人，担心有雨、起来收衣服的市民等等，这些人生动还原了地震刚发生时的场景。

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钱钢印象最深的便是这些对于目击者和幸存者的采访。这里的幸存者特指那些“在地底下存活了很多天”的人。钱钢在书中称他们为“渴生者”，“3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8天：‘小女孩’王子兰”、“13 天：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和“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钱钢觉得，这些人“不仅是生命的奇迹，而且是人类精神史的奇迹”。在处理这些材料时，钱钢还采用了当时看来“不拘一格的文体”，比如“稍经整理的笔记”、“原封不动记录下来语无伦次的谈话”。“（卢桂兰）老妈妈的谈话语无伦次，但我觉得最能反映她在地底下的感觉”，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这时，“新闻专业主义”正在成为新闻从业者学习的内容。文革结束后，新闻界开始大量引进国外的资料。身在《解放军报》的记者钱钢就收到了当时人大新闻系编的《外国新闻通讯选》和美国大学里的新闻教材，和他的同事们一样，如饥似渴。

“后人很难想象那样的情景：在还需要按比例吃‘粗粮’的饭堂里，年轻军事记者们开始在饭桌上兴致勃勃切磋美国新闻的导语写法，什么‘子弹式导语’‘晒衣绳式导语’‘延缓式导语’……；热烈讨论‘大兵记者’欧尼派尔的报道风格。我们飞快接受那些全新的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说真话，不说假话；说人话，不说鬼话；人性；人道主义；以‘五个 W ’为标志的新闻真实性原则；还有最重要的，‘改革’”，钱钢在《<唐山大地震>和那个十年》一文中写道。这篇回忆文章曾于 2009 年发表在《财经》杂志上。

具体到唐山大地震的写作，钱钢称，他直接受到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写 1906 年旧金山大地震的作品《旧金山毁灭了》、美国记者约翰·赫西写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六个普通人经历和记忆的《广岛》和捷克作家基希《基希报告文学选》的影响。其中，《广岛》这本书当时还没完整出版，钱钢是在街上买的一个节选小册子《广岛浩劫》。写作时，《基希报告文学选》则一直放在钱钢旁边。正是因为这些养料的影响，钱钢才决定把主题定为“毁灭”。因为他觉得，唐山大地震属于人类，只有写人性的作品才是不同国家的人都能看懂的作品。他要成为中国的“赫西”和“基希”。

“当时就是受别人的影响特别大，而且转化为自己的能力，这个速度特别快”，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当然，这个高速不得不“归功”于文革十年的精神贫瘠，大多数中国人都处于思想饥渴的状态。

人们不只是对思想饥渴，还有对真相的饥渴。 1976 年 7 月，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文革尚未结束，那时几乎没有不带宣传的如实报道，更不会关注灾难中人的命运和人性，人们依然处于政治的狂热中。比如当年的钱钢也写过类似的文章。他写一首名为《烙饼的大娘》的抒情诗，讲一个夕阳下在路边架锅做饭的老人，她的锅是哪个省支援的，面、油，又是哪个省送来的。

而且，地震灾区实行了封锁，拒绝了国际援助，出现了像“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别看唐山遭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他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等标语。人们也不能带相机，禁止拍照。所以，迄今为止，有关唐山大地震的照片大多是关于破碎的建筑物等照片，鲜少有人的出现。因为这些照片原本只是研究者为了收集地震的科学资料才拍摄的，而不是为了新闻报道。

1986 年 3 月，唐山大地震发生 10 年后，《唐山大地震》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一个月后，同名图书出版。两者共同引爆了市场。今年 64 岁的钱钢回忆，当时北京的报摊上特别火，到处都在说这本书。王府井新华书店卖《唐山大地震》书的时候，排的队伍排到了王府井大街上。这本书还获得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86 年全国十大畅销书奖”和“1987 年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奖项。最后，杂志连同书，销量达七八十万册。

当时，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广播电台都把《唐山大地震》作为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播送。这也是最开始被广播的报告文学之一。而在互联网没有兴起、物质贫乏的 80 年代，广播担当了重要传播媒介的职能。“当时好的长篇小说应该都广播过，听长篇小说的人非常多，是一种生活”，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人们对真相的饥渴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唐山大地震》的畅销。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评价说：“这是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著名作家、钱钢的老师徐怀中则在 1986 版的序言中写道：“在这里，大自然的景观和人的心灵世界的景观叠加映照，宏观的泼墨和微观的工笔交融一体，畸形年代的畸形思维和严肃科学的命题对立而统一，逼真地画出了一幅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七·二八’劫难日‘全息摄影’图”。

而且，之前大多数报道关注的是救灾，是宣传，《唐山大地震》关注的是受灾受难的人本身，关注的是灾难中的人性。写作真正回到了对人和人性的关注，这一下打动了大多数人。比如钱钢写了大地震中的孤儿、幸存者、盲人、精神病人和医生、看守所的犯人和警察、访华的外国友人等各种人的际遇。

除了人性的崇高，钱钢也写了人性的卑劣一面。比如大地震时期有人发“灾难财”，哄抢物资。民兵抓了超过 1800 人。其中一个老妇人在不同的男尸前哭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然后摘取手表，最后多达十几块；“方舟轶事”中大家庭的组合与解体；“政治的 1976”所体现人们的反常思维和心态等等。

最后一章，钱钢对“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的“调查报道”，更是满足了大家对“临震预报”这一敏感问题的疑问。尽管直到现在，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被充分地解答。

