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新疆追记

野兽按：王力雄先生这篇长文多年前在网络上读过，最近在youtube上追听王力雄亲声朗读的新小说《转世》，就又想起了这篇旧文。

新疆追记

王力雄

1999年初我在新疆被关押，至今已经两年。那段经历我一直没有公开，即使朋友问也是简短地敷衍。我那样做，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想遮遮掩掩地说，要说就全盘托出。但是全盘托出，需要等待一个合适时间。现在，时间到了。

1、新疆课题

写完《黄祸》以前，我应该归类为写虚拟作品的作者。《黄祸》虽然仍然是小说，我在写作过程中却一直被其中的真实牵引并且震撼。正因为如此相信《黄祸》中的真实，那以后我不再写小说，完全转到了研究现实，以及如何避免发生黄祸上。

1998年我出版了谈西藏问题的书——《天葬》。我研究民族和边疆问题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避免黄祸唯有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首当其冲的挑战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能否解决，决定著政治改革是否能成功，甚至是否能开始。因为若不事先就消除国家分裂的危险，专制权力就会以此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这理由恰恰可以迷惑很多中国人。未来中国若发生动乱，法律乱了可以重建，经济乱了可以恢复，再乱也是“肉烂在锅里”，而领土分离却可能覆水难收。历史上已经有外蒙古独立和被沙俄占去的领土。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和新疆问题——是有可能再一次带动这种分离的。西藏新疆占今日中国百分之四十以上面积，中国经不起那种分离。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能不能进行，民族问题成了一个前提。

我做完西藏问题，并没有想马上再进入新疆问题。Q在这时出现。他是个颇具魅力也颇有建树的人，忧国忧民礼贤下士的风格足以使我们成为朋友。他提出支持我去研究新疆问题的建议。他主持的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可以向我提供经费，不附加任何条件，完全按照我的意愿研究，成果也属于我。也就是说我只多了花钱的自由，不会失去任何自主。这倒是吸引人，我还从来没有用别人的钱搞过研究。新疆问题是我一直关注的，迟早会去搞，碰上这么好的条件并不容易。我因此动心，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同时也看好Q的研究机构。那应该算当时中国最活跃也最有成果的一个体制外研究团队。Q虽脱离了官场，却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达权力层的渠道。虽然“递折子”的方式往往被视为依附权势，但是按照Q的看法，在祖国处于危机中，仍然“爱惜羽毛”是一种自私和不负责任。毕竟国家向何处去更多被权力决定而非被知识分子的清高决定，只要还有能够影响当权者的机会就不应该放弃。

不过，我和Q之间存在一些分歧。虽然我们都把“为人民”当作出发点，我们的“人民”概念却不相同。在我看来，他的“人民”是整体性的宏大概念，我的“人民”则是个体化的，由具体的个人组成。按照他的人民概念，为人民是可以不在意牺牲个人的，而按我的想法，没有空洞的人民，为人民首先是为个人，牺牲具体的个人就是在牺牲人民。不过只要不是掌握权力的人，这种区别只体现为理念不同，毕竟我们有更多的共同点。Q的资金加快了我开始新疆课题的进程，否则我是不会在99年寒冷的1月就向新疆进发的。Q给钱不需要繁琐手续，只问要多少，他的不同意见是认为我要的太少，一定加倍给。这种古风做派使我心存激赏。

2、身份

去新疆做研究，身份去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搞研究如果缺少身份，所有信息都会对你封闭。我离开“体制”20年了，没有任何归属或头衔，档案都不知去向。Q的课题组不属于体制，本身就没有身份。他也许有一些别的渠道，但不适合给我用。我除了不是体制内的人，某种程度上还属于“异己”。

想来想去，我唯一一个与制有点关系的身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在80年代加入作协，当时主要也是为了找身份。那时我正准备搞一次开车环绕地球的旅行，后来没有成功，以后和“作协”再没有过联系。这次我先是托人去问“作协”领导人，能不能给我开去新疆采访的介绍信，作协领导人一明白要开信的是我，便从大包大揽变成推脱。我明白走上层路线是错误，应该直接从基层办，因为基层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于是我带著十多年没用过的会员证去“作协”。接待我的基层工作人员态度挺好，按照作协章程，他们应该帮助会员完成创作采访，于是我一口气开了三封介绍信——一封给新疆，其他两封给宁夏和甘肃（我准备把西北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那时我由衷地感到了“组织”的温暖。在我来看，这几乎是作协唯一值得存在的理由，也是我加入作协这么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处。

即使是唯一一次好处，我也是记住的，照理说人不该以怨报德，然而“作协”后来的表现实在令人难以继续沉默。即便是毛泽东时代，所提也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现在的作协领导人，要的只是为权力集团、甚至就是某个当权者服务。不久前我已经宣布退出“作协”。

3、深入维吾尔人

1999年的元旦刚过，我先去宁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黄河漂流时和他认识（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过我的命），当时他是黄河上的水手，现在成了私营企业家。钱虽然挣了不少，然而总是怀念当年浪迹天涯的时光。听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当然我也愿意和他重温在高原荒野以酒当歌的早年。于是我们约定在银川汇合，开上他新买的一辆桑塔纳2000上路。

我们在宁夏回族地区一路走村串镇，看当年回民起义的战场，参加开斋节礼拜，深入百姓人家，听贩毒者自述。进入甘肃，左宗棠的行军大道在古长城和祁连山之间绵延不绝，走过古代那些声名显赫的郡城要塞，仅是那一个个地名都足以让人沉浸于历史。我们在横扫的风雪中进入新疆，那里冰天雪地，广阔无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两次是自己开车走，走遍了新疆所有地区。不过以前只是为旅行，没带任何研究目的。我们直奔乌鲁木齐，住进市中心一家名叫“鸿春园”的旅馆。我让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乌鲁木齐，成天奔波于政府部门、研究机关、出版社和书店，以“文学创作”的身份把凡是有关新疆的文字尽可能搞全——这是我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以后我将用几个月时间在北京阅读和消化那些材料，为夏天再来新疆实地采访做准备。我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结交维吾尔族朋友。研究新疆问题，只在汉人圈子里打转是一种荒谬，但这种荒谬正是目前中国研究新疆问题的现状。进入维吾尔人的圈子，并不意味只是和维吾尔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能进入他们的心，对汉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

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敌视我早知道。虽然我数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与维吾尔人打过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准备开车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汉人无不警告我维吾尔人凶险，汉人在那里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为此专门去新疆军区了解情况。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结果那次我放弃了去南疆，因为若是遵守那“三不”，我不知道去的意义还有什么。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处民间时的感觉。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交道时不需要有担心，他们亲切友好，不会因为你是汉人而表现敌对。在新疆却常有恐惧之心，汉人一般不敢单独下乡，不敢置身于维吾尔人中。当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传闻误导和夸张，属于自我惊吓。但的确也可以感受到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敌意。如在乌鲁木齐的维族餐厅吃饭，只要我离开一块同往的维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有时还会遇到挑衅。但是回到维族同伴身边，立刻毫无问题。只要一个维吾尔人向其他维吾尔人介绍“这是朋友”，他们个个都会变得温和有礼，让你放心。

