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我一生的N本書：一些某個時候遇到的書

許多曾經偶然接觸的書本，在往後的日子裡都能串聯起來。有時想想，後續發展倒也非純粹偶然，而是隨著興趣發展延伸，增加接觸下一部作品的機會。不過最初是如何開始的呢？我無法說出必然關聯。

我最早接觸到的傅柯著作是《規訓與懲罰》，當時看的是英譯本Discipline and Punish。

我當時自是叛逆中學生，是那種若被校方嚴查，任何時候都能找出違反校規物件的類型。有趣的是，憑著一點小聰明（也真的是一點）就讀在所謂的資優班，偶爾被捉到違規，也會被執法者視為初犯、無意冒犯，或是從一開始就豁免檢查。老早就體驗到規訓的例外。我們稱負責管理學生紀律者為guru disiplin（訓導老師），disiplin即是借用英語discipline一詞而來。

感受到規訓的不合理之處，對discipline一字的敏感，大概是我從書架取下這本書的契機。一看不得了，傅柯說，學校和監獄都是規訓場所。這不正是我當前面對的處境嗎？我當時根本不曉得傅柯是何許人，也沒有很好的途徑取得其他著作，一直等到好幾年後，才有機會接觸到他的另一部著作《臨床醫學的誕生》。

與傅柯同樣受六八學運影響，但時間稍早的，還有保羅沙特。雖然在往後多年，《存在與虛無》也曾經是我看得津津有味的著作，但我不會將它視為「影響」。早年完全不懂（現在是稍微懂）沙特在叨絮什麼，但他的伴侶關係對象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卻是實實在在影響我的作品。

我會翻開《第二性》倒很純粹，覺得書名特別。無論貓頭鷹出版的三冊，或是上海譯文的兩冊，都可以看出是一本巨著。其實在這之前，我早已透過其他閱讀，意識到不少關於性別為社會文化建構產物的討論，但是西蒙波娃清晰卻不憤怒的用詞，在那陣子讓我得以較認真的重新梳理對性/別建構的認識。

雖然這本書至今仍會視為女性主義經典著作，但女性主義發展至今，也已形成不同派流。只是在台灣，在日常輿論裡，還是比較常看到某些意見領袖被視為女性主義代表。只是這時我都很想問：你所指的是哪一個流派的女性主義？

歐美自60年代出現女性主義，隨後則有同志和酷兒理論。在台灣沒有太大先後差異，都在80年代中期被大量引入，但也迅速有了在地脈絡和用詞。台灣習慣稱女同志「拉子」，來自邱妙津在1994年出版的《鱷魚手記》裡的主角稱號。

第一次閱讀《鱷魚手記》時，其實帶給我非常震撼的體驗，也是另一部影響我的作品。不過接觸這本書，也是充滿偶然。在這之前，我讀過好幾本「手記」，如《地下室手記》和《荒人手記》，都有很好的閱讀體驗，於是就自以為地找了這部「手記」。劉人鵬和丁乃非曾寫過一篇論文談此書：

邱妙津較早的兩部著作可以創造性地重讀為一種蹤跡，走過的是一種在八○年代晚期的台灣，受大學教育的脈絡下，走向T性格這種不歸路的不可能。她的作品重刻著一種T形構而又與T吧文化疏離，一種幾乎無可解決的多重張力。在一個新興的女性主義與女同志意義上漸漸強調的「女人認同女人」的新世代裏，追尋著沒有著落的歸屬感。

他們認為邱妙津作品裡的人物，並不是符合政治策略上，像個女同志-女性主義的女同志，而是做不成的女同志。劉人鵬的研究著作以性別論述居多，但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清代考據學者閻若璩和《尚書》學。

閻若璩（1636年－1704年）《尚書古文疏證》，除了改變我對清代考據學的看法，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使我重新理解證據與解釋之間的關係。

一般以為考據只是將古代文辭作符合歷史的文字解釋，但考據是在消耗大量的文化資源，作出既符合歷史，又符合自己目的的解釋。在不熟悉的文本，我們很難發現「註釋」和「詞語解釋」有此傾向。理論上知道存在著這麼一回事，和實際上接觸到，又是不同的影響。

《尚書》在歷史過程中經歷亡佚，東晉梅頤自稱尋獲散佚部分，將《尚書》補齊，但也引發真偽之辨。閻若璩著書之後，當時學者大抵相信偽《書》觀點。如果與另一位極端毛奇齡比對，可以發現證詞玩味之處。例如，偽《書》裡出現漢末學者的文字，閻若璩以此認定是抄後人的文字，毛奇齡則認為漢末學者引用段落，證明成書更早。證據不見得造假，但如何詮釋證據，往往是背後思想所在。