所以，“《唐山大地震》已成为史料。这本书记录了 1976，也留下了 1986 的印记。1976 年唐山人、乃至中国人的命运是一种真相；1986 年一个中国记者的思考与写作状态，是另一种真相”，钱钢在今年再版的《唐山大地震》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而那些现在看起来可能“不节制”、“偏煽情”、“偏热血”的文字，当时却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它是从（文革）那种虚假的、愚忠的、被迫的情感变成一种真情实感。这种真情实感对很多人来说，那个宣泄是符合大多数人审美的”，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不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后，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比如曾任国家地震局局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克实写信向军队反映，《唐山大地震》对“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地震预报和抗震救灾的事实揭露不够。总政治部主任随后批示，钱钢同志可以补充采访。所以，相比杂志上的文章，书里多了对胡克实的采访和青龙县当时情况的补充。唐山大地震发生时，青龙县提早进行了防范，所以全县只死了一个人。

《唐山大地震》“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一章也引起了地震局的不满。钱钢称，当时地震局有人向《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反映《唐山大地震》有问题。领导则认为是学术争论，只是让他去地震局和持异见的同志座谈和解释。但是，地震局还是向正在播送《唐山大地震》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去了公函，要求停止播送第七章。后来，中央台照办，全书播到第六章就结束了。

但总的说来，这是经过文革十年，“拨乱反正”后，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有着最大的共识——“绝不能往后走”，“绝不能退回到那个蒙昧、黑暗的时代去”。而《唐山大地震》的发表和出版就得益于当时的“宽容、宽松、宽厚”的气氛。钱钢觉得，这个时间窗口难能可贵。稍早不行，还在“清除精神污染”（1983 年）；稍迟也不成，新一轮“反自由化”（1987 年）又开始了。

80 年代思想解放的气氛也使新闻界开始松动，有了更多对事实真正的报道，甚至出现了批评报道。比如 1979 年，《解放军报》转载了一篇根据真实故事写作的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诗歌批评了一位拆除幼儿园，使用外汇为自己兴建楼房的将军。 1980 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点名批评了时任国务院商业部长王磊企图享受特权，到餐馆吃饭只付象征式的“汤钱”，最后遭饭店厨师陈爱武举报到中纪委等。

不过，零零星星的突破性批评报道并没有改变整个新闻业的发展，一些记者开始转向报告文学。“记者的新闻报道方式受到束缚太多，使他对社会的一些认识、观察和思考无处言说，因此才转向报告文学”， 80 年代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道。

于是， 80 年代兴起了一场“报告文学热”。它们的创作主体从作家变成了记者。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土地与土皇帝》、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孟晓云的《胡杨泪》、黄宗英的《大雁情》、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等等都在那时涌现。这些作品大多带有较强的现实批判色彩，宣扬民主自由思想，而且比当时的新闻更真实。比如当时钱钢先写了一篇名为《裂变》的报告文学。后来被领导直接拿过去，在报纸上重新当作新闻又登了一遍。

“报告文学成了一个平台，既承担新闻的功能，又承担一定学术的功能，还承担新闻里面部分政论的功能”，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麦天枢则觉得，报告文学当时成为了“社会启蒙、文化启蒙的工具”，成为了“中国学术思潮的一个晴雨表”。所以，当时还流行一种所谓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借用很多社会学里对社会问题分析来报道现实，包括学生的高考问题，人们的婚姻问题、环境问题等等。人们也接受了这种新的样式，热切地阅读着一篇又一篇报告文学。

《唐山大地震》出版后，不仅在国内畅销一时，影响还到了海外，出了英、法、日、韩等译本，并被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一些美国大选列为新闻写作的教学参考书。有意思的是，《唐山大地震》出版后不久，钱钢在北京还收到一封来自香港教育署的信件。信中称，香港教育署正在编撰将沿用到 1997 年后的香港中学语文课教材，想把《唐山大地震》的引言《我和我的唐山》收入其中，希望得到授权。

由此，从 1988 年开始，这篇序言就进入了香港中学的课本。后来还成为了香港中学会考三本推荐书目之一。钱钢称，除了国际学校以外， 80%香港的学校都把《唐山大地震》选为读书报告的候选书目。所以，在网上检索《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很多读书报告或者读后感。“钱钢是如何看待生？如何看待死？”之类的题目也成为不同届的香港学生都需要回答的题目。甚至还有人在网上戏仿这篇序言，写了篇《我和我的高考》。因为课文里的篇章作者大多作古，所以当 2003 年钱钢前往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任职时，“别人很惊讶，怎么他还活着呢？”，钱钢说。

后来，钱钢又写作了《核火：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邓稼先和他的事业》（1987年）、《改革：1987年秋在苏联》（1988年）和《海葬：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一百周年祭》（1989年）等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关注当时中国最为现实的问题——改革。无论是想从国外借鉴（比如苏联改革），还是从历史借鉴（比如北洋海军），都是如此。

“当时受改革的刺激很大，都想追问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搞不下去？”，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所以，在写北洋海军这样一部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海葬》时，钱钢还把新闻加进去了。书里有两个章节的名字都叫 88 年，第一个是 1888 年，第二个是 1988 年。 1988 年那章则是当年中国很多重要的新闻事件。

1990 年，钱钢离开《解放军报》。先后参与创办了《中国地震报》（后更名为《中国减灾报》）、《三联生活周刊》和央视的《新闻调查》，在 1998 年到 2001 年之间还担任过《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从 2003 年秋天开始，他来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成为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新闻史，致力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话语分析。

