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話》
「廢話」，有說是該作「費話」，這大約有道理，但於我又沒什麼計較。我不過借這個由頭申發幾句牢騷。在我來看是當前最緊要的話，於別人而言卻未必不是一句荒廢時間的「廢話」，而這位別人不久前才來訪問我的屋子，我與他談論到深夜，說長說短，為著一些本無計較的廢話要爭辯起來。打架似乎不必，神經受傷也是難免，於是將這段閒談錄下，以備他日尋醫問藥，作一份腦痛的證詞。
昨日午間，友人金君來居所訪我。適時我從臨時住所搬回家中，忙著整理行李，無暇招呼。金君也不介意，往沙發上一仰，公事包扔在布灰的茶几上。我在書房裏聽見響動，問他做什麼，客廳裏卻無回應，我便走出來問他緣由：今天不是來蹭飯，是要來砸碗的？金君仍不答話，手裏將兩張紙一揚，冷笑似的看我了。我知道這冷酷不是對我，隱約猜到幾分，然而嘴裏不好開口，手裏也不容秉筆。
「你從上海回來，我該祝你七天……七十天的生涯解脫。」他先放了我的離滬文書，以為不值一提。他哪里知道這張文書來得不易呢，但他也有親朋落在城裏，我不免要噤聲，拿受害者的一般同情注視他。「你在屋子裏——政府分給你的房子呵——住著，想來也不曉得外頭的事。從上海回來，想來也不去看身後的事了。」
哪有這樣講話的，但多年的朋友，我不好意思說他多言，轉過身將離滬文書收到櫃子裏放好。這大約也是在上海養出的習慣，誰曉得什麼時候就要把你的陳年舊賬翻出來呢，七天以前、十四天以前，仿佛人人都是天才似的，連早晨吃飯時去哪個轉角買過一張報紙也得記得清爽。
「政府發的文件，你看到了罷。」他說，「一紙文書，好大的官威哇！」
「聽了些，說是不再循往日的舊例。」
「『往日的舊例』？這話真好，可惜是要保障人權了！是要自由了！」他霍地一聲站起，舉起雙手喊道，「竟不知這人權是什麼！自由是什麼！國文不能明言，這便是人權了。住宅、財物是自願入內、積極自守的了，這便是自由了！哈哈！政府這一紙文書妙哇！這是教人有選擇的權利了，我從前竟沒有這樣的資格。依我來看，你也不該回來，這是失了做一等國民的良機哇！」
他雙目圓睜，頭髮似枯草似的根根直立，嘴唇有些發抖。我捏著早晨送到的報紙立在原地，不能直面他的振臂。金君向來是不在意是否有人相從的，若有志同道合者便很好，若是沒有，也不許親朋捏造出時髦的志向來與他相同。這是我與他的不同，我以為志同者多多益善，道合不必多論，宗旨總是相似，此時便要糾結腦筋去附他的意思。
「這話又是怎麼說的呢？」
「什麼話！還有什麼話好說！」金君氣喘吁吁地說，感情已不能節制地發抖，「我來問你，上海封閉過麼？你從前——在這裏——有選擇的權利麼？這偌大的上海究竟放不放得下……」
「金兄。」我連忙擺手，打斷他的話，「我曉得你為我的意思，自然也不只是為我，上海的事無論如何是要過去的，你這樣講，莫非也要領個污蔑的頭銜去哪里候著麼？你不必氣惱，我說這話不是以為你不對，我也知曉你的道理，只是……」
「只是什麼？」金君眼裏射出一種攫取的光，仿佛要將我的宗旨活剝出來，「我不為你，也不為他人，更不為過去的事，我要為將來的事說話。你現在這樣講，不過是要說『莫談國事』，然而國事如此，我輩還能隱居著書麼！」
「只是別講這些話，你明白的。有些事不上秤便無妨，倘若你要說開，只怕不送命也要舍了一半的心力，既然要為將來言說，何不留待他日？」
「我今日不說，可還有他日？」金君往後一仰，重新坐回軟皮沙發。政府的文書已被他捏出皺痕。「你在上海教書，也當知道文章的厲害。幾百年前寫八股，幾十年前寫排滿，眼下敢寫政府如何？你逃疫病似的從上海趕回來，不是因為那幾所報社的主筆不過刊了兩篇議論時事的文章便被警戒麼？我聽說你在上海也發過時聞的評論，都被查核的人扣住。國民不能為國陳言，這樣的政府，哪里還有什麼自由、人權，所謂文書也不過是文飾罷了。」
「言論自由的事體，哪里談到人權。」我說，「這話傳出去，別人定要說你是西洋學說看得多了，拿西學來誆國民的長毛。」
