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丨美国的反自由主义传统与2024年总统选举

译按

   本文作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生于1958年，是美国新保守派历史学家，现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倡导自由干预主义，代表作包括《天堂与实力》（Of Paradise and Power，2003）、《危险的国家》（中文版，2011）等。

   作者的新著《Rebellion: How Antiliberalism is Tearing America Apart—Again》于2024年4月末发行。作者在其中探讨了美国自独立革命时期至今反对自由主义和政府的悠久历史，认为唐纳德·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人正是利用这一异议传统将今天的美国带到了解体的边缘。作者指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可能是美国统一后举行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假如特朗普落败，他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各州会拒绝接受联邦政府的合法性，并实际脱离美国。到那时，美国将不再统一，这将给美国人和世界带来严重后果。

   本文原题“We have a radical democracy. Will Trump voters destroy it?”，由《华盛顿邮报》网站发布于2024年4月24日，是对作者上述新著的节选。

   配图和超链接为原文所有，正文中的标黑字在原文中是斜体，另有多分段。译者听桥，为原文加上了小标题。

美国的反自由主义传统与2024年总统选举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一段时间以来，许多选民看不到唐纳德·特朗普对美国自由民主的威胁，这是可能的，而且许多选民依旧声称自己看不到。但眼下，距离选举日还有六个月多一点，很难相信他们看不到。警告信号已足够清楚了。特朗普自己几乎每天都在提供叫人们关切的新理由。人们或许会选择无视这些警告，或者说服他们自己不去担心，但他们能看到我们都看到的一切，这理当足矣。

如何解释，尽管特朗普给我们的政府体制造成了风险，他们依旧乐意支持特朗普？答案不在日新月异的技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不成功的外交政策，或是大学校园的动荡，而在一些深刻得多、更为根本的事情上。这正是国父们忧心的，也是亚伯拉罕·林肯警告过的: 他们所称的公共美德的衰落。他们担心，维系民众对《独立宣言》的革命性自由主义原则的支持会比较困难，他们还担心，对自由和平等的良善热爱总有一天会让位于狭隘自私的利益。虽然詹姆斯·麦迪逊及其同道希望在自利的坚实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府，但哪怕是麦迪逊也承认，假如人民自身未有全力献身于《独立宣言》的自由主义理想，民有政府是无法维系的。人民之热爱自由，必须不只为他们自己，还得将自由视作全人类的抽象理想。

美国人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太多人不再足够关心国父们缔造的体制是否幸免于难了，而且正将阵地拱手让给以特朗普为首的那些人，他们正积极行动，设法推翻他们当中许多人所称的“政权”（regime）。他们所指的这个“政权”，是国父们基于普遍平等和自然权利的原则缔造的独特政治体制。显而易见，这就是这次选举的意义所在。据称，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论及1787年制宪会议缔造的政府: “那是一个共和国，假如你能维系的话。”这是我们或许会选择不去维系的一年。

一个健康的共和国不会去争论，特朗普及其拥趸是否谋求推翻国父们缔造的自由民主制度。他试图用冲击国会大厦的方式阻止和平移交权力，这一点证据充分；他精心谋划在关键州制造虚假的选举人名单；有清楚证据表明，他曾迫使一些州的官员“找到”更多选票，并迫使他们说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不要确认合法的选举结果。除了这些，人们还需要看到什么呢？特朗普继续坚称自己赢得了总统选举，并将那些侵入国会大厦、猛击警察的脸，明确目标是迫使国会否定选举结果的人士视作英雄和“爱国者”。除了这些，他们还需要知道什么呢？正如2021年1月6日在国会大厦现场的一位56岁密歇根州女性解释的那样: “我们不是去偷东西的。我们不是去搞破坏的。我们只是去那里推翻政府。”