1999 年，钱钢编写了一本《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约请 70 多名记者记录了自 1900 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 100 个最大的自然灾害。其中，里氏 7.8 级的唐山大地震犹如 400 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突然爆炸。 24.2 万人死亡， 16 万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 100 亿元以上，一座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毁于一旦。这也是 20 世纪世界上人员伤亡最大的一次地震，死亡人数是东京大地震（1923 年，8.2 级）的 2.4 倍，智利大地震（1960 年，8.5 级）的 35 倍，阿拉斯加大地震（1964 年，8.4 级）的 1300 多倍。“为了远离灾难，我们走近灾难”，钱钢在序言中写道。

而回看 31 年前这本写成的《唐山大地震》， 64 岁的钱钢对《好奇心日报》称最大的感受是，“这个书只有那个时候能写”。“一个是整体的氛围，还有就是整个人的心态，还有体力，还有年轻。在当时的人来说，物质条件比现在贫乏得多，可是心里面那个乐观的劲儿，那种希望，似乎比现在要多。就写作这件事情来说，自由和不自由的区别太大了。”

好奇心日报

2017年5月17日

曾梦龙：1986年，社会宽容让《丑陋的中国人》出版，它让人反思“劣根性”

畅销书系列⑧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8本。

即使过去了31年，陈俊年觉得，柏杨批评的那些问题还值得正视。有些有大进步，有些却退步了，有些还新冒出来。

6月6日下午，在陈俊年广州的家中，和他谈起了当年那本超级畅销书——《丑陋的中国人》。

与31年前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时相比，现在“中国崛起”是个热点，陈俊年说这个时候“重读《丑陋的中国人》很有必要”。“哪怕我们是世界第一了，动不动要打谁？有了新成就，动不动就说震惊世界？为什么要震惊世界，让世界和我们一起振奋不更好吗？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中国人说到做到。命运使我们走到一起了，人类的素质都要共同提高的。通过相互比较，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既检讨自己的不足，也看到别人的不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要批判落后丑陋的文化糟粕。”今年 68 岁的陈俊年感慨。

1.

1986 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时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陈俊年来到了社长王曼的办公室。王曼对陈俊年说，一位香港朋友送了自己一本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看了很受触动。随后，他把这本书交给了陈俊年，叮嘱说：“这本书在海外挺有影响，你先看看怎么样。”

回到家， 37 岁的陈俊年花了“一天一夜”，埋头扎入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阅读。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陈俊年写道：“读得我血沸千度！柏杨的杂文，既犀利地针砭时弊，又独具深邃的历史眼光，旁征博引，鞭辟入里，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在我的阅历中，《丑》书简直像一枚巨磅的思想炸弹，读之如雷轰顶，震慑心魄！”

但在当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尖锐性也让陈俊年“陷入了艰难的抉择”。虽然那时“思想解放运动”对历史和中国有各种反思，但人们更多地从政治路线、党内斗争的角度去认识其产生的背景及成因，并没有如这本书中一样触及国民性问题。陈俊年的思考是：十年“文革”折腾得那么惨烈，难道仅仅是“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我们亿万国民就没有自身的责任吗？“文革”时，多少人都以参加“红卫兵”为荣啊，但匪夷所思的是，待到“四人帮” 一打倒，许多人却都说自己没有参加过。这不是更丑陋么？

“《丑》书是一面来得非常及时的镜子, 明晃晃映照出中国人身上的病症。我坚信这本启蒙式、批判式的书, 一定为读者所急需”，陈俊年在那篇文章中写道。

陈俊年很快将自己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读后感和对出版时势的分析，向王曼做了汇报。“这本书不仅应该出, 而且要赶快出！”陈俊年对王曼说道。听完这番汇报，王曼给陈俊年写下一行字——“由陈俊年同志负责决审《丑陋的中国人》”，决定出版此书。

2.

在此之前的 1984 年 9 月 24 日，台湾作家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做了一场名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是为“酱缸文化”。

1985 年 8 月，这篇讲稿和另外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几十篇杂文等结集，编成台湾林白出版社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

书中，柏杨对中国人的“劣根性”猛烈批判，认为“脏、乱、吵，窝里斗！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就成了一头猪！”、“死不认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不得不用很大的努力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喜欢装腔作势，记仇，缺乏包容性，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自傲、自卑，就是没有自尊，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更恐惧独立思考。没有是非、没有标准，只会抽风发飙。最后大家一起和稀泥”等等。

在台湾，《丑陋的中国人》上市一个月即卖出 1.5 万余册。而从 1985 年 8 月初版到 1987 年 2 月，这本书已出到 16 版总发行量达 11 万册。在香港，截至 1986 年 7 月授权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也达到 6 版。

《丑陋的中国人》一下子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圈畅销，并引起热议。“丑陋”一词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柏杨余波》《如何纠正死不认错之病》《从酱缸跳出来》《贱骨头的中国人》《丑陋的王亦令》等批评和反批评文章层出不穷，刊载在洛杉矶《论坛报》、香港《百姓半月刊》《信报》、纽约《华语快报》《北美日报》《华侨日报》、爱荷华《爱荷华大学中国同学会会讯》等媒体上。

“丑陋”这个词也开始流行起来，成为了批判不良现象的代名词。“这个词被激活了。从字典上走到生活里面，对不端的生活方式、态度发动抨击与抵制，成为一种批判的价值指向”，陈俊年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3.