这就是我必须结交维族朋友的原因。按照我的计划，准备夏天去南疆采访，要进到维族百姓中间去，了解他们对新疆问题的看法，那靠自己硬闯是行不通的，必须有维族朋友引路。我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这里。只为收集资料，通过北京的渠道，不跑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维族朋友，则必须亲自来，不是来采访，是要喝酒、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

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他们为什么要信任一个属于压迫民族的人，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引你去见他们的亲友？这样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被他们接受，主要是《天葬》一书。他们认为应该帮助我写出一本谈新疆问题的《天葬》。一位维族朋友说，考托福填表时，表上列出的0-99个民族条目中竟然没有维吾尔族，他只能在“其他”一栏上打勾。由此他意识到，虽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万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世界却不知道，更不要说明白有新疆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接触、谈话、餐厅和酒吧里的彻夜长饮，我逐渐扩大朋友圈子——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们帮我计划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翻译、车辆等。有Q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这次布下的关系网，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个出类拔萃的研究，效率也会比写《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汉人那里，我却找不到这种友情。虽然我动用了与新疆有关的所有资源，请各方面朋友给我介绍关系。但是到了新疆，却发现人们多数表现冷漠，似乎疑虑重重，不愿意沾惹是非，也不认为新疆的问题需要由我来搞。我只接触了其中的两个人，而他们都和我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

 4、我对一次请客的猜测

我在新疆接触到的两个汉人，其中一个是某机构驻新疆的L。是由一位原来在其北京总部的朋友介绍。朋友说已经先给L打了招呼，L是他当年的小字辈，应该会给面子。以L的职业，肯定非常熟悉新疆情况，即使不说那些他认为需要保密的事，也应该能给我很多信息和启发，因此是我最重视的关系。但是当我到乌鲁木齐后给他打电话，却没让我看出北京的朋友有什么面子，他推脱工作忙，听不出一点愿意和我见面的意思。对此我虽失望，也不奇怪，没有官方身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是寻常事，我已经习惯，于是我把他从联络名单中勾掉了。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表示要请我吃饭。我在感谢之余，心里不免内疚，觉得错看了他。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他的办公室，想和他推心置腹地聊聊。但是他面色凝重，让我感到刻意保持距离。他没有给我和他独处的时间，立刻招来另外三个年轻人，让他们一块与我们出去吃饭。他解释几个年轻记者常在下面跑，了解情况多。我当时没有在意，感觉这种安排也挺有心。不过我还是免不了奇怪，为什么整个过程只有别人讲话，他自己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传递出的“场”让我有一点不安，似乎对我有一种排斥。照理说我还完全没有机会与他产生不容，如果说他是嫌我占用了他的时间，本来他完全可以不再找我，为什么又主动邀请呢？若是只因为北京朋友的面子，我直觉上不太相信，北京那位朋友已不在官位，因此看不出对他有什么份量。

如果我是个懂得分析直觉的人，可能对心里的这些疑惑还会仔细想想，或者会由此引起警觉。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谢谢他请我吃了一顿饭，知道我们从此再不会打什么交道。让我重新想起这个人是在我被捕以后，审问者问我每一个接触过的人，惟独只字不提我和L的会面。正是这种不提让我感到奇怪。照理说L所在的部门无疑是他们认为的“要害部门”，惟独把他漏掉不合常识。

比较容易解释通的，只有L请我吃那顿饭是被布置的任务。L在事后已经汇报了一切，他们因此不再需要问。当我在监狱里无所事事的时候，半带消遣地勾画出那一幕情景：秘密警察从窃听电话中知道我与L接触（听说我一到乌鲁木齐监视者就住进了隔壁房间），于是想通过L对我进行更多了解。他们去L的办公室，亮出安全部门证件，客气地请他给予协助。我相信L并不愿意做这种事，否则他不会对我那样生硬，但是他不敢拒绝。虽然他所属的机构牌子硬，他本人却是新疆本地人，家人亲友都在新疆。在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新疆，安全部门的权力超越一切，成为无人不怕的阎王殿，拒绝与安全部门合作可能会给自己或家人带来麻烦。于是按照秘密警察的布置，L约我吃了那顿饭（不知道饭钱是由谁报销）。对他而言那只是应付一件讨厌的差事，多拉几个人一是可以做见证，二是可以避免由他直接向我“刺探”（那种感觉多半不舒服），在大家东拉西扯的过程中，可以汇报交差的东西也就自然可以得到了。

当然，这些情形完全是猜想，可能永远也无法证实。我担心这会是一种玷污了L的妄想。我将会非常乐于为我的错误向L道歉。但即使L真是像上述猜想的那样做了，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特务政治无孔不入，谁都可能在一念之差中被卷进去。

5、兵团老战士

我在新疆接触的另一个汉人J是一位“兵团老战士”——他这样称呼自己。“兵团”的全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遍布新疆的庞然大物，总人口240万，职工近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汉人。新疆到处都有它的“团场”，很多地名就是其下属单位的番号。兵团是个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它有自己的“领土”、城镇，设有公安、司法、检察机构，有独立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等，完全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我在过去写的一篇文章里称其为“新疆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邓小平将其视为“稳定新疆的核心”（1981年邓视察新疆时所言），而那些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则视兵团为武装占领军。无论是研究新疆问题还是解决新疆问题，兵团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J是一位对兵团充满感情的老军人。他对兵团的现状感到焦虑。兵团原本的职能是屯垦戍边，是个以政治任务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六十年代中苏对抗期间，新疆的中苏边境纵深10-30公里地带全部由“兵团”接管，迁走所有老百姓，建立起一条链状的边境农场带。四百多个兵团的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值班巡逻，形成一道“反修防修”的“血肉长城”。寓兵于民的兵团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拥有百万兵员而且永不退役的“驻军”。当年兵团的主要首长张仲瀚这样形容他的队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然而兵团却远非一个合理的经济组织。在“政治第一”的年代，经济可以服从政治需要。自打中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就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产物，亦是一个全能型的权力机构。它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必须兴办大量社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有三十多万）。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即是对它嘲讽性的形容。市场只认经济规律，只懂竞争，注定不能与政治目标兼顾。若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顾地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兵团的军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层已经名存实亡，“屯垦戍边”大部分也只剩下口号。

J认为必须让最高当局知道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不能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兵团和衡量兵团的得失。兵团的根本作用是在巩固主权，主权高于一切，什么都要服从这个最高原则。如果兵团垮了，散了，那是分裂分子做梦都想而实现不了的，却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域屯垦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今天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该？！说没钱，那些腐败分子们每年喝掉的酒相当于一个杭州西湖，吃掉的宴席价值上千亿，怎么就有钱？用到捍卫主权上就舍不得？！

我和J做了两次长谈，被他的真挚深情和忧国之心打动。他的观点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虽然我深知兵团对稳定新疆起到了何种作用，但我也知道兵团的确已长成一个怪胎。它是帝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靠政权的意志维系。当政权的专制程度高、人为性强时，兵团可以被塑造为有力的治国工具，当社会走向多元化和法制化之时，它落入一个四处掣肘、动辄得咎的困境并不奇怪。改变这个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国时代，继续给它营造往昔的环境，输送专制与人治的养料，而是去找出一条现代文明社会的安定边疆与和睦民族之路。