特朗普不只承认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目标；他还承诺，假如今年输掉总统选举，他将如法炮制。关于连续第三次选举，他声称，假如他败选了，那么那个选举就是欺诈。他已警告说，会有暴动、“混乱”和“大屠杀”发生。他已明确表示，他将再次推动这种暴力，就像他在1月6日事件中那样。2020年，特朗普赤裸裸地警告说，假如他输掉选举，他不会接受选举结果，而且他确实没有接受。今年他又说了一遍。假如没有对他的其他指控，没有其他理由担心他重返总统宝座，仅此一项就足够反对他了。他不尊重，也从未承诺遵守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民主程序。相反，他有赤裸裸地承诺，只要他认为有必要，他就会违反美国宪法。这本身就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总统候选人，理当令他丧失参选资格。

这种对我们民主的公开挑战从来就不应由法院处置。正如国父们所恰当理解的那样，你不会给一个想成为暴君的人发传票，然后让他请律师。这一问题也不应由民主选举的正常程序去处置。他们明白，也担心，一个善于蛊惑民心的政客可以获得足够多选民拥戴，以推翻体制。所以，他们赋权于国会（特别是参议院，据认为其理当更免受大众压力的影响）可以弹劾和罢免总统，并剥夺他们再次竞选的机会：而这不只因为他们违反了某些法律，还因为他们对共和国构成了明确而现实的危险。2020年，特朗普试图推翻政府，之后，国会有一个机会，恰在他们设想的情形下运用国父们规定那个方法。但出于野心和怯懦的混合，参议院共和党人拒绝扮演国父们为他们构想的重要角色。其结果是，国父们所担心的噩梦距离成为现实只差一次选举。

反自由主义传统和“太过分”的自由主义

特朗普的麻烦不在于他有什么深思熟虑的夺权计划，更不用说他有多少那么做的正当意识形态理由了。(包括许多会供职于他的政府的那些人在内，其他人确实有这样的计划和理由，这一点稍后详述。)对特朗普来说，一切都关乎他和他的迫切需要。

他将肆意践踏法律和宪法，只为自己、自己的家族和企业集团得到想要的东西。美国人知道，假如他当选，他会滥用司法系统对付反对者。他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这么说了。他宣布：“我是你们的福报!”而且，他说的“你们的”意思是“我的”。美国人知道他会利用身为总统的权力解决他的财务问题。他曾作为总统那么干，眼下正作为总统候选人那么干。他们知道，假如他输掉选举，他不会尊重公平选举的结果，而这恰恰是暴君的定义。

那么，为什么还是会有极多的人投票给他呢？对相当一部分共和党选民即特朗普运动的狂热核心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想见证这个体制被推翻。这不应令人震惊，因为它不是新现象，相反，和这个共和国一样古老。历史学家论及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但从一开始，美国还有一种反自由主义传统: 大量美国人决心保留与《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中的世俗自由主义原则分庭抗礼的前自由主义的传统、等级制度和信仰。国父们将这个共和国建立在一系列有关政府的激进原则和主张的基础之上: 所有人在拥有政府必定会尊重和捍卫的某些“自然权利”方面是生而平等的。这些权利并非来自宗教信仰，而是“不证自明”的。它们并非由基督教的上帝、国王，甚至由宪法授予。它们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生俱来的。

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在美国革命之前，没有一个政府的建立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绝大多数人类也从来不认可这些自然权利：当然，不论是新教或罗马天主教版的基督教教，还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或佛教，都是不认可这些自然权利的。人们在他们的神眼中，可能都是平等的，但从来没有一个政府或宗教机构曾基于平等权利原则建立的。哪怕英国的体制也不是基于这一原则，毋宁说是基于君主制、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国王与臣民之间的一纸契约，该契约在几个世纪间有修订，但并非基于普遍的“自然”权利原则。