新清史學者Benjamin A. Elman在《從理學到樸學》，談到處於思想交界的閻若璩，雖然訓詁考據看似與經學不衝突，但所立下的考據典範，已經讓經學轉向到史學範圍。Elman顯然是用孔恩（T.Kuhn）「科學共同體」來理解。以西方學者為主的新清史較側重應用滿、蒙，甚至日韓文獻解，以非漢人中心視野讀中華帝國。

不過，也因為刻意減少使用漢語文獻，常被批評文獻不齊備。三聯書店曾出版一系列新清史著作，其中一冊《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司徒琳花了不小的篇幅，討論時間的概念，尤其引用霍金《時間簡史》。我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決定去翻閱此書的。

無奈《時間簡史》對當時的我太難，以至於懷疑是某些預設概念沒搞懂，就找了較簡易的《胡桃裡的宇宙》。這本書彷彿打開我的新世界（之一），對世界如何構成與運作有另外一種想像。

幾年前，霍金為表對巴勒斯坦的支持，拒絕出席位於以色列的會議，而引起一陣討論。抵制以色列運動的學者清單中，還有一位有名的學者，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左岸文化在2008年翻譯出版的《失敗的國家》，雖然不能說影響很深，但是對於強烈清晰論點的寫作風格，很吸引當時的我。因為讀過這部著作，才開始更多的去理解美國在當代國際執行策略上的問題。雖然在性格傾向上與這本書合拍，但最終直接影響我去閱讀和購買的，還是因為它在二手書店上架的關係。

喬姆斯基在語言學上主張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即便語言多樣，但背後都存在一致性，例如全世界語言都有主詞等等，受學界（某個派系）推崇。我和語言學合不來，花了不少時間，也只能得到「原來某個語言學觀點會如此主張」的理解。其實新的主張即是新的世界，但實在太花精力，等我來日再戰。

相較之下，我對語源學較感興趣。更進一步的說，則是近似於關鍵字研究。

某年，我在雅加達出差，曾經搭上一班很健談的Grab電召車司機。雅加達是一個異常塞車的城市，即便駕駛剛開始興致勃勃的向外人分享佐科威總統治理下的變化，也會逐漸變得詞窮。

大概因為這個原因，他忽然反問：馬來西亞是否有kerajaan（政府）？我當下一驚，難道這人覺得馬來西亞是無政府狀態？趕緊說有，並試探性的反問：印尼沒有嗎？他說沒有，只有pemerintah。Pemerintah在印尼語指政府，在馬來語比較接近統治管理者。好幾年後才意識到，當時對方想問的是馬來西亞是否有王權。

Kerajaan 的原意是「有王在統治的地方」，當中的raja是王的意思（有時中文會將raja直接音譯為「拉惹」），但在現代馬來語被用以對應英語的government。認識到這點，可以更好的明白當時人們是如何理解殖民者帶來的「政府」一詞。

我是在接觸到Anthony Milner，Kerajaan: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Era 才明白的。這是一本影響我很深，也非常喜歡的著作。不過接觸到這本書，同樣是因為偶然。某次在馬來西亞逛書店時，此書的英文原文本缺貨，而馬來文譯本正巧打折，一看內容很對味，就決定購入。因此我看的是馬來文譯本。

探討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化與馬來語詞的關係，是個很有趣，但仍然只有很初步的討論議題。馬來語承載許多外來語，例如一開始所說的訓導老師（guru disiplin），稍微敏感的讀者應該已發現，這個馬來語用字是兩個外來語組合，guru來自梵文，disiplin來自英文。

對我造成影響的作品有很多，無法一一例舉，而上面談到的則是影響我入門的著作。我想更多著墨於邂逅的原因（而通常單純），而不是書本內容。「影響」是一個與個人生命歷程相關的狀態，在生命中某個階段恰好遇到，即便它可能不是最嚴謹的著作，但卻能發揮影響之作用。大概跟人一樣，你可能做不了最好的人，但在最適當的時機介入，也能帶來正面影響。

書名被我夾雜在各種叨絮的文內，這裡補上清單：

傅柯：《規訓與懲罰》/《監視與懲罰》

西蒙波娃：《第二性》

邱妙津：《鱷魚手記》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霍金：《胡桃裡的宇宙》

喬姆斯基：《失敗的國家》

Anthony Milner，Kerajaan: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