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34年后，“罗立芬”想重新成为“汪祥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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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祥慧现在跟儿子小武住在唐山一个破旧的出租屋中‍‍‍

1989年，怀孕五个多月的汪祥慧被拐卖了。从贵州到湖南，她几次被交易、比价，又因为怀孕被买主嫌弃，最终流落到河北唐山孟家峪村。像很多被拐卖的女性一样，她困在走不出去的大山里，有了新身份：罗立芬、1967年生人。

在这个陌生的村子里，没有人能听懂她说话，汪祥慧这个名字也不再被提起。她寄出过几封求救信，家人都收到了，还报了警——但当时她对此一无所知。生下两个儿子之后，她不再试图求救、逃跑，在采石场、田地间辗转，忙着“做活路”养活孩子。

顶着“罗立芬”这个名字生活了快三十年，她也没能融入这里。2014年，跟买主生下的小儿子意外离世后，埋藏许久的念想重新浮起——她想追责人贩子、重新叫回汪祥慧、回贵州老家去。

这不是一件易事。由于过了追诉时效，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当年带她离开家乡的“人贩子”尚在自由生活，而自己的父母早已故去，老房子夷为平地，关于“汪祥慧”的记录更是寥寥。奔波八年，那个让她惦记多年的故乡依旧离她很遥远。

龙里县公安局以已过追诉时效为由决定不予立案

回贵州去

汪祥慧总爱说“我们贵州”：“你去过我们贵州吗？”“我们贵州都是水田，不用浇地。”她个子不高，贵州口音浓郁。生活的磨难好像都集中落到了她的牙齿上，十多年前，她失去了满嘴牙，从此说话总瘪着嘴，旁人与她说话，得反复询问几次才能猜出大概意思。

汪祥慧今年61岁，是贵州龙里县三元镇安榜寨人。但这只存在于她自己的讲述中，1989年，在以4200元的价格被卖给唐山孟家峪村的郭家之后，再没人叫她汪祥慧。现在的身份证上，她的名字叫罗立芬，56岁，籍贯河北唐山滦县。

从2014年起，她几乎每年都会回一趟贵州。“有人说贵州不好，华北好，是平原。好不好么是我们老家。我在我们家住到二十多岁，哪里住惯哪里好。”

关于贵州的记忆始终清晰，就好像这么多年她从没离开一样。她还记得没出嫁前，和寨子里的人一起，在地里拔猪菜，爬到寨子后面那个山上滚落下来的大石头上玩耍、晒衣服......

事实上，自从1989年被拐卖到河北以后，她盼了整整24年，才在儿子小武的努力下，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2009年，得知妈妈怀着自己被拐卖后，小武就开始寻找贵州的亲人。他知道几个舅舅的名字，自2012年起，他在QQ上按地区搜索贵州黔南州的网友，一旦有人通过好友申请，他就向对方打听认不认识舅舅。

有人给了他龙里县当地一个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号码，他打过去，报出舅舅的名字，那人刚好认识。就这样，他幸运地要到了舅舅的手机号。

电话接通，对面不会说普通话，又被其他人接了过去。“你们家是不是有亲属到北方了？”小武问。那头的人回答，“是，有个妹妹被拐到北方了。”小武说出了妈妈的名字。电话另一端的人很惊喜，他们以为汪祥慧早已不在人世。

2013年秋天，小武带汪祥慧坐了38个小时的火车，从唐山来到贵阳。时隔二十多年，汪祥慧才再次尝到了家乡酸汤火锅的味道。

如果早回来几个月，她还有可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如今，曾经的大家庭早已分散。父母都已故去，而她长大的安榜寨几年前因为地质灾害，整寨异地搬迁到县城附近，只留下了几处破烂房子。政府给了他们家两套安置房，四哥一家搬了进去。爸爸生前和小弟弟则住在那个四处漏雨的破房子里。

“啥都没有了。”汪祥慧说。老房子里，那条通向二楼她的房间的木质楼梯也不知去向，她再也无法回到自己之前住的地方。

几个哥哥为汪祥慧拼凑出了她被拐走之后的事——当年，直到她当时的夫家、隔壁寨子的周家来安榜寨寻人，家里人才知道她“丢了”。汪家本想让周家一起出钱找她，但周家不愿意，“有找人的钱可以再买一个媳妇”。20多年过去，她曾经的丈夫、小武的亲生父亲已经再婚多年。