6、兵团是否违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复杂的，对其进行改造也非常困难。正因为兵团不是一个法制产物，缺乏制度支撑，因而难以达到平衡状态。半个世纪中它要不断随形势变化调整自己，在不同的夹缝中拓展空间，做各式各样的局部修补。虽然那些具体应对中不乏令人称绝的聪明，但是经年累月，众多局部的拓展和修补层叠盘错，却变成了整体的畸形，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越修补越难作整体改变，越难做整体改变越得小修小补，从而更加层叠盘错，陷入更严重的畸形，困境也越来越深。

我直觉意识到，搞清兵团的状态和问题的征结，首先应该从兵团的法律地位著手。例如中国宪法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没有兵团，但是兵团却有上百块“飞地”分布在新疆全景，总面积达到7.43万平方公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98年年鉴》），有240万属于兵团户口的居民，而且存在著一个新疆州县各级政府无权管辖、由兵团垂直领导和任命的政权体系。在中央政府下发的各种文件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抬头，还要单独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俨然它就是并列的一个省。新疆本是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自治区，却在这个自治的区域内插进上百块另外的“自治的区域”，形成对原本自治区域的割裂。这在法律上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再如宪法规定地方政府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都要同级人大选举。但是像石河子那样的城市，1950年只有几十户人家，完全由兵团从无到有建成，现在人口达到20多万，是兵团农业第八师的师部所在地，同时又是新疆自治区正式建制的区辖市。兵团把石河子视为自家财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法律无法那样认可。折中的办法是目前搞了个“师市合一”体制，农八师的师长同时担任石河子的市长。这本身就是矛盾——作为师长，应该由兵团任命，作为市长，应该由石河子市人大选举，到底按照什么来执行？兵团当然坚持自己的任命权，但对地方从法律角度发出的质疑却无法做出言之有据的回答，只能靠中央摆平。而中央的摆平同样缺少法律根据，从长远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同样，兵团自身的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也面对这个问题，过去都是兵团各级党委任命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现在进入强调法制化的时代，如何面对与法律的冲突，一直是兵团的困境。

兵团对此往往用政治说法来应付，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每当遇到冲突，兵团就会本能地到中央去拉大旗做虎皮。其中最现成的说法就是新疆的主权稳定。

与早年充当抵抗“苏修”的前线不同，今天新疆最大的危险已被说成是民族分离主义。J这样说：“兵团的作用就是保证新疆这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姓‘中’！”我不怀疑J对此的真诚，但这无疑也是兵团解决自身与法律冲突的护身符。尽管以此为由可以让兵团一时得以回避矛盾，长远看却会使兵团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和对外冲突，使其无法理顺关系，筹划久远，无法以开放的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因为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当新疆“看守”的思路，相伴的必然是要把新疆地方和当地民族当作被看守的对象，兵团因此不可能不成为新疆人民与当地政府的异己者，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敌视，遭到地方势力抵制和拆台也就是毫不奇怪的。

因此，理清兵团与现行法律的冲突，搞清楚它目前在以什么方式回避和解决这种冲突，其中什么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资源，什么是继续制造麻烦的源泉和产生隐患的温床，在我来看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我知道这个研究将很麻烦，首先要去研读那些叠床架屋的法律、规章和文件，从中找出逻辑路径和现实接口——这一最基础的工作就已经让我望而生畏，那必定要求投入太多的精力。但是既然已经看出这是一个切入点，我在收集材料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与此相关的文字。

7、秘密文件

对于没有体制内身份的研究者，看“文件”——这个词在中国往往专指党政部门的内部文件——是最难之事。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兵团某办公室的书架上发现一本文件汇编。那是一本装帧简陋的32开书，厚厚一本，是兵团内部印刷的。上面汇集了从中央到新疆自治区针对兵团的有关文件，涉及各方面内容。如果能得到这样一本文件汇编，我可以省掉太多的事。让我喜出望的是，当我试著索要的时候，那办公室的负责人爽快地答应。也许是我的迫切之心过于外露，就在我生怕人翻悔，拿起就想溜时，办公室另一人突然抛出一句“内部文件不能外传”，搞得那负责人只好又把他的慷慨收回。当时他还尴尬地向我表示抱歉，但是若能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他一定会感谢手下人的及时提醒。

那文件汇编的封面上的确印著“秘密”二字，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一是既然做研究就需要看到秘密，何况自以为是为国家来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二是中国一向把什么都搞成“秘密”，印著秘密的东西反而到处能看见，让人也搞不清什么是真秘密，什么是假秘密了。

自从发现那本文件汇编，它成了我心里的一个事，很想拿到它，不是简单看一遍，而是有一本。因为从法律角度切入研究，必须依据精确无误的文本，琢磨每一个字，而不是靠笼统模糊的想法。笼统在法律面前毫无价值。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这样，研究能不能搞下去，相当程度就取决于能不能得到那本文件汇编。

在我去见J的时候，事先已经打这个主意，我相信以J的身份，应该会有那本文件汇编。果然，我在他家的沙发上刚一坐定，马上就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发现了已被我记在心的那个不起眼的书脊。

我能和J接上头，是他过去一个老部下给写了信，再加上作协的介绍信。他没有下层机关人员的官僚气，只要感觉出你真心关爱新疆，问题也能问到点上，就会视你为知己。他的谈话排山倒海，精彩纷呈。当然，他也不是信口开河，他讲的很多话隐含著要将其传到北京决策层那里的愿望。他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可能的中介。虽然我没提到任何与上层有关的渠道。但我这个作协的人兴趣太明显地与文学无关，因此就难免显得有点神秘，让人可能联想起一些“特派”之类的角色。J话中有话地向我感叹，从北京看新疆，会比从新疆看高得多，远得多，深得多，中央领导人应该学古代那些贤明君主，不用多，派几个人下来搞点“微服私访”，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饰太平，了解到真实情况。

当我提出借那本文件汇编看时，他爽快地答应，没有丝毫顾虑。我接受了在兵团办公室得而复失的教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随便翻翻，没有透露复印的打算。

为复印我又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满街都是复印的地方，钱也不是问题，但是我记得不久前一位台湾记者就是在乌鲁木齐复印或传真稿件，被店家举报稿件中有对中央领导人的议论而被警方抓起来。我若上街复印一整本文件，当然更逃不过乌鲁木齐人民的火眼金睛。后来是辗转在私下做的复印。

再一次见J的时候，我还回了文件汇编。由于担心复印的文件丢失，我把它放在随身包里携带，而没有随通过邮局寄的材料一块走。就这样，我心满意足地认为完成了此次到新疆的任务，对正在身前身后张布开的罗网，没有丝毫察觉。

8、被跟踪

事后想起，我感到奇怪。似乎在新疆被捕前的一段时间，我的所有关于自身安全的感觉都关闭了。以前可不是那样，往往通过直觉我就能意识到危险，而且可以在事后得到证实。照理说此次到新疆没有理由放松警惕。一年前我刚出版了《天葬》，同时对外公开了《黄祸》作者的身份，可想已经被记帐。1999年又是国内政治转为进一步强硬的当口，我来新疆的前两个月，刚有数人因为筹组民主党被判重刑。可是我为什么没有一点警惕之心呢？