国父们知道这些理念是激进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正在开创一个novus ordo seclorum，也即世界新秩序，这一秩序需要一种新的思考和行动方式。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的做法和十八世纪美国社会的做法并不合乎他们的新革命教谕。他们知道，奴隶制忤逆《独立宣言》的原则，但他们仍允许奴隶制继续存在，希望它会自然消亡。他们知道，已有的教会忤逆这些原则，因为它们侵犯了最重要的权利即“良心自由”，这一权利是维护自由的重中之重，但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一些州仍为公职保留了形形色色的宗教测试。简言之，他们知道，许多美国人事实上并不认可美国革命的自由主义原则。正如《独立宣言》签署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所言：“我们已改变政府的形式，但在我们的原则、观点和行为方式方面，一场革命仍有待实现，使之适应我们所采用的政府形式。”他们并没有坚持要求公民认可那些原则。无论是否认可《独立宣言》，人们都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相当多的人不认可。一些蓄奴的南方领导人称《独立宣言》是 “最有害的谬论”。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称平等权利理念为“错误的教谕”。他们认可民主，但那必须是白人专有的民主。1860年，当民主与他们为敌时，他们发动了叛乱，并试图退出联邦。那种反叛从未结束。它遭到削弱，遭到镇压（有时是武力镇压），并转入地下，但从未消失。尽管南方在军事上落败，并被剥夺了宪法中的特殊优势，但它对国父们自由主义的敌意并未减弱。如南方作家卡什（W.J. Cash）在1941年评论的那样，假如说内战“瓦解了南方的世界”，但它“完全没有动摇……南方人的基本思想和意志”，南方人自己也决心 “固守己见，维持歧见，继往开来”。1956 年，内战结束近一个世纪后，五分之一的国会的议员（几乎都是民主党人）签署了《南方宣言》（Southern Manifesto），呼吁各州拒绝服从最高法院1954年结束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裁决。什么都没有改变。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哪怕到了今天，仍是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对此非常惊讶吗？

反自由主义也不只关乎种族。美国革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哪怕不是最大多数，仍有许多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坚称，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他们不认为天主教徒拥有平等的权利，或理当获得平等对待。二十世纪影响巨大的 “第二 ”三K党，其立场是反天主教、反犹太教、反黑人的，所以在南方以外的地区蓬勃发展起来，这不同于最初的三K党。许多人认为今天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是一种边缘运动，但在美国历史上，它早就是一股强大力量，通常占据主导地位。

两个世纪以来，许多美国白人觉得自己处在国父们的自由主义围困之下。他们在战争中落败，蒙受武力威胁的打压，但更多的是，持续受到一种体制的压迫，那一体制由国父们设计，旨在维护维护和强化自由主义，反对相互争夺的信仰和等级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院和政治体制越来越忠实地追求国父们的自由主义目标，结束了官方的种族隔离制度，从公立学校中驱除了宗教，承认并捍卫了妇女和少数族群的权利，而迄今为止，他们的 “天赋权利 ”因宗教、种族和族群歧视而被剥夺了。自由主义霸权壮大了，正如林肯希望的那样，“不断扩大和加深其影响，增进了世界各地所有肤色人民的幸福和生活价值”。反自由派政治学家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称之为 “自由全能主义”（liberal totalitarianism），而除了夸张之外，他是对的：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两党总统的领导下，自由主义一直在稳步深化和扩张之中。

反自由主义的右翼针对当今所谓“觉醒运动”（wokeness）的愤怒绝非新鲜事。不论是捍卫白种人还是基督教，更多时候两者兼而有之，美国的反自由主义运动总是声称自己在自由主义不断扩张的霸权下受苦受难。他们总是声称，一个自由主义政府和社会正在剥夺他们依据基督教教义生活的“自由”，并以牺牲他们为代价，偏袒各色少数群体，尤其是黑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广有影响的神学家拉什多尼（R.J. Rushdoony）抱怨说，美国的基督徒 “没有自己的身份权”，却被迫承认“所有其他人及他们的‘权利’”。

假如一个基督徒的 “权利 ”不只包括自己过基督徒生活的权利，还包括将那种生活强加给整个社会的权利，或者说假如一个白人的“自由 ”包括维护白人在社会中无上地位的自由，那么他是正确的。十九世纪，奴隶主坚称他们被剥夺了将人作为财产的 “自由”；后重建时代的南方人坚称，他们有压迫本州黑人公民的 “自由”。

今天，美国社会中的反自由派确实被剥夺了可以将他们的宗教和种族观点强加于社会、公立学校、公共广场和国家法律的 “自由”。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所称的 “自由全能主义”，在国父们那里被称为 “良心自由”。

