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9月：我们的精神家园（2023年，总第15期）

9月初，“秀才”突然失踪了。这位网红的抖音账号一度吸引超过1200万的关注者，但据报道，他因“个人所得收入申报”而被举报，平台对其账号实施封禁。[1]

我是在此前稍早前才得知“秀才”的。最开始，我并未理解他的表演含义：视频中，“秀才”梳着精致油头，装扮透露出某种与乡村背景颇具反差的观感，搭配着难言好听的音乐。不过，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加上文字或对“秀才”进行模仿的视频内容，证明该组合的成功。

一种解释回应说，“秀才”抓住了非一线城市中老年人群的情感需求，令后者为之疯狂——被形容为刻板保守的乡村农民，能露骨地留言表白；更有甚者，不远千里赶往安徽亳州，只为跟他见上一面。

然而，“秀才”的成名又伴随一定的偶然性。与之相提并论的另一个网红“一笑倾城”，视频内容几乎只是替换了性别。“秀才”消失后，大量模仿账号也获得不少关注。

这套逻辑并不新鲜。2018年引起舆论关注的权健事件，借保健之名，也从包括中老年在内的缺乏关爱的群体敛财。权健事件曝光后不久，我接到来自家里的电话，说是老人让他们帮买一个“理疗仪”，费用要好几万元。等这头挂断，我转而拨通老人的电话，解释了一个多小时，为什么这可能是个骗局。[2]

假日返乡，当看到曾贴着小学所获奖状的墙上出现几张陌生合影，我还是吃了一惊。一个似乎比我大不了多少的青年站在老人身旁，对着镜头微笑，这令我察觉一个羞愧的事实：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跟老人接连吃几顿饭了。

中老年和青年群体一样，都需要精神关照。我们是幸运的——有些人是通过直播移情，我则更喜欢阅读写作——可留守在破旧沉闷的乡村的中老年，他们有什么出口吗？

直到“秀才”的出现和倒下，在我的认知里，上述处境都只是需要个体做出各自回应的问题，但《公共人的衰落》打开了新的视角。

作为瘟疫主题阅读第三部分的最后一本书籍，9月下旬，我费了不小的气力才从《公共人的衰落》中，厘清理查德·桑内特的讲述方式和重点。简言之，公共生活需要一定的演员、演技和距离感，桑内特认为，19世纪以来，自我迷恋风潮消解了前述条件，现代人沉迷于窥私，经常追问某件事情跟自己的关系，导致我们依傍于虚幻的集体人格，无法产生有益的行动。

所以，个人的精神家园一定程度上离不开互相支撑。更直白地讲，想真正缓解你的焦虑不安，就得看到社会的其他部分。这也是我选择在9月关注自恋、抢盐恐慌话题的原因。

不过在此之前，本篇“结绳”先来讨论身处舆论漩涡的李佳琦所挑起的争议——并非一支眉笔能否卖到79元，而是我们要如何理解富足、自由以及幸福感。

讨论

01丨眉笔与新穷人

“哪李贵了”，这是网民对李佳琦一连串反问的调侃。

在9月10日的直播中，有用户说，花西子的眉笔越来越贵。李佳琦反驳：“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国货品牌很难的。……有些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3]

很快，该回应引发舆论声讨。9月11日凌晨，李佳琦用文字表示道歉，称自己“本就是一个彩妆柜台销售员，深知大家的工作都是辛苦和不容易的”。当天晚上，李佳琦再次通过视频道歉。[4][5]

央视网的评论，把上述事件定格在消费者和带货主播之间，认为李佳琦“吃消费者的饭，笑消费者的穷”，而一旦“脱离了普通民众，就等于自砸饭碗”。[6]

另一些观点指向了更大的背景。比如，李佳琦的发言在经济欣欣向荣的几年前未必能引起如此反响，“但现在不一样了”；再比如，只看李佳琦自身经历，“努力工作获得更多工资”的说法是自洽的，可当下大家“看不到能与吃苦挂钩的回报”；又比如，李佳琦的道歉对象并非群众，而是“更大的力量”，“因为他的那句无心之话，可以被有心人解读”。[7][8][9]

实现好像的确跟李佳琦的逻辑有出入。9月12日，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谭强自白说，上个月开了近80台手术，门诊大约有400个病人，工资加奖金大概4万元出头。平均下来，每台手术的收入低于500元。[10]

谭强的处境，在医生群体中得到印证。来自财新网的消息显示，8月起，北京同仁医院的职工绩效奖金减半，调降的奖金将在半年后发放，“临时先发一半，明年一月以后再补发”。[11]

《三联生活周刊》联系了某二线城市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H，根据后者自述，今年以来，他的平均月收入由1.5万元缩水至1万元出头。H作为主刀医生，每台手术能拿100元，一个月平均能做30台，这部分收入被归到奖金。“其实现在就在一万的临界点了，处在（是否离开体制的）观望状态，也很迷茫。”[12]

