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樓戀曲

小陳走了兩個多鐘頭的山路，翻過一座山嶺，終於望見村子裡的幾座褔建土樓了。他加緊腳步，走向他住的那座土樓，土樓邊有個女孩子，正在把散在地上曬的柴支搬上牆邊的柴堆上。因為她背向著他，只看見她的背影。當他又走前了幾步時，發現這是一個熟悉的背影！他的心跳急促起來了，輕輕地叫了一聲：“小玲”，小玲轉過身來，看見是小陳，機靈的大眼睛迸射出喜悅的光茫，臉上綻露出笑容，說：『你回來了？』他點點頭……

      這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事情，當時是全國的老三屆學生上山下鄉當知青做農民的大時代。小陳和同學們也隨著這股洪流，到福建永定縣某個人民公社的生產隊安家落戶。他們生產隊有五個知青，由生產隊安排，借一個廚房給他們用，一起開伙，輪流做飯。

      當時小陳幫小玲把柴枝堆好，便一起走到土樓內他們知青的廚房裡，她揭開大鐵鍋的木板蓋子，拿出幾只小番薯（地瓜）遞給小陳，他接過番薯時，看見她的手指貼滿了膠布，便抓住她的手掌看，除了貼著膠布，還有些血痕。他撫著血痕，心裡很是憐憫她，一個在印度尼西亞長大的姑娘，因為有姐姐和家務助理，從小就只知念書和玩樂，連衣服都不用自己洗，現在不但要做農活，洗衣煮飯，還要割蘆枝，她的手就是給蘆枝劃破的。蘆枝是當地人的叫法，也就是一種在南方山區滿山都是的蕨類植物，當時當地農民燒水煮飯，就是燒蘆枝，因為木柴太珍貴了，必須有公社批准才能上山砍樹作柴。

      他們燒的蘆枝，主要是小玲和另一個女同學在出工耕作午休時，和女社員們去割回來的，女社員都很好心，除了教她們怎麼割外，也幫她們用細軟樹枝把蘆枝札起來，最初的時候還幫她們背回土樓呢。割蘆枝的技巧可以學，但手掌的幼嫩皮膚卻不能一朝變厚去抵擋蘆枝的尖刺，因此老是被蘆枝劃傷，如今一年了，雖然手掌皮膚厚了些，仍然敵不過鋒利的蘆枝。看著她那貼著膠布的手和劃傷的血痕，小陳的眼淚差點掉出來了。不過他心裡想，也許這就是上頭要他們學生當農民的目的，讓他們鍛煉成堅強如鋼的人吧？

     小玲把小陳帶回來的背包裡的東西拿出來整理，這次小陳到廣州，托人幫忙買了些腊腸，也買了些罐頭紅燒豬蹄、五香肉丁等等，用來補充他們知青的營養和解饞，在農村一年來，天天吃清水煮芥菜，大家都變得嘴饞了。另外按她的吩咐，他特地到廣州南方大廈的百貨大樓，買了一些巧克立糖，雖然質量沒法和在海外時吃的相比，但在當時來說也感到很好味道了。當她看見那包巧克立時，望著他微笑，小聲說謝謝。看著她美麗的笑臉和動人而機靈的眼睛，他心裡感到比那巧克立還甜呢！

      他們都是一九六六年中先後回國的，他們被分配到廈門集美僑校，碰巧被編在同一個班裡而認識。本來打算升學，但那時學校已經停課。那時到課室裡，主要是學習毛著，讀毛主席語錄，討論文革形勢，批鬥學校的“牛鬼蛇神”，等等。但是他們都是新來乍到的，其實並不很理解所有的這一切。

       他們那一班，大多數同學是來自印度尼西亞的中爪哇和東爪哇的，他們之間的溝通語言主要是爪哇話。而占少數的，來自西爪哇、雅加達、蘇門答腊等地的同學，包括小陳，最初是聽不懂他們之間講話的，因此覺得和他們有些格格不入，包括小陳在內的少數派稱他們為“講爪哇話的”。小玲來自中爪哇，也是“講爪哇話”中的一個。因為被她機靈而美麗的眼睛、活潑的性格和燦爛的笑容所吸引，小陳就較留意她，發現她被那班講爪哇話的男同學包圍著，心想自己雖然喜歡她，但是和講爪哇話的男同學比，從語言背景，熟絡程度，在班上活躍的程度等等方面，自己都處於劣勢。

       有一天晚上，全校師生突然被召集回課室，大家都須寫一段指定的文字，說是學校某處牆壁，有人用圓珠筆寫反動標語，每個人都必須留下筆跡，以便核對尋找寫反動標語的罪犯。當時小玲剛好坐在小陳的旁邊，小陳心裡非常高興，覺得這真是天賜良機！平時要接近她都難有機會。寫完了那段指定的文字之後，小陳找話題和小玲談話，也相談甚歡，在和她對視的一剎那，他感覺自己被她俘虜了，那天晚上小陳一個晚上睡不了覺，滿腦子都是小玲的音容笑貌！

       後來有幾次偶然的機會，小陳得與小玲談話，覺得小玲對他也很友善，並有意無意間讓他感覺到，她對愛喧嘩的“講爪哇話”的男生們沒什麼好感。小陳心裡想，自己有自己的特點和優缺點，雖然不像“講爪哇話”的他們那麼外向活躍，也許就是給她一種另類的選擇。因此他一直鼓勵自己也有機會的。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使小陳覺得希望渺茫了。