六十年前，拉什多尼这样的人士响应的不是“觉醒 ”了的企业或黑命攸关运动，而是民权立法。今天，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抱怨的是承认种族主义塑造了美国历史的学校课程，但哪怕在五十年前，在“批判性种族理论 ”发明之前，拉什多尼等反自由主义的白人也坚称，“白人 ”正在被 “系统地灌输一种观念，即认为自己奴役和虐待黑人是有罪的”。许多白人觉得少数群体对权利和尊重的要求“太过分”，而他们即美国白人，正遭受着最严重的歧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哪怕是在当时，多数白人也认为民权运动“太过分”，黑人正在笑纳“唾手可得的一切”，政府正对白人实行“逆向歧视”。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自由主义总是太过分：对反自由派来说，当然也是如此。于是，如今的反自由派抱怨 “觉醒运动”，但正如建国以来的反自由派那样，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国父们遗留下来的自由主义政府体制以及与之相伴的平等主义精神。特朗普的许多核心支持者坚称自己是爱国者，但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所拥护的都并非国父们的美国，而是国父们所明确反对的对这个国家的一种族群宗教上的定义。

实施反革命的最后机会：基督教联邦

一些人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当中最聪明、最诚实的人明白，假如人们确实想要一个 “基督教美国”，那只能通过 “政权更迭 ”（regime change）实现，他们指的是国父们建立那个“政权”。

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格伦·埃尔默斯（Glenn Ellmers）写道，国父们的遗产是一道“死胡同”，宪法是个“形象工程”。德宁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阿德里安·沃缪勒（Adrian Vermeule）认为，必须用另一种政府形式取代国父们为保护个人权利而建立的那个体制。他们头脑中有一个基督教联邦：那是“一种维护并鼓励秩序和连续性、支持宗教信仰和宗教机构的文化”，其立法“增进公共道德，禁止有意为之的腐败”，它“坦承并革新我们文明的基督教源头”，“为祈祷提供公共机会”，并“复兴我们的公共空间，以反映一种更深刻的信念，即我们是蒙受召唤，效仿在另一个王国等待我们的美丽”。

这些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明白，建成这样一个联邦意味着抛弃国父们对个人权利的执着追求。提倡“保守民族主义 ”的著名人士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希望美国人放弃《独立宣言》，转而支持一个建立在新教和圣经基础上的国度。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坚称，美国是一个 “革命性国度”，这不是因为《独立宣言》的原则，甚至也不是因为美国革命自身，而是因为我们是始于“以色列建国”的“圣经革命的继承者”。很难有什么陈述，能比这与美国国父们增进各基督教派联合的自由主义宏图更相龃龉的了。

表达对上帝的信仰不会威胁到国父们创设的体制，但按照基督教教谕重塑社会却会。要建成霍利和哈佐尼构想的国家，不只要求抛弃《独立宣言》，还要求抛弃旨在保护《独立宣言》原则的美国宪法。那个基督教联邦不会也不可能是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多数民众不被相信可以正确做出选择。克莱蒙特研究所的埃尔默斯认为，“最多数生活在当今美国的人——肯定过半——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美国人”。他们是“僵尸 ”或“人类啮齿动物”，过着 “胆怯顺从的影子生活”。只有 “在上次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的七千五百万人 ”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埃尔默斯写道，与其试图在不反映人民意愿的选举中与民主党人竞争，“为何不直奔主题，跳过空洞乏味、毫无意义的程序？”“唯一的进路 ”是 “推翻现有的后美国秩序”。

