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自传连载（3）共产党的军队来了

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为我们一家的生活带来剧变，爷爷写说「山雨欲来风满楼」。爷爷的大姐和姐夫想着临时去国民党军队的船避难，结果这艘船一直开到了台湾。家庭成分被划为富农，「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许多亲戚不再与我们来往。爷爷的哥哥姐姐想着参军，却被曾祖父祖母拽回来。

第一章 儿童时代

第五节 难忘的童年

1946年秋天，我六虚岁，跟着哥哥姐姐进了常乐中心小学读书。这所学校原是一座大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群热血青年在几位廉州中学学生的率领下打烂菩萨，赶走了和尚后建立起来的。我入学的时候已有400多名学生，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完全小学了。从家旁边的迎龙桥过去，沿着小溪往东约二百步，便是学校大门了。我每天提着书箱，跟随哥姐们上学。哥哥姐姐学习成绩都很好，受他们熏陶，我也很好学。每天做家庭作业，遇到难题自己解决不了，就缠姐姐教，有时哭着闹着，甚至抡起小拳头捶她，也要弄懂，否则绝不罢休。

  父母不识字，知道不识字的苦处，不管自己多苦多累，从不因家务和生意耽误儿女的学业。遇到婚宴等喜庆事，也不许我们请假缺课，总是等到课余时间才带我们去。我入学以后，学习认真，成绩不错，老师见到我，总伸出大拇指夸奖。

我家的屋旁是一条小溪，溪水潺潺的流入紧靠在屋后的南流江。溪上一座石桥叫迎龙桥，桥头旁的水埠，七七四十九级青石阶梯贴着我家墙边，直通到江边。江边有一片沙滩，约有两三百米宽、五六百米长，那是儿童时代我和小伙伴们的天然运动场。在沙滩上翻跟斗、捉迷藏、弄沙球、堆沙屋是我们活动的经常项目。还有“买羊卖羊”、“打狗”和“抢旗”等。最刺激的要数“抢旗”了，小朋友们分两队，在沙上用脚划条界线，两边离界三四十步的地方，分别筑一个小沙堆，上面插上一面小旗或干脆插上根树枝，算是军旗。活动开始了，如果谁越过界，先抢到了对方的旗，顺利带回已方的地界就算是胜利了。在抢旗途中，在对方的地盘上被对方队员抓到，就被带到军旗旁“坐监”，直到比赛结束。如果双方都抢不到对方的旗，就以抓“俘虏”多寡分胜负，负方队员挨罚，每人得在沙滩上翻五个跟斗。玩累了，大家就“呼”的一阵风似的，扎进江水里嬉戏游泳，直到夕阳西下才尽兴而归。

我的童年，有太多的趣事，太多令人神往的节日，那些节日活动使至今已步入老年的我终生难忘。

农历三月二十三，据说是妈祖的诞辰，每年这一天，天后宫的菩萨出游是常乐乡的一大盛会。父亲最热心这件事了，每年都是他捐出桁条和木板，在天后宫门前搭起戏台。他们几个组织者，提前请了戏班，三月二十以“六国封相”开始，二十六日唱收妖戏结束，前后七天，晚晚都唱到次日凌晨。很多有名的粤剧艺人都到常乐演出过，我知道的就有马丽明、张克克、蛇仔三等。唱大戏几晚，人山人海，戏场被挤得水泄不通，男女老少都不肯错过这一年一度的机会，而远近的小商贩们更是趋之若鹜，糖果摊、熟食摊、水果摊、玩具摊包围了戏场四边，热闹极了。

最热闹的还是三月二十三菩萨出游这一天了。家家户户门前贴出了统一印制的“天后游镇、保境平安”几个字，每条街口都有一处拦祭点，桌上堆满了烧猪、三牲饭菜和五花八门的糕点和水果等供品在等候菩萨驾临享用。早上九点仪式开始了，天后娘娘在接受了信众门的顶礼膜拜之后，被移到特制的轿子上，这时鞭炮声震耳欲聋，游行开始了。两个穿着华丽的少女并排扛着写有“天后游镇”四个金色大字的牌匾为前导，八个同样漂亮的妙龄少女擎着八面丝质彩旗紧跟其后，之后便是吹奏特别高亢刺耳的唢呐队，再跟上八位举着八仙人物塑像的英俊少年。四位婀娜多姿的童女，提着漂亮彩色灯笼，护着四位长者抬着的天后娘娘出来了。后面跟着的乐队，丝、弦、锣、鼓、钹，奏出热闹的乐声。乐队后面几位装扮成唐三僧师徒的本地艺人，做出种种令人捧腹大笑的怪动作。再后面便是参加游行的善男信女们，人特多，足有半里路长的队伍。每到一个拦祭点，天后娘娘都停下来接受人们的朝拜，游行队伍停下来等候。祭毕，唐三僧的几位徒弟到供桌前抓些糕点水果，算是代天后娘娘领受祭品吧？鞭炮锣鼓声再度响起，队伍又继续行进，直到下一个拦祭点再停下……队伍走完全程，已是下午三时了。在天后宫门口，仪仗队突然分开站立两侧，天后娘娘乘坐的轿子飞也似的从远处奔来，瞬间便进了大殿，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雷动，仪式结束了。意犹未尽的人们又准备晚上看戏了。

