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殺死一座城市──士紳化、美國與香港
「一座蘊含不同利益和價值的城市，現在只淪為一個賺錢的機器。」
或許大家對士紳化(gentrification)早已耳熟能詳--在報章裏、在文宣中、在社運人士的口中--但到底它是甚麼? 簡單來說，由於舊區發展日間飽和，建築物日漸凋零，其土地的現實價格便會貶值，但一旦再開發，這些土地的潛在價值將翻幾十倍以上。這個收割土地差價的過程就是士紳化。在這個經濟利益掛帥的城市，發展不是必然的好事嗎? 這個問題同樣出現在美國，從東岸的紐約、五大湖的底特律、南岸的新奧爾良，到西岸的三藩市，美國城市都經歷著史無前例的士紳化。它們的歷史進程與香港有何類同，又帶給香港怎樣的啟示呢?
二戰後的兩個時空
美國士紳化的歷史要追溯到二戰後。郊區城市化（suburbanization）、大型公路基建（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和種族歧視交織出美國特別的城市發展。簡單而言，二戰後百廢俱興，美國總統羅斯福認定房地產發展最能刺激經濟，於是便創立了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FHA） 和 Veteran Administration（VA）等機構鼓勵美國民衆離開城市到市郊建屋居住。由於市郊往往是沒有公共交通的，所以市民便要依靠汽車出行。為鼓勵發展，官方不但提供各種長期低息按揭和資助，更大肆宣傳一種美國人的模範，一個標準的美國夢—在市郊擁有一套有草坪、車庫的單棟式房屋和一輛汽車。自此，數百萬人的大型遷徙成功刺激房地產業、汽車業和建造業，令美國迅速從二戰後的經濟蕭條中復蘇過來。
但這繁華的美國夢背後是有色人種（People of color）的悲慘命運。不少有色人種一貧如洗，根本無法買到一輛汽車到市郊生活，他們只能被遺棄在城市裏。有些有色人種即使有錢，亦不能搬到市郊。那是因爲FHA爲了説服銀行推出低息房屋按揭，所以創立了一個評級制度去審核不同地區的申請人的還款能力：新建的地區預計還款能力最高（Type A），市中心地區最殘舊故預計還款能力最低（Type D）。但由於黑人往往是最貧窮的，故屯集在最接近工作地點的市中心地區，這個制度變相拒絕黑人任何遷出城市開展新生的機會。後來，這個按揭評核機制演變成一種整體規劃指標。水、電、煤、便利店、學校和公營機構等都按著這個評級佈置社區，導致黑人社區往往缺乏必要設施，形成制度性的種族歧視，後人稱爲Redlining。白人和黑人雖然處於同一個國家，但卻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地域，兩個不同的時空。
美國的士紳化
自七八十年代起，Downtown的地價在資本和政策的雙重夾擊下成功變得一文不值，其潛在的土地價值之大，令一眾資本家在發展臨近飽和的市郊中虎視眈眈。儘管資本回流的趨勢是存在的，但是誰引爆了收割差價的狂潮呢？是聯邦政府和市政府。2008年次貸觸發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美，不少城市面臨破產的命運，銀行爲了確保市政府的還款能力，便引入信貸評級制度（例如S&P Global Ratings），單以城市的經濟能力作爲提供貸款的指標（久而久之，這個標準亦成了投資的指標）。自此，全美城紛紛丟棄自己為大衆謀福祉的責任，加入拼經濟發大財的行列：大幅裁減福利和資助、推出大量吸引資本的政策，把城市包裝成適合年輕人和專業人士居住的新家……一座蘊含不同利益和價值的城市，現在只淪為一個賺錢的機器。
但政府不但是操控這部機器的幕後掌舵手，更多的時候，它們是士紳化的積極推手。新奧爾良在2005年經歷災難性的颱風Katrina後，城市的地價跌到谷底。時任政府不但沒有協助有色人種重建居所，又或重新規劃城市（如二戰後的東京），而是阻撓貧窮的他們重返城市，並且拆除所有貧民窟，邀請白人中產階層和資本家進駐“The New New Orleans”。除了天災，破產是另一個推低土地價值的好方法。以汽車業聞名全球的底特律在工業轉移到亞洲後，很快便陷入了破產的泥沼—政府於是極力邀請文藝青年、專業人士和各路資金進駐，但最後呢？本來有350平方公里大的底特律，只有18平方公里（大概有三分之一個九龍）的Downtown被包裝得美輪美奐，其他隱形的手沒觸及的地方，甚至連一盞街燈也沒有。紐約的政府和資本家則更高明，早在七十年代去工業化時，強行大幅裁減政府開銷，將城市推到瀕臨破產的邊緣，令當時處於福利主義龍頭的紐約搖身一變，變成新自由主義的表表者。曼哈頓島上的Times Square, Soho和Billionaire’s Row昔日都是工廠和低下階層的居住地，如今已是天價豪宅和頂級商廈的集中地，某程度上可算是士紳化的功勞。