听得越多，小武越气愤。舅舅告诉他们，这三十年来，汪祥慧冒着被打骂的风险偷偷寄出的那些“求救信”，其实家里人收到过。“既然收到了求救信，为什么没人来找？”小武最不忿地在于，母亲明明在信里写出了拐走她的人贩子的名字，但警察却没抓人。

汪祥慧当年写的求救信

小武他妈

“他们两个小伙把我卖在河北省滦县孟家峪村……我想来家跟爸爸妈妈见面……你们两个跟我拿个背带来背孩子回家……”直到2022年，汪祥慧再次回到老家，四哥才把这封1993年收到的信交还给她。

信中的提到的孩子就是小武。1989年年底，小武出生了，随了郭姓。汪祥慧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有了身份，人们叫她“小武她妈”。

汪祥慧读过两年小学，小武刚出生那几年，她一点点搜集着关于这个村子的信息。从大队的广播里，她知道这里叫孟家峪村。去乡里给孩子打预防针时，墙上刷的大字让她学会了怎么写。

这不是她写的第一封“求救信”——早在刚到孟家峪村不久，小武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她就用一节铅笔头试着给家里写信。她把信交给路过的拖拉车司机，请他帮忙递出去。拖拉机司机转头却把信交给了买主郭家。汪祥慧被他们架着胳膊威胁，“再写信就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打掉，把你卖到更北、更偏远的地方！”

铅笔头被搜走之后，她偶然间又在炕上的缝隙里捡到一根“油笔”，“我想，这是老天爷在帮我，让我写信呢。”讲到这里，汪祥慧笑了起来，她成功地寄出了求救信——这是汪祥慧寄出的多封信中，唯一保存下来的。

这张破损、泛黄的横格纸如今被装在一个档案袋里，记录着她当年想要回家的迫切，但她没有收到回信。慢慢地，她不再写了，四年后的1996年，汪祥慧和买主的儿子出生，回贵州的念头也就不那么强烈了。

在村里，汪祥慧没有能说话的人，她说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说话她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她如置身孤岛般一个人安静地生活。买主家很穷，是“最穷最穷的低保户”，住在村子的最北边，后面就是山。

“那家良心不好。”汪祥慧告诉记者，她被打骂是常事，人人防着她、看着她，连吃东西都背着她，更不会给她钱。她名义上的丈夫患有糖尿病，没有劳动能力，她要靠自己“做活路”，养活“娘母俩”。庄子里有采石场，农闲时，她就去搬石头，一天挣20元。

小武也不被这个家待见，上一年级的费用是汪祥慧做节育手术得到的500元补偿款交的。他也疑惑，为什么“家里人”对自己这么不好——大人带弟弟去姑姑家玩，却从没人带他去；大伯家的儿子为抢一盒饼干拿刀威胁他；别人都有姥姥姥爷，但自己的姥姥姥爷却从没出现过。

汪祥慧一直保守着自己被拐卖的秘密。直到2009年，小武名义上的“父亲”糖尿病住院，正在上高中的小武被叫去医院照顾他。汪祥慧知道后很生气，让他回去上学，“那不是你爹，你给他端屎送尿？”

知道真相后，小武想过报警抓人贩子，但当年他不过是个高中生，他担心一旦追究（买主的法律责任），这地儿就没法继续待下去了，他和妈妈的安全都成问题。另外，考虑到弟弟只有十多岁，小武放弃了报警。

对于汪祥慧来说，生了小儿子后，她也几乎就认命了——接受自己被拐的现实，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下去。2003年，她曾收到一封贵州寄来的信，信是侄子写的，他告诉汪祥慧，她的母亲过世了。她想回去，但走不了——当年小武只有14岁，小儿子刚8岁，她放不下孩子，也凑不齐路费，郭家甚至拿不出100块让她寄回家。

命运残酷，却又似不想让他们一直沉默下去。2014年，不满18岁的小儿子在唐山一家钢厂工作时因意外事故死亡，汪祥慧与买主之间唯一的羁绊就此断了。

小儿子去世之后，汪祥慧再也没回过孟家峪村。小武说，他们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在汪祥慧的印象中，郭家享受低保，但那张卡一直在买主手里，她从没拿到过钱。离开生活了24年的村子，汪祥慧带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罗立芬”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和买主的结婚证。

