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想：推理小说的“公平性”

推理小说的乐趣之一，至少对一部分读者而言，便是抢在书中的侦探/警察前找出真相。不过，不同读者的推理能力有所差别，因此没能找出真相，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事实证明，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写作功底，往往是最为重要，也最为要命的。倘若情节安排得合理，读者自然会不吝掌声；但若是刻意遮遮掩掩，读者们就算赞叹于最后的真相，也难免生出“不公平”的质疑。

“公平性”这一问题，我在之前谈密室的文章中已经有所提及。简而言之，它描述的就是读者通过阅读所了解的信息，与书中的侦探/警察所掌握的是否相同或对等。换句话说，公平性好的作品，应该能够保证所有比书中人物聪明的读者，可以独立地完成推理并找出真相。

光是这么讲，似乎还有些空洞。因此，在下面的部分，我将探讨公平性在不同方面上的表现，并相应地给出一些反例。由于是随笔性质，我不能保证这些论证是精确且完备的，还请读者见谅。

一、动机

动机往往是众多谜团中比较好解决的。通常来讲，无非只有仇杀、情杀、财杀这几类。只要对受害者的身份加以分析，就不难把范围缩小。但是，总有一些作者，喜欢放飞自己的想象，搞出一些比较奇特的动机，这其中又以各种心理病态最为常见。当然，并不是说这种动机不可能存在，而是它与一般人所认知的现实究竟有所差别，因此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是很不公平的——除非书中有额外的材料、论证指向这种可能。

动机的确定只是一个方面。能否通过动机来定位凶手呢？这便又牵扯到了“公平性”的问题。一般来说，对于一部合格的推理作品而言，凶手应当是在其中登场过、并且有一定戏份的人物，这是作者和读者都会遵守的一种默契。例如比较常见的豪门谋杀案：某富家老爷被杀，那么首先就应该想到遗产继承纠纷，其次则是仇人、情妇等。但是在具体对象上，可供作者玩弄的点就很多了。

比如，谁会和被害者有遗产关联？无非是亲属或遗嘱中的受赠者。那么，基于公平性的要求，这些对象应该是公开的，或者至少有明确的提示指向。不能等到解谜的时候，才让侦探满怀自信地站出来说：“我知道了！佣人A就是凶手！因为她其实是老爷的私生女！”而在那之前，佣人A可能就是个存在感极低的角色。正确的做法是，在作品中表现出老爷对于佣人A的刻意关照（或者冷落），从而暗示两人间的亲密关系。

二、密室的手法

关于密室，我想我之前讲的已经够多了，因此这里我只简单提几句。

密室的手法无疑是该类型作品中最为吸引人的部分。因此，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作者从头到尾都在营造一种“不可能犯罪”的氛围，把密室写得多么滴水不漏，最后却用密道、暗门一类的把戏作结。这不仅会使读者感觉受了愚弄，而且从趣味性上说，也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随着这些年来推理作品的进步，这种错误已经很少见了，因而其本身，已经成为了像时代的眼泪一样的东西。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密道、暗门并不是不能有，而是它不能成为密室乃至整部作品的核心诡计。例如在绫辻行人的“馆系列”作品中，就多次出现凶手利用房屋中的密道杀人的案例；但在这些作品中，密道并不是最主要的部分，因此无伤大雅。

话虽如此说，作为一名读者，肯定还是希望密室的手法能够越漂亮越好（笑）。

三、叙述性诡计

所谓叙述性诡计，指的就是作者通过使用一些写作技巧，刻意对某些关键信息做模糊化处理，从而达到误导读者、转移视线的目的。因此，这一诡计可谓是天生就要与“公平性”对着干的。

叙述性诡计有几种常见的形式，如混淆性别、混淆年龄等。比方说，请看以下的文字：

真岛光好像很疲惫似的，身体深深地陷进沙发里，又熟练地掏出一根烟点了起来。在一旁看着的我，不禁有些感慨地想到，自己虽然已经20岁，该算是个男人了，但相比之下果然还是少了许多气概。

