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中大一整年

中大保衛戰整整過去一年了，我的相冊裡已經充斥著我喜歡的排球少年和各種電影電視劇圖片，一年前我的相冊裡，全是各種反修例時評文章選段和新聞截圖（然後在數次過關怕被關小黑屋被很不捨的刪除）。坐在舒適安逸的家裡，完全難以想像一年前我的生活充滿的是抗爭！抗爭！抗爭！，是撕裂！撕裂！撕裂！，也是把大四的畢業焦慮的自己丟到狂亂的時代裡、逃避現實和責任的日子。

在「中大之戰」第三天，我是個回到深圳的出走者，後來又疫情，中大上課的正常日子一年不在了，許多朋友都在說這是網課一週年紀念日，許多學弟學妹也在今天後悔讀中大。去年在深圳的時候，我爸的大學同學們相繼約我吃飯，他們參與了六四，推車給同學送物資，不顧跪著阻攔學生出去送人頭的教授，佔領鐵路大橋。他們一定是想和我聊聊當年的事，傳授人生經驗。說來也巧，我爸大四那年是1989天安門，三十年後，他女兒畢業這年是2019香港抗爭。

在飯桌上，一位用香港的話來說就是進入收成期叔叔和我說，你要「抽離」出來，才能得到更多的反思。當時的我，怎麼可能抽離出來，邊說邊哭，說運動裡大家遭遇的警暴不公。叔叔說，社會往左轉，但也許這樣的集中權力最後是為了大家好，我說，那說到最後就是一個信不信（共產黨為人民好）的問題。叔叔愣了一下，說是的，我問他你信不信，他說他可能7分是不信的，作為民營企業家，他早幾年焦慮想快點移民。

過去一年了，我也許抽離一些了。在一週年之際，適合隨筆寫下過去一年的經歷的想法。

11月11日10點，我才醒，躺在新亞的宿舍床上例行刷telegram和facebook，發現暴大保安組發的圖片顯示警察到了6、7號網球場，我猛地坐起來，轉發信息到我所在的so-called黃絲內地生的秘密小群裡，估計大家也都剛醒不久，愣愣地問我警察怎麼可能來中大。然後大家看到了越來越多的黑衣同學聚集在二號橋，住在善衡的同學說聽到了發射胡椒彈的聲音。我打開馬上要due的文檔，眼睛和心都在飄向各種前線信息。11月，其實是課業最繁重的時候，我強迫自己在紛亂裡保持一張書桌。但翻閱我的手機，我想我那時大部分時間都在強迫自己忍住和忍不住在朋友圈裡和一群我覺得有些冷漠自私小確幸的內地生打嘴仗，或者截圖一些要氣死了但不敢回嘴怕被舉報的言論到同溫層的群裡和大家一起吐槽⋯⋯

那天晚上，內地生的群裡開始出現想要離開的信息，但此時大家的想法都還只是去深圳吃點好吃的，畢竟停課了。我和舍友交換了意見，覺得停課也只是一天，安心待著多好。

12日，這一天白熱化。警察不走，學生不退。我坐不住了，寫什麼作業，做什麼project，我的好奇和想見證的心超越了害怕被捕連累家人的想法，我下山去前線了。我看到大家把食堂的椅子、樹枝堆在進校園的主幹道上，許多人裝備齊全，那時警察也沒有突進的意思，很多人坐在路崖上，望手機或者望天，我在迷茫的人群裡不知道我該幹嘛，我只能在那裡走走，我沒有同學一起來，我的廣東話藏不住內地生身分，我也只能安全地做個旁觀的青年，我不敢穿全黑的衣服，我只穿了黑色褲子和素色上衣。

那時候我在做實習記者，我和記者一起跟著一群我認識的內地生逃亡，紀錄他們的路程。他們說，local們開始燒東西，他們害怕引發山火，催淚彈在宿舍附近炸開，local同學們很緊張地拿毛巾堵住所有的通風口，在走廊跑來跑去，不認識的黑衣人模糊了身分，聚集在他們的宿舍樓，一切讓他們覺得很恐慌。同時，內地生的微信群裡，開始說著黑衣人要偷化學實驗品做炸藥等等無法驗證的消息。其實我在看到沒有大型巴士駕照的示威者們開動了校巴，我也有些害怕，我害怕也屬於我一份的校園會一夜之間被炸掉毀掉。但是我有些不一樣的心情是，他們害怕黑衣人攻擊內地生，我很自信地覺得我的同學不會做這種極權打壓的事情。事實上，有local們在把守後山的出口，他們很友好地提醒我們注意安全，他們只是害怕警察進來。但必須承認，這種恐懼不是空穴來風，在我說普通話的時候，記者悄悄壓低聲音和我說，不要說那麼大聲普通話，有可能被認作內鬼被針對的，儘管我們穿了記者背心。（後來光榮冰室的事情傷害了很多身邊支持運動的內地朋友，我們天真的左膠想法被狠狠打臉，反極權會把大家領向另一個極權嗎？