离开孟家峪村时，汪祥慧只带走了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

“成为罗立芬”

1994年，郭家替汪祥慧在当地办了身份证，取名“罗立芬”，但在采访汪祥慧的几天中，她从没说起“罗立芬”三个字。“我还是想叫汪祥慧，这才是我的名字。”

不仅是汪祥慧，小武也不想继续用郭家的户籍——这时刻提醒着他自己和母亲的悲惨命运因何而起。

他与名义上的“父亲”没什么感情，亦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就连“父亲”在2021年去世的消息，小武也是在咨询户口时从警察口中得知的。于小武而言，这家人只是让他心生愤恨的“买主”，“他们只是把我妈当成生育工具，也害了我。”

2014年安葬了弟弟之后，小武曾带母亲回贵州龙里县找过警察，还去过河北滦县的公安局，想追责人贩子，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本案已过追诉时效，不予立案。”

“家里人报过案，我们也能提供人贩子的信息，为什么就不能立案呢？”小武拿出一张白纸，上面详细记录着五个主要“人贩子”的名字和大概的居住地。这是他们在河北、贵州两地奔波八年的收获。

据他了解，这五人中有一人已去世，其他人都健在。2022年夏天，他们还找到了把汪祥慧从镇上骗走的“人贩子”冯某，对方已年过七十。老人否认了汪祥慧的指责。说自己当年只是在火车上偶遇汪祥慧，并不知道她被拐卖的事。而在汪祥慧的讲述里，她被拐卖的命运就始于这位同是女性的老人。

那年五月初九，怀着五个月身孕的汪祥慧独自去集市卖土鸡，碰到了同村的冯某。“她（冯某）说她男人死在外省，要去处理，让我作伴陪她去一趟。”汪祥慧说，自己吃了对方递来的葵花籽后，就“瞌睡得很”，糊里糊涂地跟着她走了。在火车上，冯某的哥哥姐姐，还有三元镇一个姓徐的人以及自称姓李的一对兄妹出现了，她被这几人带着，先去了湖南岳阳，然后一路辗转到河北，被卖给郭家，她亲眼看到他们在数钱。

那个年代，和汪祥慧相同经历的人不止她一个。汪祥慧细数着她知道的被拐的人：“某某某家的幺姐被拐走了，后来家人找回来了；小姑父家的闺女也被拐走了，现在还没找到；还有人以出去打工的名义被卖到了山东……”而就在她生活的孟家峪村，就有好几个被拐来的人，“有两个是贵州的，但没有孩子，后来成功跑掉了……”

每每说到跑了的或是被家人找回去的人，汪祥慧都难掩失落，相较于这些“幸运儿”，她以“罗立芬”的身份生活了几十年，在未来，可能还要继续下去。

2021年5月，汪祥慧又到龙里县公安局报案，警方以报案时间距案发已超过20年为由，作出不立案决定。

无论是小武还是汪祥慧都无法接受“过了追诉时效”的理由。在家人们的讲述中，汪祥慧的父亲曾向派出所报案。但接待她的民警表示，“没有证据证实在那个期间有报案记录”。

2022年，澎湃新闻采访了曾在汪祥慧失踪时担任三元镇派出所所长的厉成强，报道称，厉成强承认，当年的确接到过汪祥慧家人的报案。“报案是报过案的，这属于打拐办的事情，不属于派出所办。”厉成强说，当年接到报案后，将案件上报给了县公安局打拐办，其他情况他不清楚。2023年2月，深一度记者再度向厉成强询问此事，厉成强则称“不知道，记不得了”。‍‍‍‍‍‍‍‍‍‍‍‍‍‍‍‍‍‍‍‍‍‍‍‍‍‍‍

2023年2月，小武带母亲来到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咨询。小武觉得，既然家属曾经报案，公安机关却没有立案侦查，属于“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情形，应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逯玉解释，根据1979年的刑法规定，拐卖人口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情节严重，可以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两种刑期分别对应为10年和15年的追诉时效。就本案来看，如果按10年计算，汪祥慧在1989年被拐卖，那么此案的追诉期至少可以到1999年。

“应立案而不立案”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是1997年的刑法新规。逯玉说，因此，若能证明当事人在1997年10月到1999年5月之间有报案的事实，那么就可以适用这条法律。

