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06:「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徐復觀先生在專訪中談到中國文化、國族命運時聲音嘶啞、眼含淚光。我在寫悼念他的長文寫到最後,也忍不住淚流滿面。因為我們雖然都在批評中共國,但所有的批評,包括徐先生向廖承志說的四點意見,都是出自對中國的感情,他在講「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那段話之前,還說了這樣一段:「共產黨最基本的問題是:你要愛國首先要愛我共產黨,你不愛我共產黨就是反革命,就不算愛國。那我現在問:你做得一塌糊塗,我並不愛你共產黨,我只愛國家,這樣算不算愛國?」顯然,他認為「愛國不愛黨才是真正的愛國」。我當時也認同這種看法。
我們對中國的感情有歷史根源——中國近代史充滿苦難:滿清腐敗,列強侵凌、日本侵略、多次內戰,百姓遭殃。稍有良知的讀書人都懷有愛國救亡之心;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入認識者如徐先生,說他在學校每開《論語》課,都懷著感激心情,這種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自然也深化對中國的認同。那時的香港,宗主國英國從不向市民宣傳「愛英國」,而香港人若關心政治,也不關心英國或香港本土的政治,而是關心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政治。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在新亞傳授儒家文化,其客觀效果固然使學生對文革毀滅傳統文化反感,也增強了學生從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而產生「愛國」不愛黨的思想觀念。那時候,很少香港華人說自己不是中國人。
文革後,毛澤東那一套「繼續革命」「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思想教條,在全國包括中共高層已經沒什麼人真正相信了。為了鞏固政權,從那時起,中共就極少講馬列毛思想,而是大講特講愛國主義,用多數人與生俱來、未經思考的民族主義感情去凝聚民氣,而真正目的則是利用民族感情去維護政權的合理性。
1981年《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呼籲「發揚愛國傳統,立志振興中華」。這一個指導思想,雖經中共幾代領導的轉換,也沒有改變。什麼「共產主義理想」早被中共拋到九霄雲外了,只有在領導人作報告時提幾句。
然而,在中共具體施政時,並不是以「愛國」作為判定「是敵是友是我」的準則,而仍然一貫地以「愛黨」作準則。實際上,愛國是沒有準則的,而愛黨卻有準則,準則就是要跟隨此一時彼一時的黨的政策或指令。以愛黨的準則去衡量愛國,於是長久以來,可以說一貫地,就是如徐先生說的「你不愛黨就不算愛國,就是反革命」。
我很早就從自身所受到的對待中認識到這一點,因此,長久以來,對於「愛國」已經被「愛黨」騎劫了的政治現實,在言論上不遺餘力地批判。批判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我辦政論雜誌、寫政論文章數十年來針對各個具體事情所作的主要論述。若把所有這些文章匯集起來,可以出好幾本書了。
就記憶所及,對於愛國主義,我的論述大概有幾個方面。
一是何謂國,二是何謂愛,三是何謂主義。
國家的定義按國際法規定包括三元素:人民、土地、主權。在中國出版的《辭海》中,就根據馬列主義的解釋,指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一個階級統治其他階級的合法暴力機器。不過,出於維護統治者的目的,中共已經不講這個馬列定義了,雖不講,實際上所貫徹的就是這一個定義。
按國際法規定的三元素,何者為先,決定了國家的性質。由全民定期投票授權領導人的國家,是主權在民的國家,人民掌有領土和主權。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主權、領土、人民都在黨的手裏。國家機器就是黨的權力。
中國先秦時代,雖未有民主觀念,但已有「以民為本」思想,即《尚書》所說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稷可以狹義地解作土地,君可以廣義地解作主權。三者以人民最重要。《孟子》又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個人自身為本、家為本,有家才有國。因此,說「沒有國哪有家」,就是專權政治「以黨為本」的思想。
何謂「愛」?愛是一種感情。感情是一種難以衡量、計算的東西,所謂「情人眼裡出西施」就說明在感情支配下,人不是理性的。捷克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一篇文章中說,「人不能沒有感情,但當感情本身變成某種價值、衡量是非的標準,或是開釋某種行為的藉口時,就變得非常危險。最恐怖的罪行往往出於最高貴的愛國情操,而人……在聖潔底愛的名義下殺人放火。」
何謂「主義」?主義代表理念或有完整體系的思想。愛國的完整體系和思想是什麼?從來沒有人講清楚,也許最清楚的是18世紀英國作家約翰遜(Samuel Johnson )的定義:「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待續)
(原文發佈於2022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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