为了让读者早日看到这本书，花城出版社“一路开绿灯”，决定最迟在 1986 年 10 月底发稿。接到任务后，责任编辑叶曙明只花了一个多星期就编好了全书。 10 月底，花城出版社按时发印《丑陋的中国人》。同时，它也开始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征订单。当时，一般的征订单反馈往往要半年，最快也要三个月以上，但《丑陋的中国人》征订了一个月，即到了 11 月底，征订总数就达到了 280 万册。

巨大的征订量给陈俊年带来的并不是喜悦，而是惊吓。当时，花城社的畅销书最初最多在 10 万册左右。比如琼瑶的言情小说，初版征订最多只有 10 来万册左右；戴厚英的《人啊，人》最初也只有近 10 万册等等。

回忆起 31 年前的出书过程，陈俊年说：“当年出这个书要很大的勇气， 还要有些策略 。”首先，他选择了叶曙明作为责任编辑。在他看来，叶曙明是位自学成才的青年作家与学者。他高中毕业当知青，回城当工人，因文笔出众，便直接调入花城社当编辑。几年间，他接连参与《花城》杂志、《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文集》的编辑工作，既潜心于传统文化，又敏感于现代文学，且笔耕勤奋，短篇小说在台湾结集出版，引起轰动，而为人处世，踏实稳重……这些长处，足以担当《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责编。

29 岁的叶曙明看了这本书后，和陈俊年谈了下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做责编。“光是这个书名就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因为那时我们所受的宣传教育，都是中国人如何伟大，中国文化如何优秀，开口闭口都是上下五千年，尽管现实中看到很多丑陋的东西，尤其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文革中暴露出来的人性之恶，记忆犹新。这本书对我而言，不是让我开始反思中国文化，而是让我明白了：你可以如此直率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中国文化和世界上其他文化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入圣超凡的奇异之处，一样有精华有糟粕，这些糟粕不仅存在于书本上，而且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也在不断地腐蚀着我们。如果不警惕这些糟粕，这个民族是不会进步的”，今年 60 岁的叶曙明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道。

美术编辑苏家杰设计封面时，上半部分是一张蜘蛛网，下半部分则是在暗红色的背景中，有一尊石狮子。陈俊年提议，石狮子要有经过历史淬火的感觉。两张照片都是由摄影家黄仁达特意拍摄。但“那时还没有电脑，装帧设计全靠手工”，为了达到焚烧过的效果，苏家杰就真的把照片点燃了，然后用玻璃板小心翼翼地压灭。陈俊年还称，相比台湾原版，柏杨“很满意”花城版的封面。

“石狮子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烧过的痕迹可以有多种理解。他真的要点火烧照片，我当时希望烧的面积大一点，明显一点，总是从旁怂恿说：再烧多一点。美编笑着说：再烧石狮子就看不出来了。书出来以后看，烧过的痕迹不太明显，我颇引为遗憾。”叶曙明回忆。

某种意义上，除了希望让读者早日看到这本书，花城社抓紧出版可能也是潜在的竞争所致。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组织，大多数出版社的版权意识并不强，很多书并未得到作者授权就会抢先出版。几乎与花城社同期，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在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不过，陈俊年称，湖南版是“杂文选粹丛书”之一种，有具体的选编者。花城版则几乎是原版出书的。

对于花城社来说， 280 万的征订量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当时，陈俊年怕“树大招风”，迅速采取了三个措施。首先在扉页背面上，花城社醒目地增补一则《出版说明》。《出版说明》称，本书原为台湾林白出版社出版。现删去《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一文, 并作了若干文字变动, 其余照原版重排。本书作为内部发行, 仅供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考之用。其次，花城社还在书版权页的最后一行, 特意加上带括号的四个小字：（内部发行），加以强调。最后，花城社减少印量至 210 万册，并分两次印刷。

陈俊年回忆，花城版第一次印 80 万册， 20 天内在全国就被抢购一空, 紧接着第二次赶印 130 万册, 一个月内共印 210 万册, 足见当时读者的狂热。甚至还在排印的时候，叶曙明去印刷厂看清样，会发现许多工人边吃午饭边争阅《丑陋的中国人》，甚至被告知，有些工人迫不及待地悄悄捎带样本出去，送给亲朋好友先睹为快。

和花城版一样，湖南版也受到了读者的热捧，在 1986 年底，印量也达到了 90 万。

4.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刚刚开始走出文革的阴影，进行改革开放，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充满激情，真正有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在推动社会前进。‘反思’是那个年代一个很流行的词，对历史反思，对文化反思，对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反思，对一切都要反思，所有价值都要经历一个重建的过程。反思意味着要学会批判，而不仅仅是颂扬。因此，这本书一出版，就掀起传播的热潮，洛阳纸贵，出版界也出现了模仿潮，什么《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法国人》等都出来了”，叶曙明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不过，和在港台、海外的境遇一样，这本书在大陆也受到了诸多批评。当时，《光明日报》（ 1987 年 3 月 1 日第三版）刊发了一篇名为《中国人丑陋吗？——就教于柏杨先生》的文章。这篇文章表达了批判柏杨的观点和立场，后又被多家报刊转载，产生较大的影响。

“当时要批他这本书的人，最反感的就是‘丑陋’两个字。大家第一个反应就‘丑陋’。因为我们一直说，勤劳勇敢伟大智慧的中国人，怎么丑陋呢？他这个是有专指，而且他书里面也讲，勤劳勇敢智慧伟大我们讲了好多年，我写这个丑陋不是来攻击，是我们要正视你门口那个臭鞋阵，你不摆到自己家里边，摆到人家门口去干什么？你要排队上公共汽车，为什么不排？全世界都在排，为什么你不排？为什么插队意识那么强烈？能不能改一改？这是现代文明。这本书有前提，等于我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我今天给你提意见，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值得表扬的地方，是这样子的嘛”，陈俊年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道。

