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 | 子宮戰爭（下）：子宮帽與避孕藥，女人能用科技奪回生育自由嗎？

2022 年 7 月 23 日

時間來到20世紀中葉。我們來看看子宮被沒收的女人們，如何透過新的節育科技衝撞體制、起身奪回主導權？

文／王穎芝（政大阿文系、國際傳播碩士。網路媒體工作者，相信每個人自有其追尋。）
（原文發佈於2022年7月8日）

前篇文章，我們回顧了一部分的生育控制發展史：數千年以來，避孕與墮胎的默會知識，多半只能在女性社群內暗裏流傳，而且它們大多成效不彰，甚至有些危險；等到安全且效果明確的避孕和墮胎方法出現，這些技術卻又被男性主導的現代醫療系統所掌控，並轉化成為統治者施展優生學和規訓人民的工具。

現在，時間來到20世紀中葉。我們來看看子宮被沒收的女人們，如何透過新的節育科技衝撞體制、起身奪回主導權？

奪回子宮：避孕科技與生育控制運動

在國家之手介入、箝制女性生育自由的同時，女性並沒有任其宰割，而是起身反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女性爭取到廣泛投票權、受教權與工作權，節育運動也隨之萌芽。當時，墮胎仍被社會共識視作不道德，但女性節育運動者從避孕著手，試著奪回生育自主權。

例如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

桑格被稱為「生育控制之母」，投身生育控制倡議超過60年，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一詞也因她而廣為人知。打從年輕時，桑格就看盡女性痛苦：其母親在懷孕第18次時死亡，又目睹姐姐因受不了家暴，把自己剛出生的女兒丟在雪地。因此，她決心提倡避孕，希望杜絕私下墮胎的悲劇。

早期，桑格成立雜誌推廣避孕，但才出版幾期，就被以《康斯托克法》判刑。後來，她逃往英國，與當地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一拍即合，並參觀了風氣較開放的荷蘭診所。返美後，她在紐約成立第一家生育控制診所，只是開業沒幾天，她又被捕入獄，關押了30日。

1918年，桑格迎來第一次勝利。紐約法官允許醫生基於醫療理由提供避孕知識，而她也終於可以成立美國第一間「合法」生育控制診所。

桑格的司法訴訟所換來的公眾曝光，也吸引很多捐贈者暗地支持，包括知名富豪小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長年捐助，令桑格得以成立美國生育控制聯盟，即是今日美國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的前身。

美國生育控制運動者桑格（Margaret Sanger）。（Underwood & Underwood＠Public Domain）

1920年代，桑格開始與各地女性合作。她前往東亞旅行時，發現中國存在殺女嬰的陋習，於是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在上海共同設立生育控制診所；桑格也六次造訪日本，與女性主義先鋒加藤靜江合作，先後成立診所和日本計劃生育組織。加藤靜江早年跟隨丈夫住在美國，受桑格影響而投入節育運動，特別相信工薪階級的女性掌控生育權才能改善生活；她的主張帶有強烈優生學色彩，還把生育控制權與提升公民素質視為一體。

此外，桑格還曾因旗下診所從海外購買避孕用子宮帽而觸法。1936年，她發起「美國訴一包日本子宮帽案」（United States v. One Package of Japanese Pessaries），最後，高等法院裁定單純進口並不違法，直接令這項產品銷售暴漲。直至1940年，美國已有四分之一夫妻使用子宮帽避孕。

桑格另一個最廣為人知的成就，是促成口服避孕藥的誕生。

1930年代以降，科學界已經發現雌激素、孕酮等性激素可以抑制排卵，只是還在找尋壓低成本的製作方法，有鑒於法規還是禁止販售避孕產品，很少人願意投資這些研究。

1950年，桑格的摯友、女權運動家麥柯密克（Katherine McCormick）從丈夫那裡繼承巨額遺產。在桑格牽線下，身為生物學家的麥柯密克認識了生殖學家平克斯（Gregory Pincus）與張明覺，她贊助兩人至少200萬美元，直到他們研發出可口服的複方避孕藥。為了避開美國限制避孕的法律，麥柯密克還資助婦產科醫師前往海外進行臨床實驗。

1960年，美國食藥署終於正式核准口服避孕藥上市，簡單易懂的服用方式加上調節月經的效果，立刻廣受女性歡迎。此時，《康斯托克法》還存在，因此女性不能公開購買避孕藥，但該法在1965年格里斯沃爾德訴康乃狄克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被宣告違憲時，已有將近半數的已婚婦女都在服用，可見口服避孕藥早就流傳甚廣。要等到1972年的艾森施塔特訴貝爾德案（Eisenstadt v. Baird），美國憲法才確立未婚女性使用避孕藥的權利。

儘管桑格在衝撞體制和鼓勵女性奪回生育自主權一役立下大功，但她早年反墮胎、親優生學的立場，也讓社會對她的評價褒貶不一。

桑格秉持強烈的反墮胎信念，認為在任何妊娠階段墮胎都是惡劣的，故倡議女性需要好的避孕方式，從源頭杜絕墮胎。她禁止醫師以診所之名提供墮胎資訊，僅贊成在危害母體時進行人工流產；有人認為，正因為她的宣傳深植人心，更嚴重加深了墮胎污名。

然而，她同時也對尋求墮胎的女性抱持高度理解和同情。也許是因為她早年在護理工作見過太多因墮胎而受苦的女性，因此她一生都在倡議女人有與生俱來的能力與權利，來判斷自己適不適合生育。如果自己都無法溫飽，再多控制與懲罰都無法阻止女人選擇墮胎。

此外，桑格和加藤靜江一樣，主張社經弱勢的女性應減少生育。她曾向女性三K黨宣傳生育控制，也在書信中經常提及「不適生存」等語彙，飽受優生學質疑。但她後來為自己辯解，稱只要有人願意聆聽就不會放棄推動節育的機會。

桑格如此闡述優生學和節育的差異：「優生學暗示女性第一要務是為國家服務。但我們認為，女性對自己負責就是對國家負責。女性擁有適當的生殖知識才能做出最好的判斷，決定何時與何種條件下可以把孩子帶到世界上。我們更相信，無論任何理由，女性都有權決定是否生育；即使決定當媽媽，也能自己決定要生育幾個孩子。」

但是，事情並沒有如她自己所說的這麼簡單。

…

【本文未完，全文見《世界走走》：子宮戰爭（下）：子宮帽與避孕藥，女人能用科技奪回生育自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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