事后想起临到新疆前我在北京与两个外国人的谈话，不禁有点羞愧。我那时对他们这样解释中国的政治——今日中共已经比过去聪明，虽然他们在打击底层造反者时依然强硬，但却可以容忍持不同意见甚至充当反对派的知识精英，因为从农民转变为知识官僚的共产党已经懂得，与他们不那么一致的头脑能够产生更多思想资源，是可以为他们所用的。我说那话的时候，暗中是在为自己属于知识精英以及能为当权者所用而沾沾自喜的，似乎只要把自己与底层造反者划分开，就可以被恩赐表达不同意见的特权。我想我对安全的敏感在新疆之所以失灵，可能就是由这种肤浅认识造成的。我后来所遭遇的一切，都应该被看作是对这样一种特权心理的讽刺与警醒。

我虽然从未把自己当作权势集团的人，但却自以为我的研究对高层有可能产生影响，也愿意有那样的效果。因此当J暗示我可能有“钦差”身份时，我并没有特地向他说明不是。可想而知，带著那样一种自我感觉，难道我还能注意身后有没有盯梢，旁边有没有密探，电话有没有窃听吗？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详细记录，每天整理采访谈话，所有的文字、录音磁带、联络地址都摊在旅馆房间里，丝毫没去想在我每次离开时监视者就会大摇大摆地进去尽情查看。

一直到我离开乌鲁木齐，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我明白，那是安全部门的工作习惯。只要你在他们掌控之下，他们就不会著急抓你，会监视你到最后一刻，为的是看还能不能发现更多的线索。新疆如同一个口袋，向东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说只有一条，因为从若羌翻越阿尔金山的路远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凉。几乎所有出入新疆的汽车都走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在新疆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新疆方面设了一个关卡，对新疆安全厅来讲，那就应该是我最终不能逾越的界线。

开车穿越天山，听著喜多郎的“西域”。A在旁边座位上沉睡。我喜欢在孤独中欣赏窗外的雪山戈壁。一辆日本产的越野吉普车超过我，逐渐又被我超过，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知道，那车里坐的就是正在跟踪我，并且准备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们就像猫捉老鼠之前那样，正在玩味著我这个没有知觉的猎物。

快到吐鲁番，那辆日本吉普车快速超车先进了城。在乌鲁木齐跟友人电话告别时，我说的还是要在吐鲁番过夜。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吐鲁番住过一段，很想故地重游忆一下旧。我在电话里询问了吐鲁番宾馆的情况，因此监听了电话的警方不仅知道我将住吐鲁番，还知道会住哪家宾馆。他们急速超过我，大概是去我将入住的旅馆安排监控。然而他们没想到，吐鲁番让我太感失望，长久怀念的异域小城荡然无存，变成了一个平庸俗陋的丑八怪。为了不败坏回忆，我甚至不要再多看它一眼，车都没停，一踩油门就永别了吐鲁番。后来听说，准备抓我的人等不到我的踪影，可让他们著实忙乱了一阵。

 傍晚时我们到达哈密，在城边找了家旅馆住下。吃完饭A留在房间看电视，我去逛黑夜的哈密城。在迷宫般的小巷中我转了又转，两三个小时才回到旅馆。A仍然躺在床上看电视，不过说刚刚来了一帮警察，说我们的车有问题，把车开到交通大队扣下了，让明天去听候处理。我出去看了看，车的确不在，知道不是A捉弄我。我和A讨论会是什么问题。那车是我到了银川后A才买的。当时若等待办完一切手续，上好牌照，至少得十天。我们都不想等那么长时间，就打主意利用新车的“移动证”。所谓“移动证”是供新车从购车地开到用车地的证明，我们当时把用车地写成乌鲁木齐，那样不办牌照也可以上路。然而来的时候可以蒙混，现在又反著往回走，当然就成了问题。如果交通警追究这一点，只好认倒霉。但也仅此而已，多出一份麻烦，没什么了不起，可以解决。

后来在监狱里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能产生警觉，有没有机会逃走？我可以雇辆出租车到星星峡，也就200公里，用不了三小时。在到达关卡前下车，趁著夜色从戈壁滩上绕过关卡，步行30公里到甘肃的马莲井，从那里搭车去内蒙或是青海，捉迷藏的余地就大得多。当然那纯粹是一种精神游戏，既然我当时丝毫警觉都没有产生，也就没有了后悔的理由。何况还有A的车被扣，我肯定不会留下他单独面对麻烦。

9、我们出了人命？

第二天，1999年的1月29日，我们先去交通队。像中国各地的交通队一样，里面挤满了人，烟气腾腾。人们比赛著谄媚警察，托关系说情走后门的人络绎不绝。警察个个都是大权在握的样子，傲慢冷漠，说不上话。我们努力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是让我们等。我们的问题在哪，没人给我们说明。

正当我楼上楼下乱走不知该找谁的时候，一间办公室内突然有人打招呼，一个看上去像个当头的人向我招手。我的感觉就好像是突然找到了组织，总算有归依了。那人和别的警察不一样，和蔼可亲，对我的一连串提问，他娓娓道来地解释：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有两个人的摩托车被一辆超过的轿车别了一下，造成摩托车翻下公路，驾驶员当场死亡，另一人受伤。据现场目击者说，超车的轿车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无牌照，跟我们的车一样。我说不可能，我们的车没有别过任何摩托车，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车上没有任何痕迹。他说出这种事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触，对你们而言，有可能只是超车后回轮太快，一个小小的操作不当，但是被超的车做了一个幅度过大的躲闪动作，就可能冲下公路，造成事故。因为出事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前，速度又快，因此你们可能都不会察觉发生了事故。

他这番话说得很圆，我无法辩驳，尤其他也说了也没有认定事故就是你们造成的，但是因为死了人，也报了警，总得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只能麻烦你们在这里呆一段时间，配合查清问题。他为耽误我们的行程表示歉意，对我接著就事故时间、地点等问题，也耐心地一一做了回答。我问他姓什么，他回答姓薛，还跟我扯了一会家常。

随后我在交通队门口张贴的警察照片中想找到这位亲切的警官，但所有警察中只有一位写著姓薛，职务是交通队的指导员，而照片上那张脸却对不上号，不是他。刚才他的确是在指导员的办公室里叫我，中间有一个到交通队办事的人从门外进来，很熟悉地叫他“处长”。交通队怎么会有处长呢？不过我那时没有对此深想，我的思维完全缠绕在我是不是杀了一个人之上。那是比什么都大的事，使我受到震动。我无法遏制自己，非要去想那是一个什么人，他的家人正在怎样的状态。而且我越是回忆昨天的情景，越是好像真地看到我开车超过了一辆摩托车，连那骑手的棉帽是什么形状都在眼前。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吗？

当我和A在街上一个清真小馆吃拉条子的时候，我向他说了刚刚了解的全部情况。A沉吟半晌，说他不认为是这么回事，里面肯定有文章。A平时表面大大咧咧，一般总是对我言听计从，实际上内心精明，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我当时没有在意他的看法。我被那个“死者”缠绕着。

下午，我们找到了真正的薛警官——交通大队的指导员。他说办案的警察正在调查事故现场，得等他们回来才能进入具体处理。于是我让A在交通队继续等，自己回到旅馆，想睡一觉，看能不能躲开那个“死者”的冤魂。

