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州、新京报与媒体批评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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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少年刘学州的自杀，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如一诺所写：

“刘学州一步步走上绝路，是由一系列重大的违法的侵害性事件对个人的伤害造成的。买卖人口、监护人缺失无监护、对未成年人猥亵、长期霸凌、大规模网络暴力、自杀倾向未被干预……在这其中哪怕有一步，有了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干预，这个悲剧可以不必发生。”

在这个系统性的悲剧中，一些人找到了一个方便的“凶手”：《新京报》。网上有不少人说，是《新京报》杀死了刘学州。

在事实层面，这样的论断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撑：在《新京报》对生母的采访报道之前，是否就没有网络暴力？对刘实施网络暴力的人，是否真的是在看了《新京报》的报道之后开始施暴的？在目前对《新京报》的批评文章中，我还没有看到这些证据的存在。

在价值层面，对《新京报》报道的批评和监督是应该的，报道的专业操作和伦理规范问题绝对值得检讨。但是，我想提醒三点。

第一，对《新京报》报道的批评，不应遮蔽对系统性问题的探讨。如果只是简单将罪过归咎于一家媒体，而不去反思刘学州短暂的一生中遇到的那么多苦难是如何产生的，为何没有人能够干预和帮助，为何普通人有那么多的恶意，平台又是如何促进和放大这些恶意的，那么我们也无力阻止下一次悲剧的发生。

第二，我们要区分“反媒体”的势力和正常的“媒体批评”。区分的标准很简单：前者主要为了追求流量或其他利益，后者主要为了参与和贡献公共讨论；前者希望媒体死掉，后者希望媒体正视和改正问题；前者能提出的方案，就是干掉媒体、污名记者，拥有一个更一元的舆论场，而后者则希望有更多元且健康的声音。

这两天攻击《新京报》的一些营销号和大V就可以归入“反媒体”的类别，比如曾经洗稿川大学生媒体的“赫兹实验室”。他们的文章冲着情绪和流量而去，打着正义的旗号，示范着丑陋的姿态。

第三，我们应该思索：《新京报》报道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编辑记者“无良”吗？归咎于个人品质和能力问题，是最简单也最懒惰的方式，也是不能充分捕捉现实的方式。一家传统纸媒，为什么将工作重心转到了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在制作短视频的过程中，又为何急于将单方面的说法播出？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牢牢控制着流量的今天，我们真的有土壤去支持理想中的充分的、深入的、慢一步的报道吗？更刻薄一点说，今天在网上大骂《新京报》的一些人，如果真的有一篇深度报道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会读吗？

这并非为《新京报》的编辑记者辩护，他们理应有更高的专业追求，理应反思报道的问题。但我们都知道：靠个人的意志品质是靠不住的，我们的媒体需要更好的支持条件。甚至可以说，他们需要一场救赎，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世界里，已经被彻底异化了。关于刘学州的报道，就是异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而这种支持和救赎，绝不是将媒体打为“无良”、“凶手”就能完成的。

以我在纸媒工作的经验，我知道的是：一份报纸的业务讨论和批评做得最好的时期，就是报社资源最多、最兵强马壮的时期。而当一家媒体疲于奔命、朝不保夕的时候，没有人会有精力去反思业务问题、提高业务水平。

同样，在媒体活得最好的年代，“媒体批评”也是可以做得最好的，我们可以放心地扮演啄木鸟，将大树敲打得更直。可是在现在，做媒体批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媒体已经积贫积弱、恶敌环伺，反媒体的声音轰鸣作响，我们说的话有人还听到吗？听到之后，媒体又真的有余力去反思和提高吗？

最后想补充一点：在刘学州的悲剧中，需要多关注平台的角色。一方面，平台的诸多设计在客观上方便、容纳甚至鼓励了网暴者的行为，促进了网暴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和媒体比起来，平台公司的财力雄厚（其实，媒体的衰落和平台的兴盛直接相关），理应处于一个可以更好地批评与反思的位置。

我自己也曾遭遇过网暴。当时，我找B站的员工帮忙，问能不能暂时关掉我视频的评论区和弹幕，得到的答复是：不行，你一条条地手动举报吧。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我当然是点“举报”点到手抽筋也只能完成九牛一毛。我想我当时面临的绝望，比起刘学州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但那样的绝望足以令人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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