而《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的畅销，完全归功于文革之后，中国解放思想的大背景，“热闹”而且“宽容”。“没有这样一个社会背景，说‘力主’（出版），我也不敢力呀。突破、突破，就是在貌似不能破的地方突了破。事物往往会在某个貌似偶然的时段发生必然变化。而其中有一种变化，叫突破。这需要把握时机，尽力而为！从字面上来讲，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确实，这本书对我们国家不是攻击性的东西，对我们思想灵魂观念是有震撼的，是我们解放思想提供了另外一方面东西，有助于我们来认识自己。这个也不是平时冲动，那时候还比较年轻。想了很多办法，想了很多事。”陈俊年说。

但是，到了 1987 年，新一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这本书也受到了冲击。

“先是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会议上，好几位文化界的老人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一位既非在执法部门也非在出版部门负责的人士竟然宣布，谁敢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书店！与会者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转载了《编后记》的《书刊导报》编辑部赶紧给订户发出一封信，承认他们这期刊登的文章、消息‘犯了严重错误’，‘为了尽量缩小不良影响’，请读者尽快将该期报纸退回。‘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预告着一个什么大的政治运动又要来了。作者、出版者、编辑者则变成了等待判决的罪人，湖南的空气更特别紧张。”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的特约编辑牧惠在《八十年代两起大批判小案》一文中曾经回忆。

当时对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的处理意见是，立即“停止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刚加印的十几万册书便不能发了。那时，湖南出版界有“三种人”，分别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和 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全部遭到了批评和封禁。

在广州，陈俊年也有生以来首次也唯一一次为出书而作检讨，受到了批判。 68 岁的陈俊年至今对此记忆犹新。

1987 年春节期间，陈俊年接到通知，“部里已决定在后天上午开批判会”，自己则要“代表社里去检讨”。在去检讨前的“一天两夜”，陈俊年“坐立不安，夜不能寝”。几位同事来家的慰问反而让他感到了“氛围的重压”。当时，妻子还对陈俊年说：“要是为这件事要关你去坐牢的话, 我去给你送监饭。”这让其感动万分。

批判会在广州德政路的一家省委招待所会场内召开。会场里大概七八十人，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一屋子。

当时，广东省委宣传部门的一位处长主持会议。他一上台就说：“《丑陋的中国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完全是对中国人, 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一种污蔑。花城出版社是一切向‘钱’看才导致出版这本书。现在根据领导指示召开这个批判会。下面陈俊年同志上来作检讨。”

陈俊年“心里一直紧张得很”，“一路低头走上去”。庆幸的是，会场上没有文革时吓人的口号声，陈俊年的心也“踏实”下来。

检讨中，陈俊年说，他也觉得这本书有偏颇之处，但他认为, 那是因为全书的基调就不是讲“美丽的中国人”，而是讲“丑陋的中国人”，因此它就自然地强调了中国人的弱点与不足。柏杨从来不否定中国人勤劳、勇敢、伟大、智慧，但这都说了几千年了，能不能给他一点时间说一下中国人的丑陋面呢？可不可以让他抨击一下中国人的毛病与短处呢？泱泱大国的国民应当有正视自身不足的勇气吧？接着，他申辩道：至于书中的“中国人”，柏杨声明过，“是广义的，并不专指某一个特定地区，而只指血统”。而那些丑陋的例证，书中也多指台湾、香港及海外的“中国人”，很少涉及内地的“中国人”。我们读一读，比照比照，不也可引以为鉴么？除此之外，陈俊年还检讨了不该一下子就印那么多。对于说是为了“一切向钱看”, 他仍是说了句：要真是那样，我们就印足 280 万册，甚至更多也卖得出去，可我们毕竟主动缩手了等等。

检讨完，便是接连有人上台批判，批其“精神污染”等等。“但客观地总体而论,多数发言者只是例行公事，点到即止，火药味并不那么呛眼呛鼻。此情此景，也足见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其文化环境与氛围，也总是相对宽松与包容的”。但是，批判会之后，花城决定不再版此书。

“因为‘丑陋’这两个字，确实是要有勇气才能说的，也要有底气来说的。它完全不是一种自我攻击，它是一种反省，它是一种觉悟。人都希望有真善美，但人也可能有假恶丑的东西。你要正视。不要人家一说假恶丑，你就说你攻击我了，对我们中华民族是诋毁了。爱国既要爱优美优秀的东西，同时要正视丑陋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爱国爱到点子上”，陈俊年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好在半年后风波过去。

1987 年 6 月 27 日，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胡乔木在参观一个“非法出版物”展览时，看到《丑陋的中国人》列入其中。“柏杨说台湾批他的书，大陆也批他的书。对于这类事不要大肆宣传为好。不然，台湾和大陆就一个样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不能说是反动的，但这本书很偏激，我们要注意区别各种情况。本来，柏杨和他的书如何如何，完全是一个可以平等讨论的、属于百家争鸣的问题，如果有地方发表，我们很容易写出一篇有力的驳斥文章”，胡乔木说道。这番话一出，《丑陋的中国人》随即被解禁了。

5.