H特别喜欢杭州，这个城市拥有他所在地方无法比拟的悠闲、舒适。随着9月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开幕，杭州在公众眼中与更多代表未来的词语关联：数字火炬手、开幕式AR、互动3D双威亚……

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顾杨丽，在3月发表于《杭州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2022年，杭州连续16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组委会还特别授予杭州“数字赋能标杆城市”称号，而举办亚运会，将是对杭州城市品牌“再升级”与“再创造”。[13]

只可惜，对于像H这样的中年城市中产而言，纵然十分倾心，也看不到扎根杭州的希望。如此“被置身事外”，也隐约透过Ipsos的一份幸福感调查报告展现。

Ipsos是一家总部位于巴黎的跨国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在3月20日国际幸福日的前几天，对外公布了最新研究。比较32个的国家后，Ipsos发现，中国大陆拥有最高比例的幸福公民——9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很幸福。[14]

这一结论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广泛讨论，相关标签话题获得数以亿计的阅读。Ipsos解释了抽样情况，中国大陆地区样本量为1000人。不过，该机构并未具体说明抽样方法。许多评论对此提出疑惑，认为调查数据和自己的感受相左。[15]

显然，无论Ipsos还是其他国内机构，都不会回应这些不适感。只要愿意相信，你总可以在排名中找到其他国家幸福感不高的佐证，例如被中国超越的美国，以及指数下降了13%的英国。

先来看西方国家中“退步”最大的英国。9月5日，英国伯明翰市发布《关于“第114条通知”的声明》，由于累积的债务和财务缺口，该市政府除维持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及其他法定义务外，不得不停止所有新的政府支出。

第一财经梳理，按照人口或者经济规模计算，伯明翰都是英国第二大城市。2021年，伯明翰7.4%的经济增速略低于全国水平，但319亿英镑的GDP总量却仅次于伦敦。第一财经表示，伯明翰陷入财政困境，更多是当地政府为其以往过失买单。2012年，该市“同工不同酬”的做法被裁决需向女性员工支付上亿英镑，负债节节攀升，政府最终在9月陷入停摆。[16]

但伯明翰的财务为何如此不堪一击？署名台大社会所博士候选人谢达文的文章指出，这背后是一个更为根本、并非伯明翰独有的系统问题。

截至2018年，英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地方政府“宣告破产”；2018年至今，包含伯明翰在内，已有6个地方政府发布“第114条通知”，位于伦敦南部的克罗伊登甚至出现2年内3次告急。

英国各地方政府收税能力很低，财务高度仰赖中央。自2010年开始英国执行财政紧缩，中央拨付给地方政府的经费大幅缩减，不少地方财政状况堪忧。并且，中央削减经费不顾及地区差异，执行同一比例降幅导致贫困地区遭遇强烈冲击。为解燃眉之急，地方政府先后转向房地产，却承受更大风险和负担。[17]

幸福感指数居于Ipsos数据排名中等水平的美国，也面临贫困的困扰。

9月12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称，援引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说法，该国2022年的贫困率达12.4%，相比2021年的7.8%，这成为该指标有记录以来增幅最大的一年。儿童贫困率从2021年的历史最低点5.2%，增加一倍多至12.4%。

美国曾有过贫困率大幅下降的两年，这主要得益于COVID-19期间设立或扩大的社会保障项目，包括在2020年和2021年向家庭发放一系列直接补贴、提高失业和营养补助金、增加租金援助和扩大儿童税收抵免。[18]

2022年的贫困率，是美国人口普查局根据补充贫困衡量标准（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得出的，它考虑了政府援助的影响和生活成本的地域差异。社会科学家普遍认为，这一数据比官方贫困率（official poverty rate）更能准确反映收入微薄的居民的感受。[19]

贫困并非铁板一块。联合国在通常的贫困线之外，还设定了一项极端贫困（extreme poverty）的标准——每天生活费低于2.15美元——毕竟贫困状况会因国家经济水平各异。[20]

在高收入国家，贫困线约为每天生活费30美元。把这一标准放诸全球，绝大多数人（占世界人口的84%，约有67亿人）都生活贫困。其中，极端贫困人口占比8%。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数据的计算，除了货币形式，还覆盖该群体的非货币收入与家庭生产。

Our World in Data的创始人Max Roser说，仅用较高的贫困线衡量全球贫困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极低的贫困线，我们就容易忽略生活水平非常不同的人之间的差异。不管一个人每天的生活费是将近30美元，还是比这少30倍，都不重要，他们都是“穷人”。[21]

