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活在生与死的间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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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航 4 月 5 日发于北京

2003 年 6 月 24 日，世界卫生组织撤销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在一锤定音的那一刻，人们从四面八方爆发出阵阵欢呼。

我原本以为，这次是跟 17 年前的非典差不多的情况。具体地说，这次也应该是一场有具体结束日期的战争。

我原本也无限期待一个正式的欢庆仪式。到那时，只要一句话：战争结束了，就聚到一起吧，就拿起酒杯吧，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实际上，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并不是这样的。

在最凶残的曲线已被拉平的 2020 年 4 月 4 日，我们没有宣布一场胜利，或是阶段性的胜利。我们只是在仍然凶险的战场上稍作喘息，祈祷长眠的战友和同胞给我们力量，好再继续踏上未尽的征程。

1. 有胜利日的战争

2003 年，北京市民只要从 6 月 2 日开始数够 20 天，就能迎来“解放”。

WHO 将一座城市从“发生本地传染的地区”名单中排除的条件，是连续 20 天没有发现新的患者。盼星星盼月亮等来胜利的北京，又掐着指头数着解封后的一个个“第一”：第一只旅行团，第一家开业的商场、餐馆、酒吧……

笔名“老榕”的作家王峻涛写道：

“按照约定，来到医院，陪伴家人检查身体。进门的时候，照例接受了体温测试，还被要求戴上了他们免费发放的口罩。15:10 左右，就在轮到我们的时候，我的短信来了：WHO 刚刚宣布……我拿着手机给医生护士们看。一时间轻声的欢呼传遍大楼，负责写病历的小姐甚至摘下口罩抛向空中。只片刻，一切又变得安静。检查的时候，老教授一直洋溢着微笑，口罩在桌上。”

“17:30，车过长安街。下班的时分，又开始堵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原来在这样的时刻，堵在长安街的车河里，也会很愉快。商店奇迹般已经亮出了庆祝的大红横幅，提醒着我们：今天是节日。”

对香港特区和广东省来说，“解放日”是 5 月 23 日。惊喜是猝不及防地降临的。两地本可以更早从疫区名单除名，但因为计算方法与世卫有出入，多计算了一些仍在住院的患者数目。在扣除相应数字后，解除旅游警告等措施立即生效。

24 日晚上，时任特区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带领一众官员一同到兰桂坊狂欢。没有什么人再戴着口罩了，所有人都止不住地笑着。梁锦松举着一杯科罗娜（Corona）啤酒，向团团围着他的记者豪气地说：

“你们都来一杯，我请客！”

这样的一天，总会让我们觉得，那么漫长的等待和那么惨烈的牺牲，是值得的。

2. 没有胜利日的战争

2020 年，没有倒数计时，不允许我们“白日放歌须纵酒”。

第一波疫情高峰基本过去之后，上海曾试探性地开放了旅游景点和市内游线路，让市民们出来喘口气；各地电影院也试探着放了一些旧片子，等没啥问题了，春节档也许可以重开。然而接下来它们又一下子暂停了开放。

总有声音提醒我们：能放松外出是让你复工的，可不是让你出来瞎晃悠的。

大家也可能有共同的经验，自己居住的社区，出入政策隔几天就要变化一次，让人无所适从。但总体上说，政策是在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下，逐渐、缓慢地放开的。如果做不到，确实就得收紧，没有办法。

我们经历了比非典长得多，也难过得多的等待，一切都是慢慢的，小心翼翼的，三步一回头，还要警惕死灰复燃。这样的日子似乎望不到尽头。

想起电视上说春节假期延长的时候，我还乐观地想“等封锁解除了，我一定要找个餐馆吃热干面，吃火锅”。

今天，我确实可以坐地铁出行，去菜场买菜，去餐馆吃饭了，而往日的人声鼎沸也回来了。然而我看着这一切，只有忐忑不安。这真没事了吗？该买的买完可得赶紧回去啊，万一……

这样的折磨，让本来积蓄着等待释放出来的“报复性消费”心情慢慢冷却，磨没了我曾经对胜利一刻的无比期盼。火锅热干面，咱还是先在家吃吧。

从这一点看，非典就像二战一样。在某个确定的瞬间，纽约街头定格了一个“胜利之吻”，而华夏大地虽满目疮痍，却鞭炮声声，人人欣喜若狂。

但新冠肺炎，却打成了一场“朝鲜战争”——一纸脆弱的《停战协定》背后是两军角力扭出来的恐怖平衡，经历几十年的枕戈待旦，时至今日，军事分界线的两边仍处于“技术上的战争状态”，局势时而吃紧，时而缓和。