对于大陆，这也是出版的第一本台湾作家的杂文集。在此之后，台湾的龙应台和李敖也被介绍进来，出版了像《野火集》、《目送》、《北京法源寺》和《李敖回忆录》等作品。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样，这些书也像一面镜子，让中国人反思了自身和所处的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 1988 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得到龙应台授权出版其作品《野火集》。在之前，时事出版社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为名出版此书。最终，时事版发行 15 万本，湖南版印量只有 64500 本，两个版本共同影响了当时的大陆读者。《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奥威尔的台湾》等文章流传一时。

1988 年 11 月，陈俊年从报纸获悉柏杨夫妇抵达西安探望儿女，也马上坐着火车，带着 3200 元稿费，来到西安，将稿费亲手交给了柏杨。柏杨妻子张香华还送了一本她的诗集《千般是情》给他，最后这本书由陈俊年带回花城出版。在陈俊年的印象中，柏杨是“很有传统文化修养的那种人，还挺斯文的”，张香华则“显得温文尔雅, 一副似水柔肠”。

1998 年和 1999 年，由《书城》和《出版广角》分别组织的“ 20 年（1978－1998）影响最大的 20 本书”和“感动共和国的 50 本书（1949－1999）”读者投票中，《丑陋的中国人》都以高票当选。 2008 年，《南方都市报》评选的“ 30 年 30 本书”，也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选入其中。“只有敢于正视自身丑陋的中国人，才有可能是美丽的，这就是柏杨告诉我们的有关中国人的辨证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本书点燃了一枚反省自身的巨大的炮弹”，入选理由如是说。

“什么时代就会有什么作品。我觉得，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水到渠成。当然，这种水到渠成都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推动这个社会前进。这个水，这个浪，所谓时代浪潮，每个人都要推动时代前进，才会走到那一天。”从 1977 年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就进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陈俊年在广东出版界做了一辈子，出任过广东省出版集团董事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提案委主任、省政府参事等职。

叶曙明则成为了一个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国会现场》《大变局 1911》《重返五四现场》《中国1927·谁主沉浮》《草莽中国》等作品。

对于今年60岁的叶曙明而言，相比过去，回过头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有钱了，有些人情不自禁地又想重演‘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老戏码，反思已成了一种奢侈品。所谓‘四夷宾服’，不是服你的文化，而是服你的钱。现在是中国人在全世界炒楼和《中国可以说不》的时代了，如果今天出版《丑陋的中国人》，肯定会被骂为抹黑中国、唱衰中国，甚至会被扣上带路党、美分狗的恶名，‘中国丑陋，你干嘛不滚去美国？’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而回看当年《丑陋的中国人》的畅销，陈俊年说：“总体上还是，时代大潮，人心所向，不会无缘无故。”

好奇心日报

2017年6月21日

曾梦龙|1981年，《美的历程》让人开始探讨自由、人性和人的价值

你能想像，曾经探讨“美”是不被允许的吗？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9本。

李泽厚今年已经 87 岁了，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在一个名气不大的大学——科罗拉多学院，结束了职业生涯。

他也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觉得自己“味同嚼蜡”——说也说不出什么了、“面目可憎”——长得也不好看。

李泽厚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对《好奇心日报》说，七八十岁的时候，李泽厚在美国做了一次大脑核磁共振。“医生说，他的脑子还和 40 岁一样。他现在脑子（仍然）非常快。”

在 1980 年代，李泽厚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偶像。

在我们采访若干本畅销书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受访者几乎都读过这本书。

这本书是《美的历程》。

一本美学著作成为畅销书——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在任何文化中，它本来与畅销这个概念并不相关，但它在中国，却真的成了畅销书。

1.

1979 年， 49 岁的李泽厚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在当年秋天交了《美的历程》的书稿。但“思考的时间很长”，比如“《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这一部分，在 50 年代就已经思考过了；《明清文艺思潮》的大部分内容， 50 年代在我的一些文章都已经谈过。《盛唐之音》这一部分，是 60 年代开始的。那时候我下放到湖北，在农田劳动。《青铜饕餮》是在 70 年代，也就是‘文革’期间写的。许多年断断续续的思考，许多年陆陆续续写下来的笔记，在短时间累积完成了《美的历程》”，李泽厚回忆。

谈起创作动机，李泽厚解释称：“在很长时间里，大部分的论著把很活泼的文艺创作僵化成了死板的东西，许多文学史与艺术史把文艺创作割碎了。我认为不管是艺术、文学还是美学，都离不开人的命运，也离不开历史。目睹‘文革’的浩劫，更不满足于当时‘僵化’的、被割裂得七零八碎的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

1980 年，《美的历程》先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美学》第二期上发表了前三章。直到次年 3 月，这本书才正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刘悦笛向《好奇心日报》回忆，李泽厚曾对他说，一开始出版社的人根本不觉得这个书好卖，觉得这本书就是个小册子，没有什么可读的。但第一版的责编坚决地要出这本书，结果大出他们意外，这本书卖得特别特别好，一下就畅销了。

《好奇心日报》为此曾试图联系过责任编辑沈汇，但文物出版社的编辑张庆玲称，沈汇已经去世。文物出版社出这本书的过程究竟怎样，已不得而知。

《美的历程》的畅销很大程度上受益于 1980 年代的 “美学热”。

1977 年，毛泽东去世之后。诗人何其芳（1912—1977）在《人民文学》第 9 期上发表了其遗作《毛泽东之歌》，里面回忆了 60 年代，他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这一下子震动了中国思想界，意味着冲破了文革设下的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禁区。原来是可以讲“美”和“人性”的。

“如果在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谈共同美，肯定叫资产阶级人性论，那是被批得非常厉害的，叫黑八论什么的。毛自己也讲共同美，但显然讲共同人性”，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赵士林说。

1979 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第三期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希望反思文革，解放思想，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一时间，相关讨论文章不断涌现。美学冲破了文革的禁区，也渐渐热起来。

“整个毛时代，特别是文革，是个禁欲主义的时代。不爱红装爱武装，人们谈美色变。不能谈人性，不能谈美，不能谈任何人生的普遍问题。只能谈革命，只能谈阶级斗争。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不仅是物质生活非常贫乏，精神生活也是一片沙漠。文革时期只能看八个样板戏，所有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艺术作品，都被打为‘封资修’，都被禁止了，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要厉害多了。人们在那样一个时代，有苦闷，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李泽厚《美的历程》恰好这个书出现，它是从最高的一个层面上，以一种生动的、隽永的形式，引领了这样一个感性解放，把它引领到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文艺得风气之先。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潮流是由美学热激起文化热，由感性解放激起思想解放”，李泽厚的第一个博士、今年 63 岁的赵士林在北京的家中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2.