我想起了《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齐格蒙特·鲍曼聚焦消费社会，在该书中提出“新穷人”（new poor）的概念——工业时代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劳动力后备军，而消费社会的发展并不需要如此多劳动力，穷人的形象从“失业者”变为“不消费的人”。换言之，今天，如果你无法回应消费市场、无法清空购物车，那么新穷人指的就是你。[22]

基于前述语境，再回顾李佳琦“成神”路上那一句句刺激女孩们的口头禅——从“oh my god，买它买它！”到“所有女生，今晚一定要给我抢到它！”——即使屏幕那头再怎么笑脸相迎，观众仍会感到哪怕一丝轻微的冒犯。[23]

所以，李佳琦变了吗？在鼓动消费方面，他的形象始终如一。只不过，李佳琦这次采用的表达太具对抗性，戳破此前吹起的梦幻泡泡，最终被消费者反噬。

接下来的问题是，李佳琦和花西子口碑的式微，能否带来环境的改变？例如，关注人数此降彼升，那些乘势而起的其他国货品牌也似乎乐享其成，坐实自己“人畜无害”的亲民标签，这些能拆解掉“消费者是新穷人”的关联吗？

一篇题为《时代不需要“李佳琦”了》的文章总结说，消费者、品牌方、电商平台甚至李佳琦自己，都在抛弃“李佳琦”。可我要不合时宜地拾起鲍曼的牙慧，给出难言乐观的回答：一个“李佳琦”倒下，还有千千万万个“赵佳琦”“钱佳琦”“孙佳琦”站起来。[24]

《新周刊》在9月发布的采访，介绍了投身“灵修”的群体。用更加具体的词语描述，这些人尝试借助冥想、疗愈、正念、瑜伽等方式获得幸福感。吊诡的是，不少人从裸辞开始，一步步陷入“高消费、入不敷出、四处借贷、维持高消费”的循环。

一个以“学霸猫”自称的身心灵导师，向这些失意者兜售“零极限清理法”。经由各种嫁接和改造，该套方法合理化了受众心中的脆弱与无力感，并导向所谓的“接纳、感恩、放下”的人生出路。

“人们无须努力，一切本就自然顺利。”学霸猫如此告诉她的信徒。那些经济下行的征兆和证据，在学霸猫这里都是人们“匮乏”“紧张”的习性发作使然。《新周刊》那篇文章接着写道：“因为匮乏，所以人们面对金钱颤颤巍巍，不敢作为。越是这样，金钱越是远离。要克服这种习性，清理对金钱的恐惧，便要选择流动大量金钱的方式来打开自己的能量。”[25]

隔岸观火，读者可以很轻易地捕捉到其中的逻辑断层，然后将此类奇闻诉诸“传销”“智商税”等化约解释。但我不得不提醒，这还是与“优绩论”存在某种令人不安的藕断丝连。

如果“灵修”者的遭遇是智商不够的自作自受，那“李佳琦之问”又是什么？让我们重听一下这位消费主义代言人的冷嘲热讽：“有些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或许不用“这么多年”，光是跟去年的境况做个对比就足以无地自容。

李佳琦提了个好问题，却没人能给出好答案。这就像是9月被频频谈及的歌曲《大梦》。瓦依那乐队、任素汐的表演，虽然勾勒了从6岁到88岁的种种人生苦闷彷徨，却都导向同一句缺乏力量的唱词——“该怎么办？”[26]

我相信，人生还是有办法的，尽管它们也许残缺、充满妥协。纵然鲍曼的建议尚未得到大范围推广，一些值得关注的尝试，证明着跳出精神困境的可能。

9月，BBC报道了中国年轻人涌入景德镇的现象。从2022年起，约有3万名年轻人移居此处。

“之前我失业的状态就是宅在家里，会有一些越宅越难受的状态，但来这里之后，我发现交朋友非常容易。”一位28岁的插画师说，“这里的生活成本比较低，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地方苟且地自由一两年，应该是没问题的。”

当地的大树陶艺工作室主管安娜的看法是，如果年轻人没什么事情做，不想回老家，又不想待在原来的地方，那么来景德镇学习陶艺是个不错的选择，学习可以让人不焦虑。[27]

我记得，部分讨论工作意义的动画《樱花任务》，也设置了类似的距离感。

主角木春由乃是新一代“背井离乡”者的代表，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因接受现代教育而出走，可与此同时，很难说他们具备某种“自我革命”的意识。他们对家乡的认同纽带或许仅是幼年的生活，进入新的都市则使其看到另一番美好可能。两种力量互相拉扯，决定着工作去向。

《樱花任务》的编剧，借助一个阴差阳错的桥段，令志在东京却找不到工作的木春由乃，不必困于“要么死撑要么败退”的窘境。不同因素创造一个机会，把木春由乃从模糊的“东京梦”暂时拉开，这段距离又不至于退回到一开始就逃离的熟悉“原点”。于是，她逐渐抛开情绪上的抵触，重新审视在另一个陌生但又非光鲜亮丽的环境中的自己和工作。[28]

