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沉默与骚动-学会熬过普京的独裁统治

作者：Andrei Kolesnikov

译者：阿K

文章来源：Foreign Affairs

9月下旬，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宣布“部分动员”后不久，俄罗斯的知名歌手阿列克谢-伊瓦先科和格奥尔基-瓦西里耶夫在莫斯科举办了一场演出。

伊瓦先科和瓦西里耶夫属于曾经流行的后苏联吉他演唱流派，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莫斯科的大学社区享有广泛的粉丝群体，1500 名观众中包括许多在那些年长大的孩子。在YouTube上，这场音乐会得到了热烈的反响，获得了超过一百万的浏览量。对于莫斯科的自由派精英来说，这次演出相当于一种反战集会：在歌手的歌曲和言论中，有许多对当前局势的直接暗示。这是一个罕见的时刻，可以表达对政权的压抑情绪，即使这些只是间接表达。

一场几乎没有结束迹象的战争已经进行了 9 个月，俄罗斯亲西方知识分子的情绪都很低落。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俄罗斯人——那些留在该国或发现无法离开的人——感到被困住了。他们在国内面临越来越残酷的镇压，但也感到他们和当权者一起被西方所排斥，他们成了双重弃儿。当然，在苏联的时候，情况甚至更加绝望，但人们已经免不了与当时的生活进行比较，就像历史的一些规律是不可避免的一样。

毕竟，正是在 1976 年，两位列宁格勒艺术家奥列格-沃尔科夫和尤利-雷巴科夫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的墙壁上写上了著名的抗议标语，该要塞曾是沙皇俄国的主要政治监狱。他们写道："你们可以将自由钉在十字架上，但人类的灵魂没有任何枷锁"。这些字很快就被当局用砂纸磨掉了，这些艺术家最终被判处长期监禁。(雷巴科夫后来成为著名的人权活动家，甚至成为后苏联议会的成员）。

事实上，在被指派调查该事件的低级官员中，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克格勃中尉，名叫弗拉基米尔·普京。他在这个案子上扮演的角色不是很重要，但是——鉴于目前的情况——它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于是在整整 40 年后的 2016 年，同样的铭文再次出现在圣彼得堡的海滨，而普京已经从卑微的克格勃官员崛起为完全的独裁者，从一个反对异议的地方斗争中的职能人员，上升为一个在全国甚至在其国界之外全面压制人权和自由的独裁者。在经历了短暂的民主之后，俄罗斯的自由再次被钉在十字架上。

让俄罗斯再次落后

关于普京，没有什么新鲜事. 例如俄罗斯哲学家弗拉基米尔·康托尔 (Vladimir Kantor) 描述了一种政府模式，它“试图将全体人民变成军队，将国家变成军营”，同时依靠 "一种'正统专制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康托尔指的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时代，他从 1825 年统治到 1855 年。事实上，尼古拉一世的统治只是俄罗斯历史上许多反动时代的无数例子之一，正如俄罗斯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奥赞（Alexander Auzan）观察到的那样，这些时期一直伴随着 "经济和技术的落后以及压制不满情绪的成本上升。" 在过去的这种时代，国运的钟摆最终会摆向另一边，随后会有一段改革时期，但这个循环永远无法打破，很快，国家又回到了同样的情况。

从19世纪开始，哲学家们，尤其是斯拉夫派的哲学家们，在俄罗斯人的心灵深处寻找某种神秘的、看不见的力量，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道德榜样。但他们所能找到的只是一种自卑感——俄罗斯永远落后于西方——奇怪地与精神上的优越感混在一起。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在经历了又一轮的改革、军事失败、民众起义、动荡和革命之后，引发了萧条，随之而来的是群众的不满，人民一直在沉睡，直到下一位领导人出现，呼吁恢复国家的伟大地位。

“外国人问我们，‘你们的诺贝尔奖获得主在哪里？’”

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后的几个月里，这种阴郁的模式又开始报复性地出现，基本成了对俄罗斯早期时代的一种模仿。一个故意拥抱萧条和倒退，迷信自给自足和市场内循环，并赤裸裸地吹嘘其残忍和至高无上的国家，这是一个16世纪的国家，而不是21世纪的国家。

