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沒有大學新生之後⋯⋯菲律賓K-12教改停看聽

2016年，菲律賓的K-12教育改革新制正式上路，首屆11年級的高中學生也隨之入學。但在學期開始前夕，學生、家長與老師陸續於菲律賓各地發起抗爭遊行，甚至有工會動員群眾包圍教育部數日表達其不滿情緒。

所謂K-12，指的是從學前一年、小學六年、國中四年到高中兩年的新學制，共計13年的基礎教育。過去，菲律賓的中學只要四年即可完成學業，現在為了與國際社會接軌，而多增加兩年的高中課程規劃。

當時，CNN Philippines 的記者 Pia Bonalos 在開學第一天於推特上指出，本來預估將於馬尼拉都會區 Batasan 高中就讀11年級的2600名學生，最後僅有103人完成註冊。上個學年甫完成十年級學業的140萬名學生中，有將近44萬人仍未向任何學校註冊──他們很可能再也沒有開學日，並且必須立即投入日益嚴苛的就業市場。

只是這個看似戲劇性的故事開端並非便按此一趨勢發展，最後還是有將近96％的學生繼續升學，但大多數人別無選擇只能進入到私校體系。根據教育部統計，當時全國能夠提供高中課程的公立學校僅5927間。以馬尼拉都會區的學校為例，10間公立中學只有2間得以提供學生繼續升學，剩下78.89%的學生，只能夠選擇去收費昂貴的私校，或是放棄升學。

教改的這股火同時也燒到了大學端，由於大學總共會有兩年沒有新生入學，在教育部提供的相關補助過低的情況下，這些成本最後皆轉嫁到在學學生身上，學費從幾年前開始便不斷地調漲。

2015年我在菲律賓碧瑤市，參加由當地青年組織舉辦的哀悼晚會。他們試圖讓大眾認識年輕人正面臨的嚴峻挑戰——許多學生因為付不起學費，無法承受壓力而自殺。受到教改的影響，不少中學與大學逐年調漲學費，該區域甚至有大學5年漲了3倍的學費，這使得仰賴獎學金或是靠親戚集資求學的學生備感壓力。有人便因為考差而無法申請到獎學金，最後選擇自殺一途。

出現這麼多問題，為何政府仍執意推行教改呢？以政府的立場來說，主張「延長基礎教育年限」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除了與國際社會接軌，還包括要讓無心或無力升學的學生得以於高中畢業後即具備踏入職場的能力，使得不選擇繼續讀大學的學生也有機會出人頭地。

新學制強調在高中階段就要能夠依照興趣與職能取向有明確的分流機制。如同我們在高中的時候會選擇文組、自然組一樣，當學生進入到11年級時會有學術、技職、運動與藝術設計四種類組的選擇。不論選擇的是哪一個類組，學生至少要有80小時的實習時數；而經學校申請並獲同意後，還能將最低實習時數調高至240或320小時。然而，反對者質疑政府的立意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不僅是在加重菲國人民的負擔，窮人甚至可能連中學學歷都無法取得。

面對責難，政府並非毫無作為，自前總統艾奎諾於2013年提出基礎教育精進法案（The Enhanced Basic Education Act），並推動新學制改革以來，教育部便編列212億披索做為配套措施的預算，而該預算主要用於新學制上路以後的「高中教育津貼計畫」（SHS Voucher Program）。

該計畫是政府為解決公立學校數量不足問題而來的舉措，選擇在私立學校註冊的學生可以依據註冊地的不同申請教育津貼。舉例來說，馬尼拉都會區的學生最多得以申請到22000披索，二級城市或鄉鎮層級的學校則領取相對較低的津貼。

然而，私立學校的收費標準差異甚大，政府津貼根本是杯水車薪。各級學校仍可以自行決定學費調漲的幅度與頻率。2010年，私中學費大致在3萬到5萬披索之間，2015年私校平均學費卻調漲到6萬至10萬披索左右，相較之下其國內月平均薪資僅約8400披索。

不只是學校數量不足的問題，師資、軟硬體設施與教材內容也同樣具爭議性。

像是K-12增加的兩年高中課程，將過去的大學通識課提前上完，培養學生有完整的基礎能力。然而，政府卻沒有足夠預算提供對等的師資薪酬，聘不起碩士學位以上的師資。這讓許多原本在大學一、二年級教書的老師，陷入是否要自願減薪屈就的困境。至於私立學校，則為了招收更多學生，經費多半用以擴充教室與相關設施的數量，而沒有反映在教師薪水。因此不只是學生與家長上街抗議新學制改革，教師團體也在各地發起抗爭，要求政府正視老師權益。

而教學內容的變革包含增加高中兩年的課程以後，中、小學端的調整，尤以人文社會課程的爭議性最大。例如中學7到10年級的人文社會課程分別會是亞洲史、世界史、經濟學及當代議題，「菲律賓歷史」在新學制規劃中消失。此外通識課也不是全盤移植，「菲律賓文學」、「菲律賓憲政體制」等相關課程不復見於高中端。批評者把這樣的課程變革，視作為菲律賓政府將強化勞工出口政策的傾向，讓菲律賓人成為世界公民之餘，卻對自己的國家越趨陌生。大學端則擔心兩年以後進去的學生將會素質參差不一，更憂慮高中是否真的能夠完全取代大學前兩年的基礎能力培養。

這些爭辯雖然在當時吵得火熱，卻隨著高中開學、菲國最高法院駁回數起控訴新學制違憲的案件以後日漸消散，這兩年之間也僅剩下零星討論而已。直至兩年之後的今天，這批學生陸續在3月底畢業，輿論才又有一些新的波動。

面對這批白老鼠，菲律賓工商總會（PCCI）於今年年初率先發難，質疑教育部規劃12年級生的實習時數不足以養成就業人才，要求政府提高時數以符合產業需求。教育部則頻頻表明其樂觀態度，呼籲國內業主不要陷入大學畢業才是人才的迷思，保證這些12年級生都已經擁有足夠能力可以就業。至於還想要再繼續深造的學生，菲國政府也祭出重要的優惠措施，總統杜特蒂去年年中簽署的免學費法案即將在今年的新學年上路，共計有114間國立大學以及78間地方公立大學將免費讓學生入學。

去年在免學費法案通過以後，菲國社會普遍認為這是學生與學生運動的重要勝利，是教育權即人權的體現。然而，下學期關於免學費法案的執行細至今仍遲遲尚未出爐，菲律賓國內多所私立大學更在此時跳出來，呼籲政府應當同等正視私校的發展並補助私校學生的相關費用。

即便有了前兩年的教訓，當菲律賓的基礎與高等教育同樣有著劇烈的變動時，教育基本權是否只能透過金錢的堆砌才得以實現？透過菲律賓經驗的比較，我們或許可以更進一步的問教育的目的究竟為何？而我們到底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