10、哈密被捕

后来我把一些线索联系起来，判断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从乌鲁木齐一路跟踪的警察在吐鲁番宾馆没有等到我，找遍吐鲁番还是没有，才知道我没有住下。他们会把我在电话里说的当作是个金蝉脱壳之计。不过他们并不慌张，只要是开车走，必得通过星星峡，那里警察和武警众多，插翅也飞不过去。除了布置堵截，还要通知沿途城镇的警察进行查找。听到终于又发现我的踪迹，执行抓捕任务的小组肯定松了口气。他们只能第二天再从吐鲁番往哈密赶。所谓的交通事故是哈密警察编造的。他们知道只要扣下车，我们在冬季的新疆就无法行动。第二天交通队继续拖延时间，是等待抓我的小组从吐鲁番赶到。至于那位自称姓“薛”的处长（他后来再没有露过面），应该是哈密地区安全处的处长，亲自来坐镇指挥。那天我周围一定布满了便衣，走到哪里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傍晚才动手抓我。吐鲁番赶来的小组应该是在下午2点就到了，因为那个时间我正靠在交通队走廊的墙上看书，一个人走过我面前，他看我的眼光使我感到奇怪。我当时想可能是我在交通队那种从不读书的地方如此读书过于异类。但是当我被抓时发现，那人穿著警服也在其中，而且是负责人。后来我知道他姓杨，是新疆安全厅九处的一个科长，主办我的案子。

被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死人”缠绕著使我无法入睡。听见有人敲门，我连想也没想就去开门，却看见外面黑压压一堆人，随著门开潮水般涌进。为首是一个近两米高的大个，把一个安全警官的证件伸在我眼前，宣布因为我随身携带危害国家安全的物品，要对我进行搜查。另外一些人团团围住我，照相录像，闪光灯不停，使我产生了是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感觉。我当时没有特别惊慌，脑子转了一圈，知道只有我复印的文件可以成为他们的目标。我从旅行包里拿出那叠文件，问他们是不是这个。

 好，证据确凿（他们当然早就知道），就可以对我名正言顺地实行拘捕了。下面一切都是按程序展开，检查我的物品，一一进行登记，凡是他们要收走的，除了要我确认，还要在场的旅馆保安见证和签字。正在搜查的时候，A回来了，照相和录像的又对准了他。他愤怒地抗议，当时我还劝他冷静，照个相有什么了不得。同时我告诉警察，我做的所有事A都不知道，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说那时我对自己将会怎样完全不清楚，至少一点可以感到安慰——我不会连累A，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过。我来新疆要做什么，背景是什么，见过什么人，搞过什么材料，他一概不知。倒不是出于我对他保密，实在没有什么密值得保，只是我知道他对那些不感兴趣。我从北京出发前他要我带一些新写的东西给他看，我特地打印了一份尚未完成的书稿带著，但他只看了一页就昏昏入睡，从此再没有翻过。我被抓后，那书稿中间的“反动内容”成了我的罪证之一。 我和A当时被分开带走，整个被捕期间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后来我知道三天后就让他开车回宁夏了，因为他一问三不知，的确什么都不知道，那种效果是装不出的。审问者最终只能认为他是个傻帽，糊里糊涂就被我利用了。

11、编织罗网

安全部门有伪装成不同面目的据点。我被捕的第一晚是在哈密一处不起眼的建筑。整座楼似乎没有别人，我被关在二楼一间类似招待所标准间的房子进行审问。开始我并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虽然我复印的文件名义属于秘密，但实际上在许多机关谁都能看。何况我又不是为出卖情报，而是研究如何解决新疆问题。不过我在开始没说复印文件的目的是为研究，也没有扯出Q的课题组。我想尽量自己承担，少别牵扯别人。虽然Q有言在先遇到情况时我可以说课题组，但我打著作协会员的身份，拿著作协介绍信，扯出个课题组反而容易使事情复杂化。于是我只说是为写书来收集材料。

关于复印件的原文，我知道不可能把J瞒下来，就告诉审问者我先是持作协介绍信去兵团宣传部联系，由兵团宣传部介绍给J，因此J借给我那本文件汇编不应该有责任。如果有什么问题，完全在我。

后来我发现写书的说法和承揽复印文件的责任都是他们需要的。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就可以被扣上确定无疑的罪名，有了拘押和审判的法律根据（这是一种进步，至少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无所顾忌）。而复印文件的目的是写书，那就有了盗窃情报换取金钱（通过写书）的逻辑关系。不过这种逻辑不是一就子清清楚楚端到我面前的。他们的审讯手法除了在开始急于确立罪名，以使拘留和审讯有法律依据外，进一步的审问都是以迂回方式进行，不会让人一下就看清其中的逻辑与目标，因为那样就可能让人知道如何躲避陷阱。他们花了那么大力气，不应该仅是为了办一个复印文件案，而是要抓大鱼，最好不是一条，是一群。

我是在第二天让我在拘传文件上签字时开始意识到事情严重程度的。拘传文件的发出单位一栏写的是“哈密地区国安处反间谍支队”。这使我陷入深思。我当然不是间谍，然而事实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共产党制造过无数冤案，从来不看事实，而是需要。1999年被当局视为“大事之年”，接踵而来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关口，当局对这一年会不会出事心怀紧张，层层布置严加防范。除了重判民主党骨干，还有施滨海、方觉被捕，彭明“中发联”被禁等，都是措施。

被抓以前，我没有把这些事串起来看，一旦自己身临其境才开始猜想，我会不会也是当局为安渡“大事之年”棋盘上的一颗子呢？抓我可以警告知识界与我类似的人不要乱说乱动？判我入狱不仅是对“现行”活动的警告，还可以传达秋后算帐的威胁——就算《黄祸》已过多年，仍然逃不了应有的惩罚！

第二天，我被路上跟踪我的那辆日本越野车押回乌鲁木齐，关进新疆安全厅的一个秘密据点。那是外表看上去类似居民楼一样的建筑，但是铁门紧闭，进出复杂。我被带进其中一个单元，杨科长煞有介事地端起一张纸向我朗读，宣布对我实施“监视居住”。我的“居住地”是那单元房内的一小间，铁栏封窗。

(12)：审讯

接连几天的审讯都是在关我的那间小屋里进行。一天审数次。每次都由墙角一台摄像机录下全过程。开始的审讯者是一位从哈密跟过来的警官，完全是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因此我和他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他消失了，再未出现。换上了杨科长登场。杨对我解释因为那警官态度不好被换掉。但我后来明白态度不好也许就是为了演白脸，因为我发现他们总是既有演红脸的，也有演白脸的，那似乎是规范化的工作程序。

不过初始我还不懂这种手法，换上温文有礼的杨科长，让我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知心朋友——这就是设置白脸的作用。杨科长不是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后审讯，而是跟我面对面地促膝聊天（虽然我们的膝离得挺远，但却给我那感觉）；负责记录的任警官面目慈祥，笑容可掬；还有开车的祁师傅对我问寒问暖，关照我的生活；女警官小李还动辄叫我一声“王老师”。可是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这种方式比哈密那位警官的简单粗暴更难对付。对白脸你可以干脆不理他，你能被激发出那种斗志。可现在人家笑盈盈的围著你聊天，说的是为了你早一点自由，把问题了解清楚，你总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引导你不断往下说。比如你接触过甲，他们会问和甲是怎么认识的？如果是通过乙，就会问乙是什么样的人，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然后又会接著问和乙是怎么认识的？通过丙，又开始问丙……这样的“谈话”很快就对我形成极大的压力。虽然我不说对别人不利的话，但即使只说出别人名字也会让我产生出卖的感觉。