那仍在襁褓中等待走完临床试验流程的疫苗，就是我们与 2019 新型冠状病毒之间的《停战协定》，而“无症状感染者”和“海外输入病例”的阴影，总会让我们继续“技术上的战争状态”。

因为有确切的结束日期，当年非典过后还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难以避免的“松懈”。

一场非典阻击战，其实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公共卫生遗产，包括传染病直报系统，包括传染科/感染科的发展及硬件条件的进步。然而根据媒体报道，“此次疫情网络直报系统的启用没有那么早”；

而不少地方传染病医院或病区的病房，都是在 03 年之后改扩建过一次，虽然在当时符合比较先进的标准，此后却再没翻新，甚至学科编制和经费也在收缩。

如今，我们似乎正决绝地走向 2003 年的反方向。我们应该是没什么可能再遗忘了；一开始本以为短期应付一下就好的措施，会蜕变为“新常态”，给我们每个人留下永久的刻印。

不同地方的专家都预测，直到靠谱的疫苗出来，并获得广泛接种之前，疫情不会因为所谓的天气热、长期限制外出、或其它任何因素而突然消失。

人类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时间要等这么久的话，现在的一些临时，乃至“战时”措施，是完全有可能固化成将来的常态措施的。

过去十多年，每个有地铁的城市，在举办过一次大型活动之后，都会把地铁安检常态化。就连动作最迟缓的广州也如此了。所以，没人知道疫情大致远离以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3. 永不遗忘：“自虐式”的纪念

因为几句诗，这几个月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无意中亲近了许多。也许，我们需要向邻居日本学习一点处理这方面问题的经验。

但当我真的去找日本人怎么看待和走出一个特大灾难的做法时，我几乎被吓到了。

在新冠病毒可能潜伏于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日本的 3 月初，日本举国上下关注的头等大事当然也是防疫措施，以及当时命运未定的东京奥运会。不过，3 月 7 日晚播出的 NHK 专题节目，则雷打不动地献给 2011 年 3·11 东日本大地震的 9 周年纪念日。

这期特别节目讲了海啸如何达到史无前例的 40 米高。节目集聚了多位幸存者、现场视频拍摄者的证言，并结合长期关注海啸研究的大学教授的成果得出了结论。

2018年，印度尼西亚出现了两次没有被预警系统捕捉到的“无声”海啸，是由于海底滑坡引发的。正是这样的案例引发了对 3·11 异常海啸成因的再思考。

一般来说，海啸的成因主要是海底地震导致。但新的研究表明，东日本大地震时，震中附近还出现了严重的海底滑坡，这导致了在能观测到的地震波引发的海啸之外，另一次“无声的海啸”发生，两次力量叠加才让一些地方出现了高到吓人的海浪。

气象厅发布的“大海啸警报”只说到，有的地方会有 3-6 米的海浪。岩手县受灾最严重之一的宫古海滨矗立着 10 米高的双重防波堤，本以为万无一失。

所以，一些在防波堤内，楼高两层以上，或者距离海滩 500 米左右的房子，其住户都认为只是跑到楼上就可以了，不用跑远，或者干脆就没有疏散。

但实际上，最后高达 17-40 米高的海浪，相当于 6-12 层楼高。海啸越过堤坝涌入下面城镇，房屋在一分钟之内被冲毁。

如入无人之境的海浪，在建造紧密的建筑群之间以30米每秒的速度移动，即使开车时看起来很远，也会几秒钟内就扑过来。当时就有人开车在街上狂奔保命，开到山脚下立刻弃车爬山。车主说，也就两三秒钟，可能就是生死之别。

海边小学的孩子们不得不尽快翻出院墙，攀爬附近的山坡，同死神赛跑。还有一家人，户主恰好在二楼能及时避险，但时年70多岁的母亲却在楼下，无从逃脱，至今下落不明。

一个小时的纪录片完全不打码地重演灾难时刻的 DV 自拍，一遍一遍慢放，看着渺小的人影试图从法力无边的水墙面前逃走，我就像第一次看一样，深深受到了震撼。这让我回忆起 9 年间我在日本各个电视台和网站看到的，不断重放的灾难片段，似乎就像是同步经历过那段时光一样。