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特朗普是实现反革命的一个不完美但必不可少的工具。正如德宁和埃尔默斯所言，特朗普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自恋狂”，有着“夸夸其谈的虚荣心”，他“缺乏纪律，无法有效管束自己的创造性/破坏性倾向”。但这是可以弥补的。德宁认为，假如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未能如人们巴望的那样推翻现有的那个美国秩序，那是因为他缺乏 “能干的领导阶层”。在他的下一任期，情况将有所不同。德宁认为，眼下特朗普需要的是一批“自觉的贵族（aristoi）”，即一个既明了“困扰国家的痼疾”，又明了“治愈痼疾所需要的革命良药 ”的思想家阶层，他们知道如何将 “民粹主义的怨恨转化为持续的政策”。德宁的未来新精英阶层成员将像弗拉基米尔·列宁那样，将自己置于民粹主义革命的先锋位置，“代表广大工人阶级 ”行事，同时提高 “未受教化”群众的觉悟。哈佛大学的沃缪勒认为，事实上，将共同利益强加到人民头上，哪怕违背他们自身对“什么对他们最好”的理解，仍是必不可少的：那确实是一个最列宁主义的概念。

这样，这个基督教联邦会需要一个摆脱了宪法的自由民主约束的强有力行政机构。沃缪勒写道，这个新国家凭借“强有力的行政机构”，将“用热铁烧灼自由主义信仰”，挥舞“遏制城市上流自由派社会和经济自负的权力”。这些表述中的暴力和压迫气息是有意为之的。反自由派知识分子明白，改变自由主义体制所要求的远不会是一次选举和一些立法改革。

德宁和沃缪勒经常遭人白眼，被认为不过是有才智的破坏分子，但他们的著作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有勇气承认，他们所孜孜以求的东西与国父们的自由主义体制不相容。当其他人在对美国自由主义原则的虚假忠诚下隐藏他们的观点，或者声称他们的念想符合国父们的真实意图时，德宁、沃缪勒和其他反自由派承认，他们想要的国家，即一个尊奉基督教上帝的国家，一个其法律基于圣经的国家，假如没有推翻国父们的自由主义的和挑衅式的世俗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甚至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M. Gorsuch）也谈到了“所谓的政教分立”。最高法院的反自由主义一样不是什么新鲜事。

那些反自由派也清楚，今年可能是他们实施反革命的最后机会。由白人(更不用说白人新教徒)构成的人口，占比正稳步下降。二战前一些年里，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关闭移民大门太晚，并被一波来自南欧和东欧的非北欧人潮征服，恰与这一情形类似，自1965年以来，很大程度上是非白人的移民浪潮，也已带动这个国家迈向非白人占多数的临界点。于是，反自由派面对的任务就是，在只有少数选民致力于“政权更迭”的情况下筹划革命。

特朗普接管共和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在美国历史上，特朗普并非独一无二的人物。在每一代人中，反自由派势力都求助于同一类蛊惑民心的政客、藐视规则的人士、自由主义秘方的粗野践踏者。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指出，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粗俗”似乎“解释了他何以受到了普遍欢迎”。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惊叹于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无能的行为和无知的言辞”如何具有一种很好地表达了他的忠实拥趸的恐惧和愤怒的“魅力十足”的品质。（威廉·巴克利，生于1925年，卒于2008年，保守派作家。乔治·华莱士，生于1919年，卒于1998年，民主党政治家，曾四度担任阿拉巴马州州长，民权运动期间领导南方坚持种族隔离政策。詹姆斯·伯恩哈姆，生于1905年，卒于1987年，保守派政治哲学家。约瑟夫·麦卡锡，生于1908年，卒于1957年，共和党政治家，“麦卡锡主义”即因其名而得。——译注）

但他们的批评者所认为的粗鲁和恶毒，他们的拥趸却认为是矛头指向秘密针对他们的一种自由主义体制的力量和藐视。他们是那个体制桀骜不驯的反对者，是“破坏者”，在思想和方式上都毫不掩饰地反对自由主义，而这恰恰令他们受到广大美国白人欢迎，那些白人觉得，在文化和社会上，他们的地位已沦落到了黑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来自非北欧国家的移民之后。今天，恰在美国历史上最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移民限制过去一个世纪之时，特朗普再度召唤更多来自丹麦、瑞士和挪威等“美好”欧洲国家的移民。