中途我的手機狂彈消息，在內地的朋友看到了新聞，問我是不是安全，這些朋友或許不支持運動，但他們關心我是否安全，畢竟火和催淚彈的場面一看確實很可怕，我怎麼解釋如果在山上的宿舍待著可以一片安好，許多人還一起到天台看發生了什麼。也有高中同學，瘋了一樣在高中班級群裡，用惡毒的詞語罵我，說內地生都跑了我這個不愛國的“港獨”敢不敢留下？嘲笑我，“覺得在香港待幾天就懂什麼叫民主自由？”。此時的我已經習慣了，但還是有點被孤立的痛苦（畢竟在很多這樣的大群裡，和我有差不多想法的人哪敢為我說話），我不想再陷入爭論到底被打傷眼睛的女孩是不是被“豬隊友”誤傷這種問題了。畢竟曾是坐在一個教室裡的同學，一起打過球，一起追男孩女孩，我還是有些難受我的同學和高中老師指責我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站錯隊，從而我一切美好的品質就當作沒存在過。不僅是高中同學，大學同學也有許多人刪掉了我的微信，徹底社會性切割了，那段時間很需要上述的相同政見內地生小群抱團取暖，彼此在朋友圈的點贊和轉發的言論找到了同路人。（至今，我也不知道如何和一些朋友聊天，那段時間對每個還來和我聊天的好友都說謝謝你還和我做朋友，我好感動友情還能突破大是大非政治對於其餘一切的碾壓。

答應了我爸媽晚上回宿舍，我沒待到深夜，但我亢奮到深夜兩點才睡著，整理了今天的採訪，繼續刷消息。我和我舍友決定留下，不僅是我們覺得學校挺好便於學習，我們似乎也想用自己的行動證明在這裡住著很安全。

最Drama的一刻發生在13號六點，我睡的很淺，示威者和火光在腦裡過走馬燈。迷迷糊糊間被我舍友的電話吵醒了，她媽媽連打了三個電話，在電話裡哭，求她離開學校回內地，還讓她一定帶上我。舍友媽媽說，現在都叫走了，你不走，不就是支持這個運動嗎，無差別不抓你抓誰。我舍友感到很無奈，我們在宿舍住的安穩無憂。好像這一通電話才讓我知道事態有多嚴重，我真的感到時空錯位了，我睡在我的軟床上，像任何一個平靜的日子，周圍也很安靜。我從來沒想過中大在別人眼中會成為天安門，成為戰場，我覺得警察還不至於那麼無情，形勢沒那麼糟（雖然在飯局上叔叔說，你們低估了黨的無情，他們對個體生命根本不在乎，就像六四）。

這天夜晚，很多內地生決定趁夜離開，他們覺得這樣比較安全，凌晨3、4點就出發了。舍友媽媽在內地生家長群裡看到消息一晚上沒睡好，6點早早打電話讓我們趁早走。好不容易勸好了她媽媽，說昨晚上校長balabala知名校友都去調解了，沒事的，我們倒頭睡到了10點多。起床發現分不清是黑衣的同學還是外來的示威者來到了宿舍樓下在天人合一附近設置路障了。真的像是食死徒進攻霍格沃茨，大家一道一道地構築防線。（後來我在b站重刷哈利波特死亡聖器，看到彈幕在霍格沃茨之戰的時候刷香港廢青進攻了，我感到無語，到底誰才是要衝進學校的人啊）。

事情發展地比我們估計要快，很快，宿舍群裡開始統計離開的內地生，書院會送我們離開，因為宿舍很快可能要停水停電關閉了。這樣的官方的消息，讓我和舍友，以及和我一樣覺得宿舍很安全的政見相仿的內地生們萌生離開之意。停課像是沒有盡頭了。前一天走的一些內地生帶的衣物只是幾天而已，還想著去深圳玩一兩天就回校，而我們這次要離開的時候收拾的是一個月的衣物了。我和舍友盤算著在深圳住一週，觀望情況，宿舍重新開放就回香港（然而最後證明，只能回家）。

在後山唯一離開的出口，我碰到了我的好友G，她在為大學雜誌做報導，她比我在運動裡走得前多了。正好有一家媒體在採訪她，碰到我，記者順便問我，你現在離開，會不會覺得背叛了中大，你的同學還在裡面奮戰。這是一個我從未想到的問題，說實話我腦子down機了，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好像我對事情的認知完全沒到這個地步， 我意識到我只把我當成有幸來到中大體驗它的人，卻沒法說我是這裡的主人，我甚至不知道留下我能幹嘛，我在做的一切真的是在捍衛中大精神嗎？中大精神又是什麼，誰來定義它？