我们外国人看到都吓成这样，那亲属一遍一遍看是什么感受？难道说日本人过去每一年都要坚持重新揭开伤疤，这么自虐一次？

真的。而且，不止每年 3·11 期间，而是每天——每天 NHK 都会有几分钟时间留给福岛、宫城、岩手等地的幸存者，描述他们如何从废墟中站起来，重新凝聚希望再度出发。

翻查 NHK 纪录片的播放历史，从2012年开始到今年的9年里，每年311前后的周末，特别节目一定会播放跟地震相关的内容，除了不断发掘的证人证言，遗孤案例，也有像今年这样的灾害成因的再调查。

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国人经历过的多次集体创伤，比如 1990 年代两次特大洪灾，2008-2010 年的三次地质灾害，其共同点是：灾难的进程停止于一个时间点，从那以后，不再有进一步的损伤。人们从废墟中探起头，发现真的没问题了，就开始重建家园，回到正常的生活。

其实，1995 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虽然也很惨，但也属于这种有固定期限的类型。但东日本大地震，很不幸是一场需要长期面对的挑战，深远地影响和塑造着不止一代人。

福岛第一核电站反应堆泄露导致的污染，到九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被污染的废土仍然堆放在原本以为只是暂时安置地的场所，很多人仍不能安全地返回家园。

按照地震学家的推测，日本东北 / 关东地区地底积蓄的能量，即使通过一场 9.0 级的大地震，仍未能完全释放。20-30 年内有 70% 概率发生直接作用于东京都的“首都直下型地震”，将影响住在首都圈的占日本一半的人口。

所以，整个国家都试图一次又一次地唤起 2011 年伤痛的记忆。每一年的 3·11，每一周甚至每一天，纪念、反思、复盘和预测都在持续，到了近乎自虐的程度。这种深刻的、持续的自我反省，就连 1976 年唐山地震、9/11 事件、汶川地震等等其它损失足可比肩的灾害之后，也都没有见到过。

4. 如何面对永不走远的伤痛

3·11 大地震是现在还活着的日本人共同的国民记忆，它也经常出现在文艺作品的背景中，比如我这段时间看完的 NHK 晨间剧《一半，蓝色》（半分、青い。）。每集只有 15 分钟，每天一集，连续播半年的晨间剧，每一部都会讲完主人公的大半生，让人跟着剧中人一起成长。

在这部剧中，女主角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在 311 地震引发的海啸中死去了。作为受灾地医院的护士，好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护送病房的老人，因而错过了避难的时机。

女主角的父母是这样安慰她的：

“死去的人并不是消失了，他们就在这里。”

“我们在生与死的间隙中生活着。大家都是这样的，最后都会死，只是现在还活着罢了。”

“生与死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祝福人的出生，伤感人的死亡，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怀念逝者的人们真诚地相信万物有灵，一草一木或天上的星星，可能正是挚爱亲友望过来的样子。如果他们走了，他们也不会走远；其实他们没有走，他们就在这里。

每次灾难之后，都会有些人永远离开我们。或者推而广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有人离去，他或她的亲人、好友，重要的人都会遭遇一个永恒的缺失，一直伴其一生。

我们最多只能在微博点根蜡烛，或像 4 日那样暂停三分钟，也就这样了。在这之后，我们这些陌生人会忽略掉非亲非故的逝去，只剩下在意逝者的人，永远在想怎么才能走出，或者永不能走出。

4 月 4 日的三分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这些没有刻骨铭心之痛的人，从自怨自艾中抬起头看看：你现在担心的没有尽头的前路，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却是那些遗族正在面对的现实。想想他们，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

现在不是已经开始好起来了吗？我们大多数人，也能偶尔出去转转了。以后我相信，一定有机会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但一旦哪一天又得憋回去宅在家里，那也没关系。别着急，继续过好每一天。

如果生活被永恒地改变，那就试着去接受这种改变。如果有什么曾经的美好终将离去，那就相信“他们就在这里”。

或早或晚，我们所有人终将在同一个地方聚首举杯。我相信那里不会让你戴口罩的，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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