10 月，在今年的莫斯科瓦尔代论坛上，普京与外国政治分析家举行了盛大的年度会议，作家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 (Alexander Prokhanov) 针对俄罗斯的批评为俄罗斯辩护。他对总统说：“外国人经常问我们，‘俄罗斯人，你们能为现代世界提供什么？你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哪里？你的伟大发现、工业和科学成就在哪里？’”对此，普罗汉诺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俄罗斯可以传递出一种代表正义的宗教，因为这种宗教中的感情是所有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自我牺牲精神的灵魂所在。"

他的声明与莫斯科的宣传家、理论家和官员陷入的弥赛亚式的语气非常吻合，声称俄罗斯正在与西方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中——或者他们嘲笑为全球撒旦教的化身，在这个意义上，无意中模仿了长期谴责美国为“大撒旦”的伊朗神职人员。（也许是为了向俄罗斯的多信仰主义致敬，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将俄罗斯的精神敌人延伸到了撒旦、路西法和埃布利斯。）

事实上，普京的俄罗斯现在向世界“提供”的只是暴力和帝国主义思想。而今天俄罗斯军人的象征并不是欧洲的英雄救星，就像柏林特雷普塔公园纪念的那个在与希特勒的最后一战中，有8万名苏联士兵牺牲。相反，它只是偷马桶和洗衣机的暴徒（这也揭示了俄罗斯深处的极度贫困，普京的士兵大多是从那里招募的）。

战争中的母亲

另一个可笑的表演画面是普京 11 月下旬在他位于莫斯科郊区的住所会见了一群母亲——这些母亲要么是寻常的俄罗斯士兵，要么是最近被征召入伍的士兵。在公众对动员越来越焦虑的情况下，他期望借此展示他的人性和与人民的亲近。（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精心挑选的“母亲”中有几位是亲克里姆林宫组织的成员。）普京告诉她们，死在战壕里总比死在伏特加里好，做出这种奉献的士兵没有白白牺牲。为谁牺牲，为什么要牺牲？为了毁灭一个国家？为了杀害国界另一边的人？这些人甚至和俄罗斯人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习惯说着相同的语言。

真正的战争母亲们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感到愤怒和委屈，就在会议召开之前，她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母亲和妻子委员会”。尽管该委员会并不是有组织的反战运动，但其负责人迅速受到监视，甚至一度被警方短期拘留，俄罗斯信息来源中也没有提及该委员会，性别抗议在俄罗斯逐渐成熟是一个征兆。

冷漠一直为普京政权提供着社会基础：一个对其公民漠不关心、与他们分离的国家，一个对国家漠不关心、与它分离的社会。在这种共同冷漠的背后是一个伟大国家走特殊道路的抽象理念——将国家与所谓的“普京的大多数”结合起来的理念。在战争的前六个月，这些基础还由隐含的社会契约维持：作为支持大屠杀和领袖的交换条件，普通俄罗斯人不必参战。

由于动员，俄罗斯的出生人数可能会减少 25,000 人

然现在想对政治漠不关心已经不可能了：普通公民必须亲身上战场。“特别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场“人民战争”，正如普京的一位高级顾问所称的那样。（尽管重要的是要注意，正在发生的事情仍未被正式视为“战争”，使用该词的行政甚至刑事处罚仍然有效。）但真正的“人民战争”在乌克兰一方；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战争是全面的。在一场全面战争中，所有的耻辱都会被抛弃，并且公开承认需要最大程度的伤亡和破坏。这样的战争只能以敌人投降和俄罗斯祖传土地的“回归”而告终。

普京政权不仅对乌克兰居民毫不留情，它对自己的公民也毫无怜悯之心，对于他们的英勇牺牲，除了经济上或物质上的补偿外，它别无承诺。它甚至都不愿意放过自己，因为它为了战争而蹂躏了自己的劳动力市场。处于工作黄金时期的俄罗斯人成群结队地离开了这个国家：数十万人被征召入伍，还有更多的人逃往国外逃避动员。一些新兵已经从战场上躺在棺材里回来了；另一些人受了重伤，无法工作。男人打仗时，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家庭里也会出现心理问题，

