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3）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对专业性人才需求大增，使受教育程度高、掌握一定技能的医务人员跻身于“专家阶级”和“管理阶级”的行列。他们从官僚体制中分得残汤剩饭，成为医院作恶机器上的附庸。于是一部分医务人员从“帮闲”发展到“帮凶”，更多的人难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在精神上被自我消灭”了。在一个主流价值观虚伪的管理体制下，医务人员下一代的记忆是缺损和扭曲的，缺乏制度反思、医务人员道德思想的“矮化”便在所难免。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管理高压和钳制导致人们的普遍冷漠化。对于辛苦度日的底层医务人员来说，不能苛求他们，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质疑现行医院政策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此看起来没有必要。人们大多会承认自己这样做“不够勇敢，但很现实”。

       一般来讲，从有道德责任感到麻木不仁有这样几个步骤：先是具有感知痛苦，这是清醒认识不可缺少的过程，同时在利益诱导下又是矛盾的，因为明摆着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边缘化一个是声名显赫，一边是穷愁潦倒，一边是吃不完的“人肉馒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邪恶”的人都遭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家人受到威胁。而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将自己的升官发财置于信仰之上的人、也就是选择了“识时务”而“汇入主流”的人，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障和安逸的生活。

       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进入主流后，他们集体失语的“快速转向”造成了“责任感缺失”和“扬恶除善”的医疗环境，心安理得地选择了装聋作哑，满足于自己安逸的日子，完全屈从于麻木的无人性，对人的意义和生命目的追求都退出了。

       所以，要解放医务人员“被禁锢的头脑”，要打破“个体是集体的殉道者”的局面，就必须要从理论上破除上级机构，保护伞，医院权力部门所塑造的“无比正确”“不容置疑”的论调。不是养一个护士医生的成本太高了，而是养书记院长的成本太高了！上级机构，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为了利益集团私利，为了利润和官位出卖医患合理权益，湮灭了对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追求。专制滥权和平庸之恶，存在于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不平等的空间下。长辈常说某些人为他人掘井，自己却没水喝。但正是这些掘井人，才有可能使得下一代，能够明辨是非，畅所欲言，不要活在前人的阴影，要成为免于恐惧的一代。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