    那時候學校裡的師生，有時在大餐廳開大會，比如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學習心得講用大會，上山下鄉動員大會等等。開會時，同學們按班級分別席地而坐，後來有些同學就坐在自己用木板做成的小木凳上。

有一次開會，大家剛坐好，小陳旁邊一個調皮男生就說：「喝水不忘掘井人。」

      另一就接口說：「坐凳不忘做凳人。」

      那調皮男生拍拍前面坐的小玲的肩膀，說：「小玲，你的小凳子好不好坐？」

      「好坐！」

      調皮男生又說：「小玲，坐凳不忘做凳人啊！」

      「神經病！」

      「不是呀，妳看你的小凳子底面刻著什麼字？」

      小玲把小凳子翻過來看了一眼，說：「我不知道有字喔！」

     男生都笑起來。小陳不清楚什麼事，問那調皮的同學，他說：「阿昌在追小玲，給小玲做了個很漂亮的小凳子，在底面刻了一行字：坐凳不忘做凳人！」

   小陳才知道他們講爪哇話的同學中的阿昌在追小玲。

      過了幾天，在宿舍門前的走廊，小陳見到阿昌在用心地抹一輛自行車，抹得閃閃發亮還不停手。小陳對他說，抹得像新的一樣喔。站在一邊的同學說，是小玲的，當然要抹得非常亮才行呀。那時互相追求中的男女同學，男的常為女生做些較粗重的工作。女的就為男生煮些東西吃，縫補衣服之類。那段時間學校裡似乎多了許多溫馨。      

     後來小陳聽阿昌同宿舍的同學講，阿昌在印尼時已經心儀小玲，礙於有一個同學先於他擺明車馬追小玲，所以他不敢行動，回國到了集美僑校，小玲似乎名花無主了，他就對小玲示好，他是乘輪船回國的，帶了很多行李，那時國內緊張難買的洗衣肥皂，拿來沖飲的阿華田，罐頭牛油等等都帶了回來。而小玲是搭飛機回來的，行李自然少。阿昌便把這些市面上緊俏難買的東西送給小玲，聽說小玲沒有接受。看到阿昌在行動，班上講爪哇話的同學都為他搖旗吶喊，小陳覺得自己也許沒希望了。

      有一天，小陳到阿昌他們宿舍玩，見阿昌大白天還睡在床上，便問同學他是生病嗎？同學把小陳拉到走廊，對他說，阿昌被小玲拒絕了！從昨天就一直在床上，枕頭都哭濕了呢。

過了幾個月，似乎阿昌和小玲真的沒有下文了，小陳向阿昌同宿舍的同學打聽，他們透露說阿昌和小玲沒希望了，小玲明確地表明他們是不可能的！

小陳知道了這消息，心想不知道自己還有機會嗎？  

文革中的某個階段，學校有個復課鬧革命時期，同學們都回校來了。為了防止“反革命”份子破壞，學校晚上有同學輪班守夜巡邏。有次輪到他們班守夜，一男一女組成幾個巡邏隊在校園巡更，小陳和小玲剛好同一組，巡更途中，他對她說：

    “我們要升學看來是沒希望了。多數會動員我們上山下鄉落戶，當知青做農民。若到時分配或下鄉的話，我想和你一起去，好嗎？”

      她抬頭看了他一眼，在路燈下，小陳看見她的臉通紅，她低下頭，不出聲。小陳也不再追問，她不反對、不拒絕就是有機會了。不久，時候到了，下鄉成為定局，小陳再邀約她，她說她找個同學一起下去，叫小陳也找同學組成一個小組，結果組成五人小組，一起下鄉到福建土樓區的永定縣山村去了。

      從城市青年轉變成山區農民，要學的東西可多了，挑擔、鋤地，插秧，施肥、除草、收割和曬谷子等等。對他們城市長大的人來說，每一樣都要經受痛苦磨練，在小陳的感覺中，最辛苦的可說是挑擔子，挑到他們的肩膀又紅又腫，但是最後都和農民一樣，可以挑一百斤谷子了。那時小玲看到小陳紅腫的肩膀，就用熱水燙小毛巾，給他敷上。他們在一起，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互相照顧，小陳感到非常溫暖，大大地沖淡了這場轉化成農民過程中所產生的痛苦。

      到農村不久，小陳發現當地的稻谷畝產量不高，往往在夏收前一、兩個月，甚至更早，農民的糧食就已經吃完了。他們只能到外鄉給人做木工、彈棉被等等工作，賺錢買政府的回銷糧。看到他們是強勞動力，尚且如此困難，遲一些他們知青在沒有政府的補助和沒有外援的時候，如何生活呢？還有他們有沒有機會被調回城市呢？這些都是沒有人能回答他們的問題，因此他們都感到彷徨和郁悶。

      那時入夜後，在微弱的油燈下，小陳和小玲常常促膝談心，在精神上互相安慰和鼓勵，大大地緩解了這些郁悶的感覺，同時激發起熱戀的激情，讓溫馨和甜蜜的感覺環繞著他們。以至現在年老之時，一起回憶“在土樓當知青”的那段生活時，還對那澎湃的激情，還有那令人陶醉的溫馨和甜蜜回味無窮呢。

他們在農村兩年多，後來因政府允許讓他們這樣的歸僑學生出國，他們和許多同學一樣遷到香港。在陌生的香港，他們終於札下了根，默默奮鬥幾十年，如今兒孫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