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话语空间与群体极化

近期，美国极右翼阴谋论者、网络主播Alex Jones依次被几大社交媒体平台（Twitter除外）封禁驱逐，社交媒体平台据此宣示自己对平台内容负有监管责任，不少人拍手称快。

姑且不说宪法第一修正案和言论自由的问题，私以为这件事多少可以体现出影响力日增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局限性。

公共话语空间本身是具有排斥性的，只有少部分人的声音被听到，不符合公共主流“共识”的人会遭遇系统性排斥，比如不符合进步和多元化要求的极右翼或男权人士；缺乏资本和权力者的声音很难被听见，比如缺乏消费能力的底层民众，趋利性的消费媒介更多的是为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产小资群体代表发言。

目前美国正在形成被主流话语空间排斥的乡下保守右派VS城市自由左派的政治极化格局，美国认同正在撕裂当中；而日益保守化的大陆多少也有此类现象，哪怕“政治正确”和“白左”在公共话语空间不受待见。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具有很强的框架预设，需要将极具争议的问题排除出政治议程，还需要参与者认同公共理性所依托的自由民主政体和合乎情理的多元论事实。

如同齐泽克所言，积极自由本身无法形成类似于消极自由的底线原则，不同积极自由范围内的合理言论依然有可能导致相互的冒犯，这使得单纯的重叠共识和容忍原则可能无法直接解决问题。

bohman、Gutman与brower等人将哈贝马斯的思路行动化，在合理性的框架下通过有限的道德冲突和自我辩护形成妥协和不连贯的边界——即保留有限冲突，在公共意识之下，尊重开放性的积极自由表达，但是需要在平等对话的框架下进行，最终的二阶道德妥协是一种道德边界塑造的方式，使得重叠共识和宽容原则成为目的。公共理性则是一种被证成的状态。

但此类说法具有过强的逻辑前提——冲突基于平等对话和观点辩护，不能存在身份极化和攻讦。包括约翰格雷等喜欢动态证成公共理性的人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即冲突不会自发地在框架内形成良好的结果，或者至少是权宜之计。

在互联网时代，Cass Sunstein所说的“群体极化”现象会给公共理性带来极大不稳定性，“志同道合的人在经过与自己的同类讨论之后，最后会倾向于形成比之前更极端的观点，而且这种变化与是否引入更好的论证无关”，类似于各种互联网小圈子和价值共同体的话语同质化现象。被公共话语空间排斥的群体会私下相互抱团取暖，并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基本架构传播自身理念，边缘群体被排斥之后会试图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空间，而这在去中心化的当下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