特朗普不只偶然介入了对这场白人反叛运动的领导。他召唤了这场运动。他首度作为觊觎总统大位的人士出场，是在一个毫不掩饰的白人至上主义平台上推崇出生地阴谋论，即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实际上不是美国人。2011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单凭驾驭这一议题，他就一跃成为共和党阵营的领军人物。然后他退出了，继续自己的热门节目《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他作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首次亮相是否机会主义，抑或源自信念，几乎无关宏旨：对他的拥趸来讲肯定已不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白人至上主义已成为他的名片，数百万人已云集响应，以至于白人民族主义者成了他的运动的中坚力量。许多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将他视作受苦受难的基督，从这一古怪的意义上说，那些起诉确实“帮助”了他: 他面对的敌意越多，必须进行的法庭战斗越多，针对他的指控越多，他们就越是忠诚于他。

不能指望任何其他团体会有这样的绝对忠诚。在被问及，假如特朗普被判有罪，他们会否支持他时，一些共和党人摇摆不定，而绝大多数白人基督教福音派表示，不论如何他们都会支持特朗普。特朗普需要这种不可撼动的忠诚，因为他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想到自己可能最终将被送入监狱，他就有充分理由，尽可能接近那些即使他被判有罪仍会对他死心塌地的人。还有一些人是他需要的：假如他输掉选举的话，他们可以无条件支持他质疑选举结果。而假如赢得选举，在与民主党和司法系统进行的笃定是大规模的较量中，他也需要他们，以确保共和党的齐整有序、步调一致。

所以，迄今为止，特朗普没有展示任何意图，打算接触其基础选民以外，尼基·黑利（Nikki Haley）选民，更多温和的郊区共和党人，和那些因他的言行而感到不快的人士。他可能在堕胎这个重要议题上展示灵活性，以确保自己当选，但自斩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以来，他只是强化了自己的基督教民族主义信号。他的“毒血”运动，他的“当一天独裁者”评论，他发布的“特朗普圣经”，他声称上任后将成立“一个新的联邦特别工作组”，在经过全面改革的司法部领导下打击“反基督教偏见”，所有这些都直接指向他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基础选民，而不太关切其他数百万共和党选民的感受。在兜售自己的圣经时，他断言，基督徒正“遭到围攻”。“我们必须让美国再次祈祷。”

此外，在更广泛的共和党选民中，他涉及白人至上地位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强硬路线几乎没有给他造成任何麻烦。

为什么抵制特朗普的力量微不足道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哪怕特朗普愈发深度致力于一项基督教民族主义计划，以摧毁国父们的自由主义项目，对他的抵制仍极其微不足道呢？

对许多人来说，答案不过是狭隘的自身利益，这要么是支持他的积极利益，要么是不反对他或不被见到反对了他的消极利益。对企业化的美国来讲，这看似答案。企业最初是拥抱社区，进而跟踪营销数据，以吸引最广泛的典型美国人，直到最近才开始享受更多全套权利。它们从自身经历的惨痛教训中意识到特朗普及其运动不会容忍这一做法，且基本上退回到了沉默和中立的状态。但它们也走得更远，尽可能清楚地表明了，不论是在他当选前还是当选后，他们都不会成为他的麻烦。

这就是今年早些时候，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 偏偏是在瑞士达沃斯释出的信号。当时他宣称，特朗普“在北约问题上部分正确，在移民问题上部分正确”，他“发展经济相当在行”。毫无疑问，他是在为许多最富有的美国人和其他企业领导人代言。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都能听到的强烈抗议。

事实是，他们没有反对特朗普的经济理由。他们明白，特朗普的白人工人阶级拥趸不必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因为最大多数人主要关心文化战争。特朗普仍可以减税，减少联邦法规和其他妨碍企业赚取利润的障碍。哪怕只是因为他需要并尊重金钱，并且想为自己和家人达成一些交易，就像在第一个任期那样，富人和权贵就总会在特朗普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不论商界领袖对特朗普有什么道德或政治上的疑惧，底线都决定了他们得与他和睦相处，而假如那意味着对他的违宪行为视而不见（戴蒙对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有利描述明显忽视了他推翻政府的企图），那就这样吧。

