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得太遠&沙文主義

小時候看世界地圖，我經常會想象，從地圖上的一個點到另一個點，用人的具體的肉身，要走多久呢？一個人要準備多少食物多少水，背在背上要多重，坐車要腰痠背痛多久，坐船或飛機會不會嘔吐，會不會想家會不會哭，萬一走到一半就哭沒了力氣，能怎麼樣辦呢？

但課本上從來不會教這種東西，於是家長也自然不會認可對這種問題的思考，他們接連地說著「這個問題沒意義」，掩飾他們遮掩不住的無知和傲慢。

想不想知道具體的生命體驗，能不能做到對具體生命體驗的尊重，分開了我和很多人。到現在，我也再沒有想要彌合的衝動了。

就是在這樣（否定生命體驗，否定對生命體驗的好奇）的小時候，家裡經常收到精緻的日本絹人娃娃，還有印著和服仕女、東京早櫻的掛曆。絹人尤其珍貴，外婆不許任何人碰髒，特意用透明塑料布包裹。我經常想要摸摸，但直到搬家、分家、外婆dementia，總之，直到今天，它們不知去了何處，我從來沒有摸到。不過偶人背後的故事，倒是一直記得清楚——因為外婆的偏方治好了住在沖繩某個離島上的小孩子反覆發作的中耳炎，她媽媽便年年寄禮物給我們表示感謝，而故事的結論是：

女孩子不要嫁得太遠啊！

被中耳炎困擾的小孩的媽媽，是我爸大學同專業同學兼四年宿舍上下舖兄弟的妹妹。兄妹兩人從東南沿海省份最窮最閉塞的西部山區老家考到北京讀大學，先坐拖拉機到縣城，縣城搭長途車一晝夜到省城，再從省城坐火車一晝夜多到北京。到了北京，兄妹二人最難適應的就是從秋到冬再到春的乾燥氣候，體感如同毛孔開裂，在痛和癢中間的某個地方，坐不穩也睡不實。在如此焦灼枯燥的情況裡，女生和在她那間學校補習中文的沖繩留學生拍拖，畢業結婚，兩個人便回去男方家裡。據說八十年代初連北京飛東京的航線都沒有，兩個人又要省錢，先從北京搭火車到上海，上海飛東京，東京船那霸港，再坐船往西，終於回到他們那個島。之後小孩出生，生中耳炎，在沖繩島治不好、到九州治不好、到東京治不好，問方法問到我爸再問到我外婆，由我外婆的一個好像很簡單又好像很難的偏方治好。「潮濕！潮濕的問題！」外婆年輕時候是軍隊護士，在海港服役多年，部隊裡受訓的醫學知識加上後來下放農村學到的赤腳偏方，加加埋埋，莫名其妙地治好了一個她從未見過面的小孩的慢性病。那時候八十年代仍未過去，住在北京舊城城牆腳下低矮平房的一家人實在資源有限，沖繩到底在哪裡，買一份世界地圖也找不到這樣小地方。我爸把他聽來的那兄妹二人如何從家裡出來北京讀書、那女生如何和沖繩離島的丈夫一起從北京回去家裡講給我外婆聽，年輕時候一直夢想不結婚、不生仔、穿軍裝闖天下的外婆哀呼：

女孩子不要嫁得太遠啊！

八十年代過到九十年代，家裡有錢買大大份地圖冊、地球儀，等到我出生、我媽不在，外婆的哀呼便在我一次次試圖解開絹人娃娃的塑料布觸摸的時候重複響起，女孩子不要嫁得太遠啊，如果你嫁到一個要坐船、再坐船、再再坐船才能到的地方，如果你的小孩出了狀況，你要怎麼辦呢？

我想對於一路都住在陸地上的人來說（外婆家裡已經有超過五代人住在同一個地方，從來沒有哪怕半個親戚的親戚的親戚的親戚住在他們不能坐公交車趕到的地方），島嶼的存在，就是一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抓不住、信不實，是認知維度上嚥不下又躲不開的「有東西遠在我的智性能力之上」的明證，是感官邊界上的焦慮，一觸到就要甩甩頭把那種對未知的恐懼趕快扔掉。他們分享著某種官方的大國沙文主義，喜歡用「彈丸」、「蕞爾」來描繪他們並沒有真的去過的地方。

對於這些舊事，我好像並沒有結論要給出。我所在乎的事情，也早就已經和家人們一邊很驕傲炫耀一邊很心虛掩飾的東西距離很遠。比如，我從沒和他們分享過我對絹人娃娃的問題，不，不是說我不能去碰它們，而是，

為什麼一個沖繩家庭表達感謝的禮物，居然是東京風格的和服人偶？

大國沙文主義，飄在每個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