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与生命末端

外公老了。术后状况不好、时日不多。妈妈突然发消息给我，那是一串很具体的描述：脑动脉瘤让外公几乎失去了生活的能力，电话和遥控器都不会用了。长长的白天，他就在家看无声的电视。无声的电视，我盯着这五个字看了很久，又不敢去细想，如果不去想，老去就只是老去而已，但当画面细节在脑中播放，身体便不受控制地开始颤抖。我想起外婆严重的耳背、外公失调的神经，他们都不再能享受听觉。恍惚中似乎看见那栋在斜坡上伫立的空荡房屋，老人在傍晚时刻缓缓去关闭沉默的电视。外公，曾经生动但远走的、熟稔的童年时光里最强劲的人，生命如此艰辛不易，凋谢的时刻如此痛苦真实，以至于人只想去祈愿一场巨大的逆流。

去年秋天，我在香港公立医院大通铺式的住院部，旁观到生命沉甸甸地逝去。五天住院生活，几乎每夜只能睡一两小时，因为客观来说夜里很吵——医疗资源紧张，无论病情缓急的病人都混住在一块，我能感到身边几位高龄老妇人已经坚持不住。每隔几秒，我听到她们仿佛被撕扯一般的高昂呻吟。若不是亲历，或许很难想象弱小、老去的女性人类躯体能够发出这样具有侵略性的声音，类似于非人类动物被宰杀时的声音，似乎所有的力气仅剩在喉咙中了。那阵子，我每天穿着同样的病服，打点滴、吃药、喝重复的流食、做康复运动。一天晚上，对床的老人剧烈地呻吟了整宿，夹杂着哭泣，间断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次日清晨我醒来，看见她安静地躺在那里，已经离世，由家人和医护人员陪伴抬走了。

往后很多时刻，我每每想到死亡，脑中都会响起在病房听见的声音，这是死亡的声音。一个统治着庞大生物链的智慧物种命数尽矣的时刻，终于不再经由数千年文明的伪装与打点——我住院的一个感受，就是疾病还原了人的动物性，生存成为唯一的母题之后，再没有任何空间以飨其他议题了。生命哀伤地行进至此，竟最接近于它最初的形态：矇昧、原始、自然。尼采式的永恒回归。

我想起外公，用当下时髦的话说，年幼时他是家族里最有生命力的人。好多个晴朗燥热的夏天下午，都能看到他在街边闲逛、茶馆打牌。他有精力玩乐，也有精力干活。外公并不是在我记事时便老去的，一旦心中产生这样的怀念和对比，便很难再觉得轻松自如了。我性格里有着敏感懦弱的浓郁底色，外公身上却嫌少存在这些痕迹。他连同外婆、爷爷奶奶，都是那个动荡时代里最坚韧的人。常年以来，我花很多时间困顿于生活里或细小或庞大的感受，大到政府主义下的制度之苦、作为社会事实的不平等与遥远中的民主想象，小到一次失败的作业，我擅长逃避、游离，同时经常感到生活本身难以忍耐。外公所拥有的乐观自洽，我曾一度产生质疑，但当我又开始诚实看待这种能力时，我意识到它的难能可贵。外公甚至可以享受自己走一段很远的路去买我们爱吃的咸味饼干。

又是立秋，我竟然同去年此刻一样，又在沉溺于身体内部的的想象。那时我经历麻醉后在手术台醒来，想象医疗仪器怎样穿过精密的身体构造，穿过胃部黏膜、肠道，去移除发炎的管状阑尾。今年我开始想象外公所经历的、高风险的开颅手术，器械作用在曾经强健的大脑皮层。想象到这里，便不愿再继续，痛苦地戛然而止了。生物必然的衰老与死亡，一切如潮汐般循环，开始和结束同样盛大、同样不易，对此唯有生者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