金君仿佛很為我這話不滿，蹬起鞋子便往我身邊來，拽住我的衣袖向沙發裏扯，要我坐下來好好分辨分辨他這段人權自由的講法究竟是洋涇浜，還是萬載存真的徽墨珍寶。
「所謂言論自由，人常以為只跟國文有關，文章能否見報、國家裏幾時又出了文字獄的可怖。依我來看，此言不通。學者之能起發其心志而不能自已者，每於詩得之，文章合為時而著，自然也是如此。所謂言論，是思想的申述。人見了問題自然思考，有所得自然要說明，這才有文章的樣子。現在這些主張查核的人要剝去他人演說、作文的權利，便是要將思想統一在他們所劃定的範圍。滿清講忠臣孝子，如今亦然。皇帝換作政府，中間雖有議會立憲，都是制民之具，不過是先前不許說話，現在改良革新，官老爺寬容大度，便容許為政府說話。
「這便是思想統一，結果不肖我說，你且看孫中山先生，他倘若為此所誤，現在便沒有我們這些人了。然而這樣講也還不足，於你我而言，不單是沒了稿酬，怕是幾無立身之地。這便是他們的高招了。政治迫害對你我山人不足論，經濟斷糧確要殺人，將一派有心智、有思想的學人逼到退隱，更甚者要逼做革命黨，做什麼激烈派，更給他們口實了。待到社會上只剩下趨炎附勢之徒，全無心智之流，有庸眾相隨，他們便高興，這思想統一的大計就更可以車同軌、書同文了。」
金君從衣袋裏掏出一支煙捲，銜在嘴裏，含含糊糊地唱《哀江南》，兩支手臂仍高高地舉起，仿佛是我與他去聽汪笑儂的情形。臺上熱鬧，台下更喧囂。他從前也愛在台下跟著吟，駢指動腕，今日是換了身份，在台下做臺上的戲了，然而這一派破鑼嗓子難聽得很，為美育計，我忙去拆他的臺面。
「這確是思想統一所造的罪，然而自古以來莫非沒有以此為旗幟的，秦始皇焚書坑儒是要統一思想，然而依舊留下農書、醫書，還要博采各國客卿之言，其差別不在目的，大約是在手段之酷烈、於全局之影響。」
「這可以一談，也與人權、自由產生關係。始皇帝焚書坑儒，政府是以宣傳和迫害為工具。先前所說的政治經濟自不必提，宣傳則也是你我所曆之事，報刊索稿必稱以意識形態為導向，文藝批評必有政治思想跳出來做文章，幾多人用馬爾克斯研究會的話做學問研究的抬頭，不過是空洞洞的蜂巢的轟炸，將一幹民眾的大腦填充瓊脂，竟也無須做到人人皆知，餘下的人自會因社會上所傳播的緊張氣氛而出借頭腦做交易。
「倘若社會倖免罹難，高壓之下定然會激起反彈的聲浪，以至於革命黨、激烈黨的湧現，此種情形均是這片土地上曾有過的勢力翻覆，家國淪喪，竟不幸於今日重演。思想統一若如實行者所願，則最消極的盲從也了無自由，在這些浮屍中挑選人員為組織和政府供職，荼毒便不僅僅於蜂巢之社會，甚至於人權。
「對政府而言，人權不過是衣食住的基礎。性命既存，若有享受著最貧困生活的民眾提出些許的不滿，他們就可以最基礎的人權來平息這些怨言。殊不知人所以為人而非禽獸，決不是以維持生命為做人的目的，又要有樹立人格的尊嚴、達成自我的權利，繼而有提供教育的學堂、有提供工作的崗位——西方講『Be myself at my best』。人並非是保障生命即可的，要講工作權，法國的人權宣言提『反抗壓迫的權利』，這不是人民與國家之關係惡化而生的宣言，也不是在政府看來為非訓政的人民的造法，而是國家所承認的人權，人權所產生的法律。」
他大約說得興起，夾著煙捲揮舞，從十七十八世紀的英法談到訓政時期，大憲章、人權說帖、人權條文、建國大綱，如數家珍似的同我講。訓政是孫中山先生的講法，金君這樣提，不能說不會步上海那幾家報社同僚的後塵。金君要做顏異，我也不會為張湯做剖白，然而卻為他的思想難過。他這樣說來，難道是給政府做什麼政治顧問的架勢麼？從前，金君亦是滿清的留學生中所稱讚的，衙門的請柬也曾堆滿案的。現下，我卻不能不做小人，度金君之腹了。
「金兄是講，思想統一將社會變為盲從的群體，壓迫的反抗溶解於盲目的潮流罷。若人民並不願意選擇反抗又當如何？這些年改革、改制，中國的國民仿佛都以為『容忍』是一種品德，雖有啟蒙，然而穩健的理性學說又成為學人所偏愛的對象。這大約就是國民默不作聲的緣由。這情形並非是對的，但是人民有反抗壓迫的權利，自然也有選擇容忍的自由，按照金兄所言來論，豈非是金氏的思想統一？」
