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記住天災與人禍 — 唐山遊記

2020 年 3 月 15 日

近年中國有一個廣受批評的現像，就是每當發生災難的時候官方傳媒都會站緊「喪事當喜事辦」的宗旨，大書特書感動人心的事蹟，官方責任一概不提，還要反過來把危難當成鞏固政權的工具。同一套模式，正於目前在武漢爆發的肺炎疫情中再次上演。這種操作當然不是新近發明，而是專制下的必然結果。去年夏天，我就去了一敞唐山，看看唐山大地震這場近代中國最嚴重的悲劇如何被書寫。

我這一輩的香港人和唐山有個很奇怪的連結。在我成長的時代，錢鋼老師所寫的《唐山大地震》是中學指定教材，所有同期的中學生應該都寫過這本書的讀書報告。就算小時候從不認真看書，這本書也一定會翻過，大概會記得一兩個片段。唐山這個城市，也就這樣刻在一代香港人的心目中。去年夏天我去天津旅遊，計劃行程的時候便立即想到：我要去一敞唐山。

高鐵時代，從天津到唐山很方便，半小時多一點便到了。時間縮短距離，卻產生更多的空間錯置。從新穎的火車站走出來，發現這建築和四周格格不入。站前馬路的交通亂作一團，行人過路險象環生，是唐山給我的第一印象。

來到唐山，不用想，直奔唐山抗震紀念館。這個館設在市中心，在一九八五年也就是震後九年就建成，到了一九九六和二零零六年重修過。看博物館，我有兩個習慣：把策展當成是文章來閱讀，和刻意尋找博物館沒有說的故事。

在中國大陸逛博物館，其中一個我很好奇的地方是他們如何總能找到方法把主題和習近平拉上一點關係。當然，國家主席日理萬機，總可以找到甚麼政策文件是和自己相關的。

我們還是說回展覽內容本身。展館包括數個部分，由唐山在中國近代工業的地位說起，地震受災的情況，災後救援的工作，說到近年唐山的城市發展（最後當然要提「一帶一路」）。

在展覽當中，我看到一些和在《唐山大地震》一書當中有明顯不協調的說法，讓我很好奇到底是誰對誰錯。例如在通報中央這點，展覽中說電報員吳東亮在震後18分鐘便向上級報告了災情，「為抗震救災贏得了寶貴時間」，但在書中的第七章，卻說到國家地震局到了震後一個小時還未知道震中在什麼地方，還作出要從北京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開車尋找震中的決定。

那麼吳東亮上報的那個上級到底是誰呢？按後來歌頌吳東亮的文獻所述，那時候他的報告是：「請老台長(首長)速轉告黨中央、毛主席，河北省唐山市發生了強烈地震，房倒屋塌，夷為平地，人們埋在廢墟之中，火速派部隊來求援·····」地震的時間是凌晨三時四十二分，吳東亮發報的時間是四時，結果收報的部隊黨委到了早上六時才向上級報告。吳東亮這位平民英雄保住發報機完成任務於是值得歌頌，那麼他的上級緩慢轉報又是否該問責？連國家地震局都沒有立即收到消息，那麼這個上報在「贏得寶貴時間」這一點上，是否起碼應該還有改善的空間？

請容許我這樣就一塊展版的一句說話這樣的執著。要讓天災不會變人禍，信息暢通正是天條中的天條。今天武漢肺炎的其中一個爭議點，正正就是中央在什麼時候知道；到底是地方矇騙中央？還是中央欺壓地方？在這幅展版當中，我完全看不出在唐山大地震發生當日，中央與地方之間有任何溝通問題。「那些不能從歷史中學習的人，註定會落得重複的下場」，一個只有歌頌而沒有檢討的展覽，又有能否幫助我們學習歷史和避免重覆？

提起地震局，也要說一下他們在唐山大地震的尷尬地位。在一九七五年，地震局曾經成功預報遼寧海城地震，救過千千萬萬人的生命。雖然科學點說，那次成功說不定有僥倖的成份，之後也沒有重複過；但在那個「人定勝天」的年代，唐山大地震沒有被成功預報就成為地震局的過錯，《唐山大地震》一書中更提到他們的人員在震後領救濟的時候也被趕走。當然，在災難面前，總有各種極端和不完全理性的情緒爆發，湖北人現在同樣受到各種不一定合理的對待。這些「人民內部矛盾」，在展覽中當然都沒有被提及，也無從反省。

而要說到隱惡揚善，我在展覽中細看各種對災民的描述，發現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無私奉獻的典範。但在《唐山大地震》一書當中，其中我很印象深刻的一個章節就寫到「罪惡能的釋放」，當中紀錄了震後有許多人假扮死者的家屬來偷取遺物，有人去藥店遺址挖昂貴的藥材，連軍隊的卡車也被拿來運贓物，後來弄得民眾自發設立路障阻擋來「淘金」的外來人員。災難總是看到人性最光輝和最黑暗的時間，每一場災難都會有人「發國難財」，當前的肺炎疫情也不例外。只是這黑暗的一面，在唐山抗震紀念館當中完全找不到，沒有留下一點機會讓後人警剔。