城市的土地是一把雙刃刀。對於貧窮人士，城市的土地提供了一個安居之所、一個工作機會、一個鄰里互助網絡和大量方便的日常服務。它是一個生存的必需品。對於發展商，城市的土地有莫大的發展潛力，它是一個牟取暴利的工具。兩者不可避免地出現對抗，而前者必然潰敗。其實不獨於貧窮階層，當中產階層也慢慢追不上飆升的樓價和物價，土地自然從一種可有可無的炒賣工具，變成一個必需品—他們最終亦被迫站在發展商的對立面，落入與貧窮階層一樣的下場。書中反復描寫著不同階層、不同種族的人在這四個城市裏殊途同歸的命運：不是被迫遷到昔日富裕階層居住的市郊（Suburbanization of poverty），就是被迫遷到其他二綫城市，又或在已然面目全非的城市裏，身兼數份兼職拮据度日。人們常常幻想士紳化屬星星之火，永遠只在貧民窟或舊區裏燃燒，卻不知在資本主義的強風下，任何火舌都會燎原—除非你是那些隔岸觀火的富裕階層。
香港的故事
相較之下，早在1841年英殖政府實行高地價政策那一刻起，資本主義已經深深地植入這個城市的土壤。由於香港建成區很小，所以資本只會在城市的新舊區之間流動，而因香港樓宇業權分散，整區收購不可行，所以士紳化都是以零星的姿態在舊區出現。
多年來政府仿佛置身事外，只要被攻擊，就立馬拿出「大市場小政府」原則作擋箭牌--「難道你想摧毀香港賴以維生的自由市場？」它就像一位老師，絞盡腦汁都無法懲治那位欺凌其他同學的惡霸，只好攤攤手說：「我盡力了。」但事實上，政府這雙隱形的手的領導地位始終沒變：九十年代的半山電梯改變了SoHo、港島綫延綫改變了西區、即將開通的屯馬綫改變了土瓜灣、填海改變了荃灣西、啓德機場拆設後，樓宇高度限制的放寬改變了九龍城，還有市區重建局只爲牟取暴利的舊區重建，例如旺角朗豪坊、舊灣仔街市、灣仔喜帖街、荃灣御凱、觀塘裕民坊……
可總有人説：「香港沒有發展怎麽行？」「發展即發達」這條簡單到極緻的等式是他們的座右銘，仿佛一旦發展，財富就會進到每一個人的口袋裏—這是一個極為懶惰的想法。這些論者看似最關心香港的發展，但事實上除個人利益外，他們對其他事務均漠不關心。當官方的片面之辭談及發展會為自己帶來經濟效益，便不假思索地舉腳贊成，然後理直氣壯地指責其他反對者自私，不爲香港的「整體利益」著想。我必須指出，我不是反對發展，但在沒有節制的發展下，到底誰在發達？巨型商場、華麗裝潢、高聳的玻璃大樓，宣傳標語上寫的是屬於香港人的建築，但受惠的人真的是我們嗎？還是少數富裕的人？還是「他们」？還是全球的炒家？當政府和資本家駕著推土機進入城市，有人夾道相迎，搖旗歡呼，卻全然不知自己將成爲發展的犧牲品。
結語
著名城市研究家和社運分子Jane Jacobs在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説過,“investment shapes cities, but social ideas (and laws) shape private investment”.大衆和政府有怎樣的統治理念，城市就會怎樣發展。
如果政府要像營運公司一般管治香港，一切以資本爲先，財政預算永遠審慎，發展非有利可圖不做；那麽我們只能戰戰兢兢地在社會階梯上爬行，並不時回望那些早已掉落這把階梯的人，希望在下一波士紳化的巨浪湧來時，自己不會時掉下去的那一個。
（下筆時我又到了深水埗大南街一趟。街上滿是流浪漢和舊式布匹店。乍見一些穿著時尚的青年拿著菲林相機走過，和一間間咖啡店、新式皮甲店和古董店，内心突然有種不能言清的矛盾之情—我一方面為這個小型文藝復興感到鼓舞，卻同時擔憂著那些住在籠屋的人往後的去處。深水埗，將何去何從？）
注：若有解釋不周之處，煩請各位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