「這便是完全的錯誤了。天賦人權有反抗壓迫的權利，洛克說這是革命的人權。人有革命的自由，當然也有仍做滿清走狗的自由，然而這權利卻是不能丟的，否則豈不是為著自以為不需槍械、不願持槍，而索性繳槍了麼？我所論的並非是新式的思想統一，而是要一份選擇革命的自由，其基石不正是革命的權利麼？
「當此時，政府做的是摧毀革命的人權，以遮蔽言論自由的法子來壓制人權自由，這難道是政府當作之事？這難道是孫中山先生身後的政府當作之事？當年北京批吳吾的話說得不錯，當真是自己做兒子的時候要打老子，自己做了老子，便要來剝奪兒子的自由了！眼下的國民雖只是心下不平、匿名批評，可仍舊能套上個反動的衫子、貼上張污蔑的封條，這時候便不講什麼三民主義，不說什麼民主革命了，只說國格高過人權，壓制人權以維護國家，國家的功用——保障人權——便在此消滅了，以至於其權力存在的理由自然也不復存。民眾不再有屈從於國家與政府的義務，然而其反抗壓迫的權利早已同言論自由一道，丟去思想統一的夢幻泡影之間了。」
金君這話很有安那其的威嚴，但我素知他並非是巴枯寧的信徒，也不曾在日本與齊民社交往，也不會是為時髦而胡謅的理念。也許他也曾參與過馬爾克斯研究會，講講寶雪維幾主義，這是學生時代的潮流，他竟然堅持至今麼？我以為不會的，他做學者式的人物，以國文做正途，思想反覆是常事，北京的錢、劉二公也做同樣的退路，只是受他們的友人周君的駁斥。我卻是沒有那樣的卓識的。
「那麼，可否有思想統一之下的革命？」
「你如何以為思想必能統一呢？依我來看，思想不但不能統一，且也不需要統一。人的思想既然與教育、環境、交往相關系，何來有兩人的思想完全相符的，即便是志同道合都已經難求，何況是一模一樣呢？若要思想統一，試問又在何處尋一個思想的標杆，真理的旗幟呢，又有哪一個人、哪一派系敢於自認是真理的思想呢？這不必說，若要以宣傳、強制的手段實行思想統一，也只是多出些廢料與愚人，爭相要做這不存在的領袖，以至於更多的死魂靈在此遊蕩。」
金君的理論說到這裏大約算是完結，他又點上一枝哈德門香煙，就著星火來看我的臉。此時已是午夜時分，但他向來不以為有什麼打擾，晚飯未用卻是怪我的招待不周。我仍想著他的話，借著月光與火的糅合與他的眼神相接，他坐在裏頭，身上散出一種蒼白。
我從這蒼白中看見了我的影。
「你對五四的評價便也不高了？」
「你當然可以說它是統一思想之革命，然而以意識形態加注文字，其弊甚於以文藝評論加於文學，因而其後來趨於政治革命，而非文學所屬。」煙頭的星火在暗中不平，金君往政府的文書上抖落煙灰，「你既然再三要我莫談國事，我也只好與你做文藝批評了。」
他不是會說這話的人，因為顯出冷淡的脆弱，教他不像是個務實的學人，反要跳脫出現實，來向我在方外尋一個做學問的書桌。然而，金君這樣說，意思並不在承認我的宗旨，要與我在文藝的理論中斡旋。文藝期望保持文藝的身份，理論亦然，然而政府不能承認，它們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以至於要從研究會走到以政府做抬頭的地步。
國事已不能全，但終究有金君這樣的人。可惜他不能站出來為言論自由搏鬥、不能為思想統一痛憤。他是會作三民主義的人，但不出面，便不能為民。他是知道言論自由的人，但不說話，便不知曉自由的界限。
我想金君或許明白言論自由終於也成為與政府文書一樣的事物，而他所愛的革命的人權也戴好了「文化侵略」的帽子。他不當眾講演，國家與政府也就給在野的山人些許特例，民眾仍然、死魂靈仍然，他不能說開他的宗旨，我不能附和他的意見。這在小屋裏自然是可以的，然而臨時住所與我的小屋又有何不同，政府所予和政府所奪的又有何不同，小屋、自由、人權，都只能為香草美人了。然後作賦投江，濁流黨碑，宗旨各異，窮途相近。
「國家今後將如何呢？」我仍然說。
金君猛地笑了一聲，月光在微微地發抖。
於我們而言，這又是一句廢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