不多久，端午节来临了。这是继“菩萨出游”之后在常乐民众心中的又一盛会。五月初五日，早晨起，南流江两岸便聚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人们。近中午时，人越来越多，两岸密密麻麻的人群，足有一公里长。江中停放着两条装饰一新的龙舟，龙头仰望前方，龙尾高高翘起，船身绘有鲜艳的龙鳞，在波光闪烁的水面上威武极了。江中立一根吊着“花红”的竹杆，上下游各约300米处分别再插一根红白相间的标杆。比赛的具体做法是，参赛的两队以中间吊花红的标杆为出发点，先往上游划，绕过300米外的标杆再调头往回划，直达另一端点再调头，先划回到出发点抢到标杆上吊着的“花红”者为胜利者。奖品除了吊在标杆上的红包以外，还有一头宰好摆在岸边四方桌上的肥猪，都是圩里的商号赞助的。每年龙舟赛都是两个队——上高圩和下低圩队。常乐人以圩中间一道闸门为界，北边是为上高圩，南边叫下低圩。双方队员赛前训练等开支，自然又是各所在地段的商家、旅店、饭店老板捐助了。父亲是龙舟赛的组织者，又是赞助者。他还是上高圩队最热心的经济后台，队员们训练时的糖油酒米都是他无偿提供的。

赛前，两队队长要抽签，选龙舟，看谁红谁黄，然后，在锣鼓的欢呼声中队员登船了，航道上游戏的，洗龙舟水的人们，被赶回岸边。一声震耳的炮声中，两条龙船像离弦的箭分别向上游冲去。龙舟上快节奏的锣鼓声和队员们沉稳的“嘿嘿”呼号声，几乎被淹没在两岸高亢的助威呐喊声中。

“我们上高圩的龙舟领先了！”哥指着江心兴奋的叫起来。真的，红色龙舟已超出一张船的位置了，只见它猛一转弯，绕过那根红白相间的标杆，飞也似地直往下游冲。黄色龙舟不甘示弱，紧紧追了过来，船两旁的水花溅得更高更多，几乎笼罩着龙舟看不到划船的人了。又是一个急转弯，红黄两条龙舟又绕过了下游的标杆，争着往上划向终点。最激动人心的一刻来临了，到达终点的瞬间，红龙舟上一个人向前一跃抢到了“花红”，两岸的欢呼声、掌声、鞭炮声、锣鼓声暴风骤雨般，一浪高过一浪，南流江再次沸腾了。

上高圩队员抬着桌上的大猪，高高举起吊在竹竿上的“花红”，敲着得胜鼓，在众人的拥簇下走上水埠，在圩里兴高采烈地在浓烈的鞭炮硝烟中游了一圈。后面跟着我们这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这一天真的太好玩了。

第六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8年秋，我升上三年级。学校好像没什么变化，只是我最喜爱的一位姓穆的老师不见了。他高高的个子，是本乡一个财主的儿子。他常给我们讲很多有趣的故事，加上和蔼可亲的态度，同学们都很爱戴他。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很多东西，卧薪尝胆、凿壁偷光、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中外故事都是首次从他那儿听到的。还有打日本鬼的故事啦，原子弹啦……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大刀歌》、《松花江畔》、《放下你的鞭子》等歌曲也是从他那儿学来的。这些故事、这些歌曲和他的音容笑貌连在一起，是那么深刻印在我们的幼小心灵里啊！穆老师的离去，我们心里真不是滋味，特别是后来传闻他偷偷拿了家里的钱和枪，跑到山里做二八哥，当了“共匪”，我们更困惑了，这么好的老师，怎么就成了“共匪”呢？“共匪”、“共产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名词，我完全不了解它的含义，可却是打那以后听得最多的一个词汇了。