這種心情，我後來想，我必須誠實地承認，除卻最後一年，大學生活幾乎都舒服地待在內地生的泡泡裡，一入學參加的就是內地生的ocamp，根本不需要和local接觸，我根本可以不說粵語生活，根本不需要了解香港社會和政治，在學校的各種大型活動裡，除了語言屏障，文化的大不同，也增高了我融入中大主流活動的門檻，直到大四才瘋狂利用上學校的講座資源。內地生有自己的戲劇社有自己活動有自己的圈子，我不知道怎麼找一個小口子進入local的世界。除了客觀約束，我自己也真的很懶，沒像我的朋友一樣主動融入。

我對香港的了解被地鐵塑造了，從這一個出口，到下一個站的那個出口，出口就是商場和學校，中間廣袤的土地被快速模糊的地鐵窗口掠過去。我活得像個遊客，只去旅遊打卡的地方，去商場。港鐵的方便讓我覺得香港好小，一下子就從沙田到中環了，我對香港的認知就是這一個個地鐵站。

直到這一場運動，我像個好奇的孩子，我在遊行裡丈量維多利亞公園到立法會的距離，走過往日不會涉足的街區，在live裡熟悉一個個平日聽不到的地名，我開始少用微信，用facebook、tele、ins、whatsapp（以前真的是覺得界面不熟悉，很少很少用，也沒有朋友在上面），接觸到了普通的香港人，和香港同學熟絡起來。從只能看到香港冷漠、商業、人們走路速度總是很快的一面，翻過來，看到了在天氣曬的時候，有人主動給你打傘，給你發水喝的像路邊粥檔一樣人情味的香港。像運動裡意外地出現支持小巴反港鐵的浪潮一樣，巴士是一個能延展地理空間的交通，補全了我心裡香港的模樣。原來香港好大。

這一年在家裏待的時間更長，我開始能理解內地生活的朋友對運動的反感，生活的秩序感讓人安穩。在內地的大家沒有辦法體會這場運動的必要性，沒有辦法感受到要暴力打破秩序的必要，大家看不到721和831，聞不到催淚彈就感覺不到窒息，針不扎到身上時候很難痛的。

我和我男朋友時常為運動的事情吵架，有一次我們去商場，那裡在和你唱，幾十個全副武裝的警察封鎖了商場，催淚煙炸裂，許多購物的市民憤怒地站著，我也憤怒警察要幹嘛，大家啥也沒做。我男朋友說，他覺得警察來了，讓他覺得安全，我一下就火了，我說警察來才不安全。我們提著購物袋，一個香港人主動為我們帶路，走到封鎖線前和警察說，他們來買東西要去港鐵站，警察掃了我們一眼，撩起封鎖線，放行了穿著五顏六色的裙子的我。十幾個防暴警的目光讓我恐懼，而不是安全，我覺得唱著歌的黑衣人是我的同路人他不會傷害平民的。但我男朋友覺得警察在保護他很安全。其實本質上大家都是善良的有人性的人，我想一定是因為接收的訊息和個體經歷的不同，認知上產生了巨大的差異。

我在香港生活的四年裡，沒有遭遇過針對內地人的歧視，或者有些許，我都會用這是系統性的壓迫，換位思考自己安靜的家被吵吵鬧鬧的陌生人闖入，搶光奶粉、藥品，我也會有些不舒服的。我感受到的是香港對我的善意，教給我一個更廣闊的世界，但我的同學在港鐵上好好坐著，被對面的人亮出手機屏幕，寫著支那人滾出香港，這也是不能否認的現實。對於撕裂的個體而言，我想我們需要的是多坐下來面對面帶著善意和包容聊聊，理解和擁抱彼此，然後才能去探討我們要對抗的是什麼，可我也知道這有多難，而且這是一個雙方的默契問題，面對當時咄咄逼人的我的高中同學和老師，我時常感到有些怯（舉報害人啊。

11月13號夜晚，當我和小伙伴跨過深圳河，全身心地感到真的這真不是一個世界，這邊是安樂祥和，我們被舒適包裹了，防火牆擋住了對岸的政治性抑鬱的消息。在溫水裡，我太難回到在香港那時的每日關注新聞、走上街的狀態了。疫情的毀滅打擊、國安法的無力感像大風狂吹抗爭的火。一年過去了，看到議員被DQ的消息，憤怒值低了好多，只感到累，沒辦法，像一場海嘯，一開始大浪，打得人生疼，後來不知道是浪小了，還是我的身體習慣了衝擊，我隨著大海的波濤漂流，我只能等待下一次憤怒的浪潮拍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