當時我想，或者這個館比較舊，又可能地方不夠。離市區遠一點的還有一個新建的唐山地震遺址紀念公園，說不定會不一樣。於是我就搭乘公車，往公園的方向去。

唐山地震遺址紀念公園的所在地原是唐山機車車輛廠，地震後鑄鋼車間的廢墟成為了歷史的見證。這兒在二零零八年改建為紀念公園，並設有博物館和紀念牆。

這個館比市中心的那個要大，不過內容卻基本上差不多，上面說那些陰暗面的東西仍然沒有找到，不少展覽空間都用來搭建實體裝置，例如災後的臨時房屋。

不過細心查找之下，還是找到一點有意思的東西。展覽的其一個陳列品，是當時中央就地震發出的電文。電文中有三點，第一點是發生了地震，第二點是「毛主席、黨中央各同志都很安全」，到了第三點才說要救災。這個順序，本身就很有意思。對，毛澤東當時很安全，雖然按紀錄，那時候他已病得很嚴重，要靠鼻飼生活，據稱多數時間已處於昏迷或半昏迷狀態。他在一個多月後的九月九日逝世，有說《關於唐山豐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是他生前圈閱的最後一份文件。

那麼當時的中央是怎麼樣的？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未結束，中國以「自力更生」為名拒絕了外國救援。政治局委員、四人幫成員姚文元還說了：「不能拿救災壓批鄧（小平），唐山大地震才死幾十萬人有什麼了不起，批鄧是八億人的事。」這一切一切，我想我不用說你也猜得到：在博物館當中完全被抹去。

說到外國救援，三十二年後的汶川大地震，外國救援隊倒能來了。不過近年中國大陸網上卻流傳一個段子：汶川大地震時候來的外國救援隊其實都是外國間諜！那些探地雷達都是間諜儀器！

提起汶川大地震，我也很刻意的在唐山的地震博物館找有間汶川大地震的內容，可惜也是找不到。我猜不透為什麼唐山的地震博物館會完全不提汶川，但我記得我在烏克蘭的切爾諾貝爾核災博物館看過有關日本福島核災的專題展。那種惺惺相惜之情，讓人印象深刻。

對了，這個博物館的地方比較大，所以用來感謝「領導關懷」的空間也比較多。但是《唐山大地震》這本書，在博物館的紀念品店卻找不到。

故事還未說完。

上面都是官方對唐山大地震的描述，那麼民間呢？畢竟死者數以十萬計，民間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看法。剛才說到紀念公園除了博物館外，還有紀念牆。這排紀念牆一共五組十三面，每幅都是7.28米高，代表地震於七月二十八日發生。

我看到這一排的紀念牆，第一個反應是震撼。感到震撼的原因倒不是因為建築雄偉，而是上面有人的名字。在中國，可以刻在碑上紀念的英雄人物，第一是毛澤東，第二是雷鋒，其他人都是不配有自己名字的。天安門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人民，並不是特定的個人，而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平時中央電視台上見到那些「模範人物」雖然有名字，但很快便會發現他們的故事都一個模樣，就算換了第二個人也不知道。把人民二字從抽象的概念回復到有個性的個體之中，在人民共和國其實是一件相當罕有的事。因此，當我在這官方認可的紀念公園中見到這一整排數以萬計的名字時，第一個反應就是震撼。

再翻看這排紀念牆後面的故事，事情就更有趣了。原來這是第二代的紀念牆。第一代的是由一家私人公司興建，市民可以在牆上刻上受難親人的名字，正面一千元人民幣一位，背面八百。這種有點「發死人財」的做法受到社會批評，後來政府以違章建築為由將之拆除，再在修紀念公園的時候加入了政府出資的紀念牆。換句話說，本來官方沒有設置這種逐個人名刻上去的紀念牆，後來民間自發弄了，官方才不得不介入弄一個官方版本。

但故事仍然未完。

雖然紀念牆變成官辦，但是民間繼續參與。在牆上不難找到有後人在名字的旁邊貼上鮮花，又或是「南無阿彌佗佛」的貼紙，也有人自行貼上先人的照片，甚至把沒有被官方認可刻在牆上的罹難者名字自行貼了上去。

這種「參與式紀念碑」，可能我在中國大陸遊歷得太少，還真的是第一次遇上。紀念碑這回事在文化地理學的研究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為它代表當時當地擁有權力的人，要為一段歷史作出定義；對於一個專制政權來說，這是確立自我權力的地方，理應不容挑戰。或者是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數太多，生者記憶太重，官方知道就算清理了那些添加的東西到第二天還是會重來，不如馬馬虎虎當看不見算了。當然，這還是在不直接挑戰權力的前題下發生，如果這地方變成連儂牆就是另一回事了。

儘管如此，這個「參與式紀念碑」還是讓我有點點感動。死去的人不是蟻民；他們是人，他們有名字。這點很重要。把人當成人看待，是一個卑微得不得了的訴求；但從此出發，世界就會開始變得不一樣。

官方有官方的歷史，官方的歷史會騙到很多人；但民間也可以有民間的歷史，有民間認為重要的事情。有故事的廢墟，能重生；而故事本身，要被書寫。在這一刻的中國，在這一刻的香港，這點特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