1981 年 3 月，《美的历程》正式出版，掀起畅销热潮。大学生中几乎“人手一册”，最后销量“保守估计”在“上百万册”。“震撼”、“兴奋”、“激动”、“文笔好”、“新鲜”、“启蒙”等等，是他们最常提及的对《美的历程》的印象，深深影响了那一代年轻人。

回忆起初读《美的历程》的感受，时年 27 岁的吉林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赵士林向《好奇心日报》感慨：“读《美的历程》给我的感受是整个精神世界的震撼，一种酣畅淋漓的审美享受。这本书我看了后，对我的记忆，那个思想的冲撞，那个激动，到现在我想起来还历历在目，还很新鲜。比如狞厉居然也是美，野蛮说成蛮野；（篇章名叫）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青春李白……我仔细研读了几遍。”

“因为当时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新三届（77—79 级），长期都是被文革语言包围着。看到他的文章之后，就完全是一种新的语言，应该说震动非常大，很多的模仿。当时形成模仿李泽厚《美的历程》的时尚，很多人写文章都喜欢用他那种文体，他那种语调，乃至他那种修辞风格。他那个语言应该说，有些很华丽的东西，有些很绮情的东西，但更多的是，我觉得充满了个人的风格——智慧和才情，给我们揭示了未曾看到和未曾听到的东西”，今年 54 岁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彭富春对《好奇心日报》说。

李泽厚也成为了 80 年代“美学热”最重要的推手。他回忆， 80 年代这场美学热，是“一种群众性的由下而上，特别是很多青年人当时对美学有一种狂热的兴趣”。甚至，工厂女工那时也要买美学书看。

不过，李泽厚自己“没觉得（《美的历程》）怎么样，写也没怎么费劲，（但）没想到影响这么大”，赵士林向《好奇心日报》回忆。“在他家给我看那个手稿，写《美的历程》收集的资料，说太可惜了，很多没有放进去。（但）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本书很重要”，刘悦笛对《好奇心日报》说。

1980 年，第一届“全国美学会议”在昆明召开，还成立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其中，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宣部副部长等职的周扬担任了名誉会长，“很支持美学”。朱光潜则任会长，李泽厚、蔡仪和王朝闻三人任副会长。这次会议推动了美学在中国的热潮，众多报刊发表文章参与了讨论。

当时，众多学者也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著作，包括朱光潜的《谈美书简》、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高尔泰的《论美》、蔡仪的《美学原理》、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等。每本几乎都是畅销书。

对于这场“美学热”，彭富春向《好奇心日报》解释道：“美学虽然是哲学的一个学科，但是呢，这个学科可以去掉很多思想的禁锢，去掉很多我们过去陈旧的语言。比如说过去我们哲学讨论的就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美学不讨论这些东西，更多的是讨论——自由是什么？人的存在是什么？人的情感是什么？这点能够吸引很多人来参与它的讨论，大家通过这个讨论，什么是美？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生活？也可以思考自己如何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李泽厚则觉得：“随着社会的变革，日常生活中美的问题也突出了，比如喇叭裤、披肩发、牛仔装、蛤蟆镜到底美不美？是美还是丑？引起了社会上人们的广泛争论，它几乎关系到每个年轻人。美学热的兴起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美学热符合了社会进步的思潮，也是促进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当时社会从文革中刚刚过来，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对生活的正常追求和向往被压抑被扭曲得太久了。”

而李泽厚在这场“美学热”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和他一直以来从事着美学研究有关。早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 20 多岁的李泽厚就自成一家，和朱光潜、蔡仪等前辈分属美学的不同派别。 1979 年，“美学热”兴起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第一本专业美学刊物《美学》，大约每年编发一期。整个编辑部则由李泽厚一人负责。

3.

对于中国， 1980 年代是个启蒙时期。文革刚结束，生活单调，物质贫乏，但“人人都憧憬未来，充满希望，怀有激情。每个学生都是问题青年，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气味和对思想的渴望”，李泽厚回忆。

《美的历程》对很多人是一种鼓舞。美学也成为了学生最向往的专业。 80 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各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当时，一旦有著名美学家到高校讲课，“千人大厅座无虚席直至饱和，群情振奋，如春潮涌动”。

“我 82 年去考研究生，考北大。美学专业报的人最多，招的人也最多。我记得北大当时招 8 个，比例大概是十几比一。这是当时研究生招生比例最低的，非常难弄”，曾于 1982 年到 1984 年间在北大就读美学专业的赵士林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道。

彭富春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在 1985 年报考了李泽厚的美学硕士研究生。“当时报名的应该有 50 个，招了 5 个”，彭富春对《好奇心日报》说。

现在，李泽厚的学生们很多都成为了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赵士林和彭富春，他的学生刘东是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赵汀阳和滕守尧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等等。

当年受他影响的很多年轻人现在也都成了学界知名人物，比如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子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小枫、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等等。

不只在学界，媒体人梁文道、秦朔、王鲁湘等人也受到了他的影响。比如 1980 年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念书的秦朔觉得，“李泽厚应该是说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我觉得是一个集大成性的学者。《美的历程》薄薄的，带着也很便携，文笔又明快又华丽，然后阅读的这种结构感，段落感非常适合。今天我们很多学者，某种意义上，文风是要向李泽厚学习”，今年 49 岁的他对《好奇心日报》说道。秦朔曾是《南风窗》和《第一财经日报》的总编辑，现在创办了自媒体“秦朔朋友圈”。

因此，李泽厚当时被称为“思想领袖”、“思想库”、“青年导师”，是无数年轻人的偶像，启蒙了很多人。赵士林觉得，可谓是“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比如有一次李泽厚去北大哲学系座谈，然后在学校食堂就餐。结果万人空巷，食堂里的长方桌围绕着里三层外三层的学生。

4.