问题来了，就这篇文字来看，“真岛光”是男性还是女性？比“我”年长还是年少？相信会有不少人认为是“年长的男性”吧？诡计就在这里。“真岛光”这一名字，男性女性皆可用，并且“我”也没有明确点出对方的性别；“陷进沙发”、“点烟”、“气概”这些词，也比较符合“年长男性”这一心理画像。也就是说，这种刻意的信息隐瞒，会诱使一些读者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

这段文字如果不加保留地写，大概会是这样：

真岛光子好像很疲惫似的，身体深深地陷进沙发里，又以不符合其年龄的动作，熟练地掏出一根烟点了起来。在一旁看着的我，不禁有些感慨地想到，自己虽然已经20岁，该算是个男人了，却比身为少女的她还少了许多气概。

是不是一下子清楚了许多？

然而，叙述性诡计却不只是如此而已。另外一种更为精巧的手法，是将凶手伪装成一个不可能会犯罪的角色，譬如侦探。为达成这个目的，通常要修改叙述方式，故意给出一些证据，把案件写得完全像是另一个人做的一样；同时埋下一些伏笔，直到结尾才揭开真相。我们不妨再看一个例子：

“差不多可以了吧？我有点害怕。”她拽了拽我的衣角，小声地说到。

“嗯，马上。”我答道。这时，眼角的余光中突然闪过一个东西。“嗯？该不会……”

“什么什么？”“不，没什么。”

说着，我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将那东西收了起来，便和她一起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地方。

这里，“我”扮演的是侦探的角色，和“她”一起勘察犯罪现场。这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明显是在现场发现了什么东西。可是究竟是什么东西？没有更多的提示了。从直觉上说，读者大概会认为“我”是发现了什么证据，可是果真如此吗？说不定，“我”其实是发现了自己犯案时遗留下来的罪证，从而借此机会收回！

正如前文所说的，叙述性诡计和公平性有着明显的对立。一方面，如果作者不隐藏一些信息，这个诡计就无法成立；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读者倘若事先不知道这是叙述性诡计，把它当做普通的推理作品来解，则可能根本找不到答案。

我认为，叙述性诡计本身并无不可，但是出于便利读者的考虑，作者应当在作品中留下一些提示。这些提示可以是间接的。比如说，作者从一开始就告诉你谁是罪犯，并在后续过程中不断强化这一认识。这时，“强化认识”这一行为本身，就可成为一种提示：把他当做凶手，是否太草率了？他真的是凶手吗？——如果能使一些读者产生这样的怀疑，他们便会在后面的过程中着手解决自己的疑惑，那么诱导就可说是成功了。

总之，“公平性”要求的无非就是一点，即作者应当在作品中给出足够的信息或暗示，从而使读者能够独立地推理出真相。但是，究竟什么程度才算是“足够”，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推理本就是需要一些想象的，因此作者也无须将信息展现地多么完全，否则反倒会失去那种“原来如此”的惊叹。

像埃勒里·奎因的一些小说，会在某个位置插入一条“挑战读者”，强调到此为止，推理所需的一切信息都已经给全了。这看上去是对“公平性”的一种完美诠释。然而，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这种设置更多的是作者对自身的约束，而非对读者的慷慨。因为，即便把它拿掉，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有多少人会真的反复翻看，寻找蛛丝马迹？

说到底，推理作品的趣味性在于什么？是解谜的快感，还是阅读/观赏这一过程的愉悦？我想，更多地是后者。当然，我相信读者们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希望能够揭开谜题的，但是这值得以流畅性为牺牲吗？毕竟，看推理作品就像研究历史一样，经验为王——很多诡计，只有看过才会知道。

因此，“公平性”的真正意义，恐怕不是保证读者能够推理，而是保证作品的内容安排足够合理，能够自洽。推理作品不需要写得多么一目了然，但要使读者感到有趣，感到不虚此行。这是我所坚信的。

原文登载于：https://blog-sokiraon.com/2020/09/读书随想：推理小说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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