第二年秋天，哥哥到石康上初中，出嫁的大姐也随着姐夫到北海上学了。姐夫不想姐姐呆在家里做家庭妇女，说要带她到外出见见世面。哥哥姐姐同时离开常乐，再不能像过去一样朝夕相处，我感到很失落，总盼望他们回来看我。

9月8日，从傍晚起，一场倾盆大雨骤然而至，雷鸣闪电，风雨交加，直到天黑很久才渐渐变小。我不能像往常那样跟小伙伴们满街逛，一点兴趣也没有，早早就睡下了。半夜里一声惊雷把我吓醒时，接着仿佛听到密密麻麻的鞭炮声。当我完全清醒时，父亲已把我拖进了楼下他的房间。“轰！轰！”又是两声巨响，瓦面震得哗啦啦的响。

“二八哥来了！”父亲吩咐工人们顶好前后门，大家集中在楼下，表情严肃，没有人再说一句话。我听清楚了，刚才响的并非雷声和鞭炮声，而是激烈的枪炮声。街上很多人在匆匆走过，子弹在天上划过，发出怪怪的呼啸声，挺吓人的。雨下个不停，枪声时紧时缓，加上街上杂乱的脚步声，屋里我们几个心情紧张极了。忽然，呻吟声由远而近，最后竟停在我家门前的大檐底下。外边的人打开我家旁边的柴屋，生起火来，。从门缝里看到门外停着的担架上躺着一个人，在轻声呻吟；旁边一个女的帮着包扎，脸上流着不知是雨水还是泪珠。他们几个人浑身湿漉漉的，正脱下衣服在烤火。

东边发白，雨停了，枪声也稀疏了。我随工人们蹑手蹑脚的爬上后楼，朝江边望去，只见几路人马正从圩里撤出江边，有些人已渡过河西岸了。不时听到乡公所方向传过来的几声枪响，好像为游击队送行似的。

天大亮了，一夜的惊恐过去了，大胆的人家终于打开了门，街道上渐渐热闹起来。我随着叫三哥的工人走到街上，看到离我家不到百步的驻军连部门旁，侧身躺着那个平日耀武扬威的黄连长，只穿一条裤衩，雨水冲洗得像一头刨光的大猪，身上弹孔和被刺刀捅的几个窟窿渗着血水。屋后的楼房被地雷炸得坍塌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亦摇摇欲坠。走到菜市街，只见乡公所的门口被地雷炸塌的一块巨大的水泥板档住，那个挂着驳壳枪的眼睛凸凸的石连长满脸乌云的带了几个乡丁正在驱赶围观的人们。三五成群的居民在指手划脚，窃窃私语，谈论昨晚的见闻和感受。这是我生平目睹唯一的一次战斗场面，多年后的今天，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次游击队的袭击，摧毁了国民党新组建的一个连部，打死该连的连长，一个排长，俘虏了在那里的20多名士兵。虽然乡公所因为炸不开大门，最后攻不进去，但也打掉了敌人的威风，震动了常乐这片宁静的土地，让这里更多的人们知道了共产党，预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快来临了。

过不了几天，乡公所的前门后门都围满了铁丝网，门口也加了双岗。随后，一支大部队驻进了我们这个小圩镇。战马，汽车，大炮很多，都是我觉得很新鲜的玩儿。学校停课，里面住满了兵，村里和圩里很多房屋都被大兵们占住，街上刷满了“戡乱建国”，“剿除共匪”之类的标语。郊外到处挖壕沟，还用草皮垒起了很多工事，在出入圩镇的路口设卡检查行人。到处都是兵，看样子比我们当地居民还要多呢。

这些天我家的生意特别好，糖、油、酒、米、柴，才几天的功夫，就被兵哥们买光了。他们有大把大把的银元，只是我家已无货可卖了。不到十天，父亲只能把铺门关掉——兵荒马乱的，哪敢到外面进货啊。

一天早上，我发觉外面出奇的静，空街净巷的。充斥全圩的兵哥们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不见踪影了，他们带来的喧闹声也随之而去。小镇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学校复课，商店也重新的做买卖了。人们吱吱喳喳的议论着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总弄不明白，这么多军队突然来这里做什么？为什么又突然走了？人们原来都担心这里会变成战场，要打一次大仗呢！近二十天的惶恐日子过去了，圩里还像往常一样，生意人照样做他们的买卖，来往的客商也逐渐多了起来，江边的排客和船工也提着酒樽和菜篮上来买东西了。一切都依然如故，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人们只是虚惊一场。