虽然《美的历程》在当时影响巨大，但其实影响更大的可能还不是这本书，而是李泽厚本人。

他已经成为当时符号性的人物， 1980 年代的“美学热”、“文化热”都与他有关。比如在“文化热”中的三大民间文化机构中，他既是“中华文化书院”的成员，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前和他讨论过，这个名字还是李泽厚最后他们确定的。

当时，一旦李泽厚的书出版，年轻人都会争相购买。《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美的历程》（1981）、《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5）、《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华夏美学》（1988）、《美学四讲》（1989），等等，几乎本本都是畅销书。

1988 年，李泽厚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后出版了《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纲要》《回应桑德尔及其他》《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等著作，依然秉持着他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深厚思考。

他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西体中用”、“告别革命”、“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的四顺序说”、“九十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情本体”、 “主体性实践哲学”、“心理积淀说”等说法对中国近三四十年的社会文化和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美学热”、“文化热”也使得 1980 年代成为了一个启蒙时代。“八十年代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一个宏大的思想运动。当时主要是反思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传统）和人的觉醒”，学者金观涛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道。他与李泽厚、温元凯和方励之被看作是 1980 年代的“青年四大导师”或“四大启蒙导师”。

那时，李泽厚也受到了“官方承认”。“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政治气氛也比较宽松。李泽厚当那个时代的人大代表，人大教科文委员，包括胡乔木、邓力群、康生都非常欣赏他。但李泽厚坚持学者风骨，你胡乔木、邓力群欣赏我，我不搞‘左’的那一套。当时要他做社科院副院长，他拒绝了”，赵士林对《好奇心日报》说。

而且，李泽厚当时作为前辈，也大力支持着年轻人的创新活动。

比如北岛、舒婷、芒克、江河、顾城和杨炼等诗人在北京创办了民间文学刊物《今天》，探索新的诗歌艺术，创造了“朦胧诗”。李泽厚读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动，因为其中有着强烈自我意识”。彼时，朦胧诗被批判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李泽厚则称赞其为“新文学第一只飞燕”。

“‘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心声如洪流般倾泄而出时，这股洪流最敏锐地反映在文艺上，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也包括绘画方面”，李泽厚回忆道。

那时，黄锐、马德升和阿城等一帮年轻人还举行了“星星画展”。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展在引起轰动的同时，也遭到了查禁。李泽厚则积极写文章为其辩护，他发表在《文艺报》 1981 年第 2 期的《画廊谈美》就称：“在那些变形、扭曲或‘看不懂’的造形中，不也正好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看遍了社会上、下层的各种悲惨和阴暗，尝过了造反、夺权、派仗、武斗、插队、待业种种酸甜苦辣的破碎心灵的对应物吗？所有这种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混乱的思想情感，不都是一定程度地在这里以及在近年来的某些小说、散文、诗歌中表现出来了吗？它们美吗？它们传达了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

5.

今年 43 岁的刘悦笛和 87 岁的李泽厚是对“忘年交”，已经相识 14 年。

刘悦笛称，他们两人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写邮件）讨论”，聊的主要是哲学和社会等话题。“我说这世界上唯有跟他争论是最平等的。没有任何地位，没有废话，就谈问题。什么叫磨砺？他能把你思想这把剑磨砺得越来越锋利。你不要用这些材料，这个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这才是哲学思想的灵魂”，刘悦笛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年纪越来越大的李泽厚关心的问题也越来越宏观。“他从人类视角来思考问题，关注人类的根本问题。从人类向何处去，人类未来命运，这个角度来提供文化方案”，赵士林说。因此，李泽厚晚年推崇“情本体”的思想。中国这种情理结构与西方重理性不同，偏重感性。中国是情理合一、合情合理的传统。

1980 年代是个“自由主义凯歌前进”的时代，激进青年反传统、全面否定的倾向很强烈，但李泽厚对激进青年有批评，也肯定了部分传统。同时，他又不“迫于压力来迎合官方”，不搞“左”的那一套。

“对正统的‘左派’，我仍然是韧性斗争；对激进的青年，我也毫不客气，给以回敬。我担心非理性的情绪泛滥成灾，呼吁学术要重微观研究，要有理性训练。我说，今天的中国需要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因为最主要的是封建官僚体制问题，文化热中如果长期地空泛地讨论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把一切问题都推给 ‘文化’，似乎中国的落后都应归罪于‘文化’，都是国民性问题、传统的毛病等等，其实恰恰掩盖了、取消了阻碍改革的关键所在，变成了‘错误人人有份’，这反而不利于改革”，李泽厚回忆道。

这样一种立场，注定使得李泽厚两头不讨好。不过，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他的一本文集就取名为《走我自己的路》。

“下放劳动和工作，我在单位中大概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因此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折磨所在多有。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学会了使思想不受外来影响。我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顽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了”，李泽厚在《走我自己的路》一文中写道。

1992 年，62 岁的时候，李泽厚获准移居美国，离开了中国。

（参考资料：《李泽厚对话集：八十年代》《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二）》）

好奇心日报

2017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