2022年11月，龙里县公安局再次答复：根据案发时间以及我国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此案适用“1979年刑法”。“79刑法”中，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还没有“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条款，很难适用“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刑法新规。

汪祥慧回到贵州老家，但老房子已经夷为平地

回不去的家乡，落不下的根‍‍

除了希望人贩子得到惩戒，汪祥慧更想回到贵州生活，“我想回到我的寨子里。把户口搞过去。”

但在龙里县的户籍档案里，从来没有过关于“汪祥慧”的信息。当地的个人户籍信息登记在汪祥慧被拐之后才真正开始。汪祥慧现在拥有的所有证件都是到了河北以后办的，“买主家的人乱写的。”

八年来，办户口的事情进退两难。小武说，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想在龙里县上户并使用“汪祥慧”这个名字，他们必须先申请注销河北唐山“罗立芬”的户籍。但小武一直没去注销——对人贩子的追责毫无进展，母亲被拐卖的事情也没有任何说法，他不敢贸然带她去注销户口。

“注销户口得有个原因吧，现在让我自己去申请注销，万一以后把责任一推，我们怎么办？”小武说。他想让有关部门出个凭证，证明母亲是因为被拐卖而注销现在的户口，然而没有部门能出具这个证明。

龙里县的工作人员也曾建议他们挂靠在小武亲生父亲的户头上，这让汪祥慧更难接受。当年嫁到周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她常受婆婆和丈夫虐待。被拐前一年，她还找人写过诉状，到县法院起诉离婚。在法院的调解下，最终没离成。

在龙里县的广场上，小武曾远远地看过那个一瘸一拐的亲生父亲，“他自己过得啥也不是，我不想挂在他那，不想再扯在一起，我怕他把我妈拖累了。”

小武告诉记者，政府还给出另一种解决办法，把他们母子放在当地的集体户口上。但这样做他们就没有房产，也没有土地。汪祥慧不愿意妥协。

“我是有田土的。”汪祥慧拿出了一本土地证。那是2022年夏天四哥给她的，上面登记着四哥和父亲的名字。她强调，其中有四条田土是分给她的，但却没有更多的书面凭证。至于安榜寨当年异地搬迁、安置房的补贴政策，政府给了他们明确答复——时间期限已经过了，他们即便回来也享受不到。

长期分离以及汪祥慧执着地追责人贩子，让贵州的亲人感受到了压力。这也让他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过去几年，汪祥慧和哥哥们的来往并不多，她甚至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刚刚过去的春节，他们也没联系。汪祥慧一位“老表”告诉记者，“别的帮不了她，只要她来，吃饭住宿我还是接待的。”她强调道，“对于拐卖的事情，我也不晓得具体情况。”

但回贵州总是一件让她想起来就开心的事。“不管怎么说，还可以和‘老表们’见面，有个讲话的去处。”汪祥慧说。过去二十多年，她在异乡被排挤，她不想让小武继续经历这种孤单。“在这边（唐山）没什么亲人，只有我们娘母俩，我死了，我孩子一个人。回去（贵州）有亲戚，能有个讲话的去处，叶落归根嘛。”

第一次回贵州时被亲人围绕的场面令她记忆深刻，“她们的孩子管我叫姨妈，都有两个小闺女啦，小姑娘叫我姨奶。有个小孩还给我跳舞。”舅妈的闺女在第一次见面时还给她一百块钱……孤单的、没有亲情的二十多年好像终于结束了。

2022年夏天，为了落实户口和追责人贩子，小武和汪祥慧又回到了龙里县，还在当地租房住了三个多月。但在龙里县，小武既不熟悉路线，也无法与人顺畅交流，连外卖都送不了，更难找其他活计。案子毫无进展，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秋天母子俩又回到唐山，小武更熟悉这里，骑上电动车，他能继续送外卖挣生活费。

离开贵州前，他们回了一趟安榜寨，汪祥慧记忆中的那个残破的房子彻底消失了，她只能通过四周的树木、石头大致推测房子的位置和屋里的陈设，“上头（二楼）是我一个人住，还放些稻谷、缸子。我爸妈他们在一楼的角角住......”

寨子后面那颗白果（银杏）树还在，树干变得更粗了，汪祥慧催促着小武快点把那棵树的照片找出来，“我们小时候接白果，叶落了，来捡白果，放在肉里头，好吃得很。”——现在，她熟悉的，也只有这棵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