第七节 家庭的变化

十二月三日，天气特别好，太阳的光线是那么的暖和，完全没有冬天的感觉。早餐后，我提着书箱高高兴兴的上学去，便发现大队的兵哥又挤满街头。学校旁边的大道上，源源不断的军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往南走。他们扛着枪，有的抬着迫击炮，有的骑着高大的战马，昂头阔步前进。队伍中还有汽车拉着的很大型的炮。他们中的小部份人在圩上停留休息，更多的人马不停蹄的往南走。他们的衣着没有以前我们所见的军队穿得那么整洁，甚至可以说是又脏又乱，显得很疲倦。在圩上停下的，倒头就睡在街边，好多天没睡过觉的样子。我发现他们的帽徽是一颗红五角星，胸章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显然，他们与我前些日子所见的是完全不同的军队。

“共产党的军队来了”！回到家里，父亲轻声告诉我，嘱咐我不要上街。可是，父亲的担心是多余的，满街都是看热闹的人，有什么可怕的？稍后，他也带上我到外面看那些疲劳不堪的兵哥们了。

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过后，叫做三哥的工人参军了，他身穿军服，脚蹬皮鞋来跟我们道别，看上去很威武，很精神，抱着我亲了亲后，走了。那个专门洗衣煮饭的女佣也不来了，听说她要嫁人了。家里一下子少了两个人干活，父母的生意还在做，但辛苦多了。半年后，留下来的两个工人也不干了，政府已明令不得雇工，说是剥削劳动人民。海康的如海表哥艰难的和父母撑着做到冬天。年底，表哥接到家里来信，说要搞土改，他必须回去分田分地，也辞别我们离去了。父母停下了经营多年的竹木生意，只在家里卖点糖油酒米，维持一家的生活。

这一年夏天，部队的工作队员到家动员芝就姐参加她们的工作，说姐有文化，参加革命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就姐很羡慕眼前这两位英姿飒爽的女兵，想跟她们出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母亲死活不同意，她有自己的苦衷，北海解放前夕，大姐随姐夫上船走了，至今数月，音讯全无。母亲为此哭了几个月，她不想再失去第二个女儿。况且，就姐前年已许配人家，如果让她参军，远走他乡，将来怎么向男家交待？母亲做梦也想不到，她的这个决定，葬送了女儿的一生，害姐受了几十年的苦，她自己也负疚终生，这是后话。

秋天，母亲害怕工作队带走就姐，匆匆忙忙的把她嫁出去了。

1951年春天，年仅16岁还在读初中的哥哥也在父母的包办下娶了本乡的一个农村姑娘。哥在石康读书，根本不想结婚，但是拧不过父母，还是将人娶回来了。结婚才两天，哥便回校上课，直到放暑假才回家。哥嫂的感情很不融合，很少见他们说话。哥哥不理睬嫂嫂，嫂嫂在地里干活回来，吃完饭就呆在房间里，整天闷声闷气，不说一句话。

1952年春节过得特别冷清。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虽然我家的十几亩旱地够不上一般的中农多，因为雇有几个长工的缘故，在确定家庭成份时被划为“富农”。这是与地主差不多的阶级成份，虽然不像地主那样被没收财产，但同属剥削阶级，是被孤立的对象，也是被专政的对象。街上大幅大幅的标语宣传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很多亲戚都不再与父母来往了。这年头，谁还敢跟富农、地主沾亲带故啊。

三岁时便被人领养的李英姐因为养父母先后去世，被父亲带回家来了。她比我大两岁，我习惯叫她“小姐姐”，意思是最小的姐姐。我总算有个伴，这才不觉得孤单。

哥哥立志参加革命，在学校报名参军后还动员嫂嫂离了婚，让嫂嫂搬走了所有的嫁妆。母亲为哥的离婚大大的哭了一场。哥参不成军，母亲追到学校硬是把他拽了回来。

转眼间，哥初中毕业，我也小学毕业了。我考上了廉州中学，这是一所名牌中学，我高兴极了。哥哥本应考高中的，可家里当时的经济条件已不能供我俩同时上中学了。为了不让我失学，哥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报考了广西革命大学。这是解放初期国家为解决人才奇缺问题而办的一所速成的培养干部的学校，不收学费和伙食费，还发给学生少量生活津贴。这是家庭困难的学生一种最好的选择。我如愿进了廉中，哥也到了设在南宁的革命大学。

我背上包袱，跟着另外六个原来常乐中心小学的同学走进了廉中的校门，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那一年，我才十二虚岁。

下次预告：爷爷的中学生活，因为在校刊上写文章被划为右派，反右运动席卷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