除非什么话都不说，就像张春桥对付审讯那样。然而张春桥有那种意志，是因为知道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他的下场。我可不是，我是千方百计想把自己解释清楚。我推翻了原来说的为写书收集资料，告诉他们我是来做关于新疆问题的课题，复印文件只是为了课题，不是要危害国家安全，恰恰相反，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安全。然而对方一句话就能让我哑口无言：法律不考虑动机，一个好人杀了坏人照样是犯法。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们也可以帮助你解脱——结果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你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你产生了对方能够帮助你解脱的期望，就不可能有勇气对审讯不回答，顶多是不做对他人不利的回答。

如果把审讯视为一场斗智斗勇，被审的人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审讯者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有专业知识，有分工合作，掌控著一切信息和资源。而被审的人一切渠道都被封锁，孤独无助，任人宰割。对我来讲，压力最大的时候不是审讯过程中，虽然那时脑筋转动激烈，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比起审讯之间的间歇，至少不那么紧张。那时除了看守者，其他人全到另外的房间（那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没搞清，只是听出人来人往）。那时清楚地知道一群专业屠夫就离我咫尺的地方，在那里合伙算计著如何对我宰割，他们分析前面的审讯情况，寻找其中的破绽，商量对付的策略，拟定下一轮审讯内容，而我却无法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那时会拼命地猜测，却是绞尽脑汁也没有可凭借的信息。那种大脑陷入盲目空转的滋味非常难受，就像被蒙著眼睛等待不知何时将从何处下手的刀割一样。我逐渐开始产生顶不住的感觉，我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他们的职业就是整人，而且他们是一个机关！机关——那是何等形象和准确的一个词！

我逐渐发现，他们的审讯手法很有讲究，绝不是把所有想知道的问题一下统统摆出，而是分出步骤与层次，有时还会故意制造一些迷惑，让你搞不清他们的最终目的在哪。你觉得每次问的是些小问题，回答起来不会对自己和别人有伤害。但是分开看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合起来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圈套，让你不知不觉就已经钻进套中。而当你最终明白的时候，已经无法解脱，因为你已经在每份审讯记录上签下了“属实”的字样，在每一页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们最后把不同的审问记录组装在一起，你才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你承认的东西已经可以解释成为罪行。

尽管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来新疆的目的是做研究，但能够感觉他们并不相信或是不想相信。按照他们的思路，我应该是多年一直在盗窃国家秘密，炮制著作，再换取金钱。我这回来新疆也是做同样的事。甚至进一步，何必非得通过写书把秘密转化成金钱，直接窃取秘密进行出售岂不更简单？明镜出版社一直是他们眼中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是敌对势力与异议分子的阵地。既然明镜出版社是从出版《黄祸》起家，我和明镜的关系又是那样密切，那么明镜出版的大量涉及党政军内幕的出版物中有我提供的情报，在审讯者看来就是再合理不过的逻辑，甚至我就是为他们在国内刺探秘密代理人和传递情报的枢纽？

 审讯一度集中在我与明镜的财务关系，明显地是想从中发现我靠“出卖情报”得到的收入。这使我想到会陷入一个卡夫卡式的城堡，越来越说不清。我有一个账号，由朋友与我共同署名并帮我管理。我倒没有多少钱，但按规矩银行每月都寄一份帐单。可是在来新疆前两个月，属于朋友的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被错打进我的账号，随后马上又被调走。那以后，银行不再把每月帐单给我而是给朋友，因此从我堆在抽屉里的帐单上，能看到一笔钱在我来新疆前打进，却看不到那钱又被原封不动地调走。安全机构对此能有什么解释呢？那只能是出卖情报的收入，或是给我来新疆刺探情报的经费。而要我辨白，却成了糊涂帐。我说真实情况，会被认为是小儿科水平的编造，能为我作证的因素都在境外，既难以得到，他们也不会相信。

除了我的收入，他们对我的花销也感兴趣，而我一被问起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乱七八糟，因为我从不理财，这方面的记忆力出奇地差，说起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就特别像是有鬼。在他们看，得需要很大花费才能支持我的生活方式。譬如经常去难到达的地方旅行，自己开车去西藏等。包括这次来新疆，竟然买了一辆新车（好在这一点容易查清）。如果对此解释不清，至少有“财产来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经是罪名，何况对我，意义远不在经济，而是可以由此证明我是通过出卖情报换取高额收入的间谍！

他们真会相信我是间谍吗？我觉得不应该。我哪有一点间谍的模样呢？就从我毫无防范地让他们监视，从未采取过任何“反侦查”手段，就应该能说明我不是搞“秘密活动”的材料了。世上有这样的间谍吗？我力图打动他们，别往那种将会置我于死地的方向引导案情。我努力和他们沟通，希望能够打消他们这种怀疑。

我逐渐发现，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个人认为我是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部门（或上司）需要我是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因此他们就会放你一马，那就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这一点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真了解到对方是好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非对错，而在于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会比老一代温和得多，容易沟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告诉你不是他愿意这样做，是职业所迫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够“配合”他完成工作，别砸他的饭碗。然而你一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就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所有切身利益，取决的不是能不能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不能板上钉钉地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不是。

(13)：恐惧

 当我想明白了是否被定罪不在于有罪与否，而在于需要与否，就真地开始陷入恐惧。我想起早有人提醒过的话：你这样的人当局不动则已，动就要置你死地。那么今天是不是就到了我的死地呢？

80年代曾辗转听说我上过一个名单，那是准备借“清除精神污染”和“打击刑事犯罪”双重之机搞掉的一批人。那批人被认定可能在未来具有威胁。接受一旦异议人士形成知名度就不好处理的教训，深谋远虑的做法是及早把他们铲除在萌芽，用刑事罪名投进监狱，消磨掉他们的青春和锐气，会为将来减少许多不稳定因素。据说那名单后来随“清除精神污染”的夭折而搁置。我虽一直不敢确信存在过那样的名单，但对一个专制集团而言，至少是个有“创意”的思路。如果我真在80年代被投进监狱，后来就不会有《黄祸》和《天葬》问世。现在，他们是不是正要亡羊补牢呢？

我无法判断可能被判几年刑。审讯者说按法律规定我犯的罪应判5到10年，如果数罪并罚，可能更多。面对突然近在眼前的刑期，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脆弱。我这从来无拘无束的人，对失去自由的生活根本不能想象。一想到将有那么多年在监狱度过就感到恐惧，那恐惧在漫漫长夜深入骨髓，随之而来的各种想象也异常活跃，具体而细微。其中想的最多的是70多岁的母亲将怎样奔波于北京和新疆来“探视”。那种想象让我痛苦万分。

更大的恐惧接踵而来。杨科长在一个阳光明媚（我只能在从不允许打开的窗帘上看到光影）的上午突然转移了话题，不再问那些只跟我有关的事情，他的问题是：谈谈跟你来往的各界人士吧。

什么叫各界？！我惊悸地问。外表的激烈其实正出于内心恐惧。我一直怕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杨科长不急不躁，微笑著解释他的“各界”：比如说学术界啦、文化界啦，还有新闻界什么。