当然，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可以和真切的宏大命题相联系。

文学杂志《小鸟》在9月刊出的一篇访问，介绍了一位名叫大爱的女生。1991年出生的她，自言是一个“特别基层的县城生活样板”，中专毕业后比较努力，才得以去厦门工作，做一个插画师。

大爱后来醉心于做独立刊物，主题大都围绕她的家乡漳州县城展开。眼下，她兴趣点落在“烧金拜拜指南”上，“拜拜”指的是烧纸钱拜神仙，一种地方的习俗。

“因为做的过程中我会感觉自己和整个社会产生一种深刻的链接。”大爱说，“我进入到县里面，接触每一个个体，很真实地和他们做朋友，体验他们的想法，看他们的故事，我觉得这些东西让我好着迷。我会在这些里面和整个环境里的人互动，我很沉迷在这种互动里。”[29]

关注

01丨抢盐背后的恐慌

日本排海计划于8月下旬启动，东亚各国担心海盐受到污染的民众，纷纷抢购、囤积食盐。端传媒9月刊发的评论文章，剖析了该行为代表的当代生活状况。

作者李大猫说，一部囤盐史几乎是一部普通人眼中的当代危机史。

百度百科关于“抢购食盐”的词条，就收录了2003年SARS暴发、2011年福岛核泄露以及2023年日本排海等引发的抢盐三大事件。此外，李大猫稍加整理，还列出诸多类似的抢盐潮：从2000年的末日论流言导致抢盐，到2004年开始的食用盐更换纸塑包装并调价导致抢盐，再到2020年网传美国COVID-19患者跳海自杀污染海水导致抢盐……

文章指出，盐的保质期只有两三年，抢盐无法解决任何危机，却成了危机发生的风向标。“今天的生活更加危机四伏，还是今天的人更加谨小慎微了呢？”

李大猫耙梳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恐慌，转而尝试总结眼前的处境：

在此刻，正常和异常的区别不再一目了然，可以引起恐慌的也不再只是他者，而几乎是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每一方面——在此刻过普通人生活的门槛竟如此之高：

哪怕你胸无大志，只想学门糊口技术、做个体买卖、帮孩子选个大学专业，也不得不反复掂量市场行情，对比张雪峰或其他李雪峰王雪峰的专家建议。如果你还想改善一下住房、炒炒股、在社交媒体上运营一个副业，那更要有强悍的信息收集和风险管理能力，否则难以躲过朝阳产业变夕阳、熊掌变鸡肋、翻车、崩盘、爆雷……的命运。

你不仅要判断当下，还要预测未来。不仅是预测客观情况，还要预测他人的预测，因为风险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审时度势的投机者，而不是稳定的NPC。

科普已变得举步维艰。阴谋论的基础就是虚无和怀疑，而科学虚无主义很大程度上又是科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观众参与门槛降低，专业机构壁垒林立，民族、媒体等因素进一步放大分歧，真相就逐渐沦为你只愿意相信的事情。[30]

02丨什么是自恋？

正如“强迫症”被泛化成一种对细节的执着倾向一样，公众对“自恋”的理解，也容易集中在过于注重自己外表和能力是否完美的层面。但自恋，或者说自恋型人格障碍，首先是一种精神病态。

9月，Scientific American更新的一篇文章，探讨自恋面临的广泛误解。

临床医生注意到，虽然大多数人都熟悉“浮夸”型自恋，它通常表现为傲慢自大，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但自恋也有“脆弱”或“隐蔽”型，即个人内心痛苦，自尊心起伏不定。科学上，许多人坚持浮夸和脆弱并不总是在自恋者身上重叠，不过，新近研究表明，脆弱似乎确属浮夸背后的隐藏面。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精神分析学家Heinz Kohut和Otto Kernberg，描述出了如今被称为自恋的“面具模型”。该研究认为，自大和自信等浮夸的特质，会隐藏不安全感和低自尊感。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科学家认为“面具模型”流于粗浅。临床医生的评估，以及对更广泛人群的研究，都支持自恋者在浮夸、脆弱之间摇摆不定的观点。换言之，这两种状态随着个体在生活中遇到的情况、自身发展的阶段而波动。

如果不加以干预，特别是重度自恋者，他们在支配性岗位上就变得尤为危险。作为被支配者，其他人可能会被孤立、被惩罚、被辱骂，无法获得正常的情感帮助。而部分研究者相信，念及全球范围内的独裁主义兴起，前述自恋者的状态也许将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破坏性。[31]

参考备注：

• 题图：Photo by Frank Borsikowski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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