我们已经知道，来自共和党生态系统的反对意见绝少或根本没有。在民选官员中，少数愿意反抗特朗普的人要么被赶出党，要么很快就要退休了，以至于他们甚至无法忍受完成自己的任期。那些留下来的人已经接受了特朗普的铁腕统治，于是眼下对他的成功兴致盎然。

但那些普通共和党选民，那些“正常”的共和党人呢？他们曾经兴高采烈地投票给了老布什、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他们看不出那些共和党人和特朗普之间的区别吗? 或者，他们不在乎？他们也可能觉得，特朗普的胜出符合他们狭隘的利益，而且，尽管他们自己可能不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但他们作为美国白人的意见使他们同情那些反自由派的抱怨。他们也可能觉得，在一个致力于多样性和觉醒运动的体制下，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处于不利境地。他们对“太过分”的自由主义的恼火，使他们容易为特朗普的魅力打动，更重要的是，不关心特朗普构成的威胁。假如自行处置的话，他们不会对推翻政权感兴趣。但他们也无意妨碍那些正要推翻政权的人。

这些选民和共和党权势人物认为，在一个不再忠于国父们自由主义理想的体制中，他们会像戴蒙一样过得很好，这种想法对吗？也许是这样的。他们不会是第一批因为美国转回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极度不爽的一群人。内战后的一个世纪里，美国白人宽容了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他们宽容了南方的暴力，法庭上的不公正，最高法院对黑人、妇女和形形色色少数族群平等权利的拒绝承认。他们会奋起反抗充斥着基督教和白人民族主义的特朗普第二任期，还是会默许过去八十年自由主义成果的逐步瓦解？

令人羞愧的是，今天的许多白人似乎已轻易忘记了他们和他们的祖先是多么仰赖国父们的自由主义，才获得了他们作为美国社会完全平等成员的现有地位，并享受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

毕竟，最大多数白人共和党人没有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所称赞的“老派欧洲”血统。他们没有祖先从“五月花号”步下，或在美国革命中作战。今天，绝大多数“白人”美国人的祖先，在他们第一次驻足美国海岸时并不被认为是“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或许不再记得，十九世纪晚期，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的漫画将爱尔兰人描绘成了类人猿。许多意大利裔美国人或许不记得了，由“新奥尔良最佳市民”参与的一场暴乱，对11名西西里移民动用了私刑，并谋杀了他们，但没有人被起诉。（塔克·卡尔森，生于1969年，保守派评论家、前福克斯新闻网节目主持人。——译注）

许多天主教徒似乎已经忘记，他们曾经是美国最受鄙视的群体，以至于国父约翰·杰伊（John Jay）希望将他们完全排除在公民之外。绝大多数美国白人一度是遭到鄙视的移民群体的成员。他们曾经是反自由主义的受害者，而眼下他们正要投票，将那些鼓吹反自由主义的人重新送上权力宝座。他们将自由主义当作梯子，攀上了平等之位，而既然已到达目的地，他们就会将那只梯子移开，并放弃自由主义。在通过自由主义的法律和制度获得平等之后，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热情已经消退。

国父们明白并且担心，激发革命的那种对权利和自由主义的热忱或许难以为继。1781年，也就是独立战争结束前两年，托马斯·杰弗逊预言，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就会走下坡路”。人们会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忘记他们对权利的热情关切，只想着“赚钱”。他们可能再也走不到一起，“对他们的权利给予应有的尊重”了，也因此，他们的政府将不再挂念他们的权利。半个多世纪之后，林肯在他著名的学园演讲中哀叹，美国革命的原初精神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留给美国人的只有人类的正常自私。最初的“自由神庙的支柱”已经“崩毁”。二十多年后，这个国家陷入了内战。（学园，即Young Men's Lyceum，是一个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社团，林肯于1838年1月在这里发表了演讲。——译注）

假如今年，美国的政府体制失败了，那不会是因为国父们一手创设的制度失败了，不会是因为新的技术或宪法中的缺陷。没有一个政府体制可以防卫一个意志坚定的暴君。只有人民可以。今年，假如他们愿意，我们将学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