我回答：我认识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学术界，没有文化界，也没有新闻界！

杨科长遗憾地摇头，这种貌似强硬的谎话在他眼里只是虚弱，如果我真地强硬，回答的声音不需要那么尖锐，应该很平稳，只说一句就够了——我不想谈，也不会跟你谈。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一直盼著让我躲过这样的问题。我知道不少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受审时连累了别人，在他获得自由后（甚至还在服刑时），就没有人再提起他曾经受过的苦难，而只记住他的“出卖”，并且会无休止地流传下去。从被抓那一刻我就担心抓我是要扯出一个窃取和出卖情报的网络。我一直盼著审讯只跟我自己有关，不要牵扯别人，理智上却又知道不可能，因此始终对此提心吊胆。

一个被切断一切信息来源的人对处境的判断很容易变成幻想。那幻想能利用的材料只有以往的经验。80年代那份传说中的名单在我头脑里成了模式，深想下去，越来越认为今天也有如法炮制的可能。只要把我搞成窃取情报的间谍，就可以通过指控为我提供过情报的罪名，在我交往过的人中随意挑选整肃对象。因为什么是情报，他们可以随便说。中国什么都能成为情报，即便是闲聊天也可以“泄密”。而定这种罪名，前提是从我这得到指控所需要的证据。只要我承认了谁给我讲过什么，让我看过什么，一起做过什么，审讯记录上有了我的签字和手印，就可以将其定为我的同谋，断送掉他的前程。

我当时真正相信他们会那样做而且正在那样做。即使后来被释放，我也认为那种相信有合理成分，因为那是出自对专制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那不信任是共产党用其血腥历史造就的。对共产党和它的机关而言，做出我所怀疑的事情实在寻常无奇。旅居德国的作家龙应台从已经公开的当年东德公安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对付一位物理学家的计划。那位名叫波普的学者被视为“坏分子”。1987年，波普的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友透露了对婚姻的厌倦，负有监视任务的女友马上汇报给公安部，负责波普的公安部22处处长随即进行了如下设计：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线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仅从这段文字中还看不清秘密警察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也许需要结合有关波普的全部档案才能知道。不过这段文字足以让人看到，秘密警察可以把工作做得何等细致，阴谋设想得何等长远，布局设计得何等复杂。中国的秘密警察即使没有德国人的效率，毕竟也养了那么多人，花著那么多钱，一年365天都在琢磨这些，在诡计方面中国人不输世界任何民族，因此从险恶方面估计他们的用心，并非多余。

(14)：我出卖了一个人

面对审讯，我陷在矛盾之中。那矛盾源于我的双重恐惧。一重恐惧是怕出卖别人，另一重恐惧是怕失去自由。这双重恐惧分不出孰清孰重，因此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的重心，结果变成两头都想要——既不要出卖人，又能获得自由。其实若不是身心被恐惧渗透，不难判断出二者都要的想法其实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获得自由，前提取决于安全机构是否释放，而你不答应出卖，他们怎么又会放人？然而我那时渴盼自己有克服不可能的能力，或者是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相信最终能发生被稻草救起的奇迹。

后来我对那种矛盾心理是这样反省的，之所以那时有幻想，总是期望与审讯者沟通，原因是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如果我是因为进行政治反对派活动被捕，自然知道应该的态度是“大义凛然”；如果我是在写完《黄祸》后被捕，也会因为那是预料之中而坦然处之；然而这回明明来为“国家安全”做事，却被“国家安全”机构所抓，难道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会不会一旦弄明白哈哈一笑，眼前的麻烦顿时化为乌有呢？

我决定不要一味抗拒，还是应该说点什么，否则无法过关。审讯者循循善诱地劝导：抗拒没有好下场，你违法窃密已是事实确凿，按照法律说判就能判，不过这种事是橡皮筋，抻长也可，抻短也可，就看我们怎么处置。只要你跟我们“配合”（这是他们最爱说的一个词），不判也不是不可能。在这种诱惑下，我想即使讲一点“各界朋友”，只要都是他们已经掌握的，由我再说一遍应该算不上出卖。

下次审讯我开始和他们“配合”，几乎又恢复到促膝谈心的气氛。谈到以往以何种身份出去采访，我先做了一番铺垫，为我要谈到的一个朋友做了很多开脱，然后说出我那时有个“特约记者”身份，是那朋友给办的。每次出门我都去开一封介绍信，但并不允诺一定写文章给他。那身份对我在外面活动很有帮助，如果不是朋友后来发现与我来往会影响仕途，这次来新疆我还会是“特约记者”而不是作家。按照我的想象，这应该是一个早被“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说和不说不会有本质不同。

看到认真倾听的杨科长脸上闪过的一个表情，我突然意识到错了。那表情虽然一闪即逝，可其中的兴奋如此地强烈，像一把利剑深深刺进我的心——那是抓到了大鱼的表情！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喜悦！

我开始向深渊坠落。原来他们不知道！原来这成了我的出卖！这成了一个沉重打击，我的整个脑子都乱了。

审讯结束后任警官让我在每页记录上按下手印。我要求重读一遍记录，但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补救。我觉得全身心都陷入了沮丧和绝望。虽然理智在告诉我不要过多想“出卖”的问题。他们——广义的他们——对此肯定早知道，只不过杨科长地处边隅，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罢了。那位朋友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让我感受到这一点，那以后他就和我断绝了来往。他已经在仕途上走了半生，人生意义除此无所可系。平时他会尽可能帮我，在影响到这一根本时，我们就只能分手。然而即使再不相见，我也始终把他当作朋友，感念他的一切好处。最后见面时他的紧张状态和仓皇神色一直留在我脑海，现在又浮现出来。看著我的供词，印在上面的鲜红指印像流淌在上面的鲜血。那是谁的血？！我似乎看到朋友的妻子哭著怨我毁了她家前程，朋友的儿子在后面牵著她的衣服。那使我的心都要破碎，我无法按照理智判断冷静对待，白纸黑字和鲜红指印逐渐扩展，充满了我的视野，那印证著一段不可更改的历史，是我亲自写下的，记录著对朋友的一次出卖。不，不要辩解，即使不是实质上的出卖，也是意象上的出卖！

我在头脑一片混乱中要求和杨科长谈话。我告诉他，我拒绝这种把别人牵扯在内的审问，如果继续这样的审问，我不会回答，而且将会以绝食进行抗议。

态度虽强硬，内心并没有战胜恐惧。在那种场合，没有一种坚定不移是不可能获得足够勇气的。我的话混乱摇摆，在拒绝审问的同时，又给他们提出替代方案，建议他们搜查我的住处，我的全部文件和联系名单都在那里，你们可以自己去拿，不要让我来说！

刚说出这建议我就意识到，这完全是乱了方寸的表现。这样建议无非是想摆脱自己的责任，期望他们不通过审问就掌握我的全部情况，而不需要再由我说，似乎那就可以避免我再“出卖”了。这样一种混乱表明我已经快要顶不住了。尽管他们搜查我的住处不会取决我是否提出邀请，但我这样建议，说明我的底线在后退，现在已经不是不连累他人，仅仅是不要通过我的嘴连累他人。然而如果他们不停止审问呢？他们就是要利用我栽赃，用我的口供把他们想整的人拉下水呢？我最终会不会开口说，会不会为了对自由的渴望而与他们“配合”？我难道没有可能再一次或者更多次落进同样的陷阱——在说以前以为他们已经知道，说出后却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抓住大鱼的表情吗？