出生的孩子也会减少

2020 年，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金佩尔森 (Vladimir Gimpelson) 预测，到 2030 年，俄罗斯 20 至 40 岁年龄段的劳动人口数量将下降约 25%，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但从20年以后，俄罗斯接连出现了大流行病、战争和人口外流，劳动力缺口很快就会扩大。人口学家 米哈伊尔-杰尼森科（Mikhail Denisenko） 估计，如果今年秋天应征入伍的人在军队服役一年，俄罗斯的出生人口将减少 25,000 人。

但普京对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不感兴趣，他正忙于处理乌克兰问题。在他的专制掩体中，这位独裁者与信息和感染之间都被隔绝了——在会议期间，他与四次接受 COVID-19 检测的公众之间相隔的距离依然看起来无比遥远。（尽管为了显示他与普通人的关系如此重要，因此他为他选中的战争母亲破例了。），他只听他想听的，只说符合他对世界的具体描述的内容，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强加给民众。

电视和战壕

普京的动员令暴力离俄罗斯更近了，不仅仅是通过正在被送往屠宰场的新兵军团。在征兵的第一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许多年轻人进行了抗议，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出现了普遍不安的其他迹象，包括母亲委员会要求为士兵提供更好的食物、拒绝核战争，以及和平谈判的开始。然而并没有出现普遍的反战运动，许多普通公民也没有抗议，许多人无法逃避征兵，只是适应了新的游戏规则，只在诸如获得合适的制服之类的问题上进行纠结（现在供应非常短缺）和金钱来换取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就像“莉莉·玛莲”中的女主角一样，这首伟大的反战民谣被传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德国（译者注：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十分憎恶《莉莉·玛莲》，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30万德军被歼的消息传来后，戈培尔下令禁止播放《莉莉·玛莲》，销毁所有唱片，并称它为“徘徊在酒吧中的死亡之曲”。），而俄罗斯社会现在已经沦落到在灯柱下等待其士兵回家。

与此同时，普京的宣传机器重新划定了可接受言论的界限：在国家电视台，脱口秀主持人现在自由讨论核战争的可能性，并美化对乌克兰城市和民用基础设施的野蛮轰炸，对于普京的一些核心支持者来说，暴力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俄罗斯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身处战壕——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而且战壕的的残酷性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公共话语和舆论中。

许多人开始对暴力感到厌倦，据独立的莫斯科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称，自 8 月以来，对和平谈判的支持稳步增长。已经超过 50% 的俄罗斯人支持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绝对”支持继续战争，另有 15% 的人“相当”支持继续战争。此外，其中一些“绝对支持 ”可能支持一场更加残酷的战争，哪怕只是为了以某种方式结束这场噩梦。

厨房里的民主派

在当今反现代的俄罗斯，最让自由派人士感到沮丧的点在于离开该国的人和留下来的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令人担忧。流亡者指责留下来的人甘愿为奴；那些留下来的人说，政权不能从境外发生改变。显然在国内保存一些人力资本至关重要，这是俄罗斯在必须从头开始重建时迫切需要的。当然，流亡者则是另一个人力资本库，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这两个属于俄罗斯反对派的群体都可以从他们中间提名领导人，但他们将不得不与在冲突中占据舆论和选民主导地位的反人类势力（帝国主义的支持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竞争或进行内战。

就目前而言，留下来的人尚且无能为力，就像在苏联时期一样，政治讨论已经从俱乐部和餐馆转移到私人厨房的安全地带里。正是在那里，现在都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即使在苏联后期，情况也是更好一些！"  （至少在那时，人们不会被随意贴上 “外国代理人/境外势力”的标签，而且规则和不能逾越的红线一般都很明确。）或者，“妈妈（或爸爸，或兄弟，或奶奶，或爷爷）不用活着看到这种恐怖。” 或者，“我们努力尝试过着正常的生活，但这一切对孩子们来说都是可悲的。” （说到这话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普京已经剥夺了属于人民自己的历史、机遇、名誉和人生成就，他的独裁主义将持续下去，并剥夺了下一代自己的前途。）

对于这些人来说，重要的是要明白他们并不孤单——他们的观点和感受是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人所共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关注 YouTube 上流亡的俄罗斯记者，这就是伊瓦申科-瓦西里耶夫（Ivashchenko-Vasilyev）演唱会受到如此热烈关注的原因。毕竟，回望普京和他的同事们在70年代调查的那些叛国言论：“你们可以将自由钉在十字架上，但人类的灵魂没有任何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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