我的抗争没有吓住杨科长，我的倡议也没有让他动心。任警官显得十分兴奋，杨科长异常冷静，没给我任何回答。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一反常态，没有像平时那样紧闭房门，而是敞开著，杨科长就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向我这边观察，沉稳而威严，如同猫在观察被逼进了死角的耗子。我想他们的教科书和多年经验都在告诉他们，犯人此时已经到了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的边缘，就快大功告成，只消再继续等待一会，犯人就会缴械投降。

(15)：自杀

 在杨科长的冷眼审视下，我来回踱步，思想疾速地飞驰。然而那时头脑并不混乱，反而条理越来越清晰，结论越来越肯定。我清楚地意识到，对目前的状态需要做最坏的打算，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我最终也许会抵抗不住。对此需要事先知道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我把可能遭受连累的线索逐一排列，从每条线索一步步往下推，连累可能延伸到多远，会带来多少伤害。一个代价的表格逐渐形成，一边是一系列与我密切相关的人，他们或者受指控，或者被捕入狱，或者是断送前程，而表格的另一边，只有我一个。

怎么来衡量这种代价？

其实不要说一系列，哪怕只有一个亲近者陷入危难，问我是否愿意交换，我也不会说不。记得早年一次和女友在黄土高原行车，卡车在冰雪路面爬坡时突然打滑溜车，我跳下车想找石头挤住车轮，可是遍地只有黄土没有石头。卡车在光滑如镜的路面上载著女友和司机滑向路边几十米的深沟。那时我闪出一个念头——只有腿可以代替石头，一瞬间我真生出了把腿伸到车轮下的冲动，幸运的是卡车突然改变了下滑的方向，最终撞到了路另一侧的土坡上停住。因此那闪念究竟只是个冲动还是真会成为行动也就没能得到检验。但是现在可能坠下沟去的是一群人，不是因为冰雪路面，是因为我，我的冲动该是什么呢？

我的确产生了冲动——就是去死。

自杀！

只要我死了，所有的线索就会中断，正在编织的罗网就会失去目标，指控和举证就都无法进行，所有可能被我连累的人就都得到了解脱。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这样的结果，值得不值得？

收支表显示得非常清楚——值得！

我要这样做，当然并非完全是“献身”，其中很大成分是为我自己。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断定哪一种成分占的份额更大一些。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即使不想正视也不可回避。我无法克服失去自由的恐惧，因此就没有战胜对手的勇气和信心。所谓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那时最恐惧的的确就是我的恐惧。我恐惧自己会因为恐惧而成为“叛徒”，而且恐惧地相信自己逃不脱恐惧的结果。如果是那样，即使换来了自由，那种自由也已腐烂变质。即使回到熟悉的世界，目睹朋友受我所累的结果，承受人人指著脊梁的屈辱，那样的自由和生命又有什么价值？

那种生，不如死。

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 一些很小的声音在表达另外的意见。有的提醒我，母亲怎么办？她中年承受丈夫自杀，怎么忍心老年又让她承受儿子自杀？但那声音很快被排除。只是为了不让母亲在晚年时光奔波新疆监狱承受“探视”之苦，我的一了百了对她也是一种仁慈。还有一个声音在说，你的逐层递选制呢？个人荣辱对历史算得了什么？如果你的目标是想影响历史，个人即使受胯下之辱也是小事一桩。那声音速度更快地被甩在一旁，一个人如果失去尊严，他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和历史，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改变世界和影响历史呢？！

这时有办案的人从外面回来，他们进了对面房间，把房门关上，也许是开始研究怎么对我进行最后突破。这次可能是认为我就要缴械了，因此对我放松了警惕，没有留人看守我。

这可是一个机会。我突然对执行刚刚的决定变得急不可待，心里认定必须马上就动手！现在回想，那种急迫感也是出于恐惧。从保证自杀成功的角度出发，最佳时机肯定不是当时，而是深夜。只消再挺几个小时，深夜就会来临，那时看守者落入梦乡，从容一些，有足够的时间做完足够的事。然而我太害怕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把握，我怕自己挺不到深夜，万一在深夜来临之前就被“突破”了呢？万一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战胜了对成为叛徒的恐惧呢？那时再死就晚了，死也成了白死！你就连保持尊严的唯一手段都丧失了，而只能成为永恒的屈辱者！所以，要死就得马上死，现在就死，才是死得及时，才能死得有价！

一旦横下心，我感到激动，同时又升出些伤感。我知道一旦死了，我这些想法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对我的死，唯一说法只会是安全机构的解释——无疑是些最庸俗的故事，或是吓破了胆自杀，或是怕间谍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杀。人们开始还会议论一下，很快就会忘掉，这样的人不值得记忆。我把目光看向虚空，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感到一直信奉的唯物主义多么无所依托，也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希望宇宙中真有一个万能的神存在并且主宰。我盼望神无所不在的眼睛此刻正在看著我，神能知道我这样选择是为了什么，而且能把对我的理解溶进他的慈悲，溶入宇宙的永恒。

我本来还有写下一点什么的愿望，实在不甘心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可是转念又觉得顾不上了，必须争分夺秒，否则一旦他们出来，就有完不成死的可能。我先把平时从不允许关的房门关上，把插在门外锁孔里的钥匙拔下，再从里面锁上门，那样即便他们发现，打开门也得多费一些时间。以我的死法，多那点时间可能就够了。

我找出平时不太戴的近视镜，掰下一个镜片，精心地放在脚下，用恰到好处的力量踩破。对比两块玻璃残片，我选出了大小、刃口都更合适的一块。然后用手指压脖子左侧，我知道那里应该有一根动脉，只要把它割断，几分钟内体内的血就可以一喷而光。然而平时对此只有一个概念，真到找的时候却怎么也摸不到应该存在的动脉跳动。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寻找，顶多割的距离长一些，总会割得到动脉。

我留了比较大的余量开始动手，第一下玻璃没有扎进去，力量不够。第二下用的是猛劲，皮肤很轻易就被扎破，玻璃片插进脖子里面。手指碰到了翻开的皮肤，感觉到温热的血涌出。那时没有疼痛的感觉，好像割的不是我自己，是在给别人做手术。好，需要开始横向移动，去割动脉。一方面头脑异常清醒，如同工程师在进行技术操作，同时眼前开始出现幻觉，似乎看见父亲正在向我召唤。父亲死于文革，被定为自杀，一直有人为他辩护说是被杀，但我完全相信父亲有可能会在那黑暗的年代选择自杀。世上的生物只有人会自杀，因为只有人会追求活的尊严。从这个角度看，自杀不是耻辱，而是人性的光荣！

正在这时，房门轰然洞开。开车的祁师傅瞪大眼睛一步跨进。后来我一直想不明白，当时他为什么没有遇到门锁的障碍？我清清楚楚记得锁上了门，怎么会被他一推就开。只要他再晚进来一秒钟，我的整个操作就会如期完成，因为只要割断了动脉，即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把我送进医院，我身体里的血也会早流得一滴不剩。我想象我那时的模样肯定吓著了祁师傅，他惊悸地问我在做什么，我一边向他微笑，一边用玻璃片的刃口加快去割脖子里面的血脉。他狂叫著扑上来抓我的手，其他人也都随之冲过来扑向我。我马上就被压倒在下面。那时天旋地转，宇宙的能量在一齐爆炸。我喊叫“我不做一摊狗屎活着”！那话是想给世界留下一个声音，也可以算作理智层面的最后一步操作。然而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