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俱樂部

1.香港這次事態，和2014年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割席，主張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文鬥的人搞文鬥、願意武鬥的去武鬥；彼此不批評各自的手段，盡量不在輿論場上對內檢討“同穿黑衣人”之間，是不是有哪些真的做得不當的地方。“是你們告訴我和平、理性、非暴力沒有用的”─不只一位同情或參與了香港抗議的朋友如是說道。

2.但從北京或港府的角度來看，如果示威者內部不割席、不檢討、不產生分化，那就相當於只能把所有的示威者看成一整個整體；在看成一整個整體的前提下，那五大訴求，就一個也沒有辦法答應，遑論全部答應。因為，一旦答應任何一個，就宛如是對示威者─包括最激進的那批人，認輸、認錯。

3.當然，我也知道，在本次香港的事態中，現在多數運動者的興趣，已經不在於討論推進議題的有效性和鬥爭策略。聽說，討論怎麼樣跟北京/港府角力博弈、見好就收、交換優先目標和次要目標等等，已經成為一種非常old fashioned、被示威者主流輿論場嫌惡的事情。運動者眼下關注者，在我從旁觀察看來，只剩下兩個：一，怎麼把抗議維持下去；二，盡量維繫抗議的整體軟實力形象和合理性。至於在五大訴求上，其實能拿到什麼，或不能拿到什麼，感覺多數目前仍然活躍的示威者並不是最關注的。而是希望通過運動的持續，凸顯整個結構性的問題，以及香港部分群眾在這個結構下的怨懟。

4.這種心態，當然另外一邊也看到了。結構性的問題能不能討論？當然可以討論，或者說，當然不能永遠不去討論。畢竟基本法明訂寫了，立法會和特首選舉最終、逐步過渡至雙普選，本來就是一個“立憲者”(當年當然包括基本法的內地草委和香港草委)所承諾的終極理想狀態。但是，這種討論無法在街頭仍然烽煙四起的背景下開啟。否則對政府來說，那和波蘭團結工聯大蜂起後不得不召開的、重寫遊戲規則圓桌會議有何兩樣？林鄭又不是雅魯澤爾斯基，北京也不是戈爾巴喬夫。

5.張曉明上星期在深圳會見香港“社會賢達”和各界有力人士時表的態，值得好好看一看，這差不多是一封哀的美敦書。在此之後，諸多乍看下去不是很完全符合比例原則的重拳一一發出，警告制裁國泰航空、局部關閉國際機場，皆是如此。國泰航空是承載了香港民間集體記憶的標誌性企業；間歇性地關閉國際機場，那對香港的國際地位和日常政經運作意味著什麼，人們也都完全清楚。通過這些手段，從小了說，是希望呼籲、勸服香港原本大部同情抗爭者的主流中產社會，好好思考一下這麼下去的代價，孤立削弱目前仍然激越的前線示威者的群眾基礎。而在我眼中，更重要的是，向國際社會展現鞏固一國兩制這一超越性結構的決心。當局者的信息是：如果香港的政治制度基礎受到動搖，特別是香港在國家安全上的角色，出現質變性的轉化，如果那麼短暫或不短暫地犧牲香港的日常服務功能，那都是在所不惜。

6.香港回歸22年來，我感覺到的北京對香港視角的一個重要轉變在於：在回歸初期(姑且說第一個十年吧，或十五年內)，北京像掌上明珠一樣捧著香港，把香港的貨幣表現、金融表現和地產表現是否紅火暢旺，當作是向全世界論證中國能不能依然管理好香港、至少管得不比英國人差的晴雨表。因此，對房地產商的保護、對四大家族的溫存、對2003年50萬人上街反23條立法的迅速妥協，皆是此理。然而，這種通過香港表現，來向全球論證中國治理能力的強烈動機，如今已然不存。香港的好或壞，起或落，日益被當作是香港自己的事了。同時，香港人的認同和選擇，也決定了香港的前途；從北京角度看，港人選擇了一種什麼樣的和內地的關係，那就要為這種選擇帶來的前途自己負責。

7.幾周以來，在我的兩岸三地友人之間，香港對整個中國還重不重要、或到底還有多重要，成為大家樂此不疲地爭論的話題。有親港或看重香港的人士認為，香港的普通法法制基底、國際信息的聯通性，是短期內任何內地城市無法複製的。此外，就算不做內地生意、中資撤資，香港的人才和服務業還是可以做全世界的生意。也有人退一步說，在中美貿易對峙日蹙、內地的許多資金運作，可能難免要受到越來越多西方世界掣肘制裁的背景下，保留香港這個白手套和氣眼，總體來說利大於弊，中長期的用處遠重要於短期發泄的爽度。但也有人認為，香港在全世界的地位，還是全球資本進出中國的資金自由港；一旦中國逐步放開資本賬，這些資本和資本服務行業還需不需要取道香港，這就兩說了。還有意見更強烈者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資本輸出國，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主要是一個中國資本外流的漏洞，而不再是如當年那樣為內地引資的磁石，堵上，也沒有什麼不好的。關於上述這些不同友人的討論，我自己沒有太明確的對錯判斷，只好全部摘敘並陳，供方家們參考。

8.對於境外一些(且為數不少)的意見認為，北京當局者“相當擔憂香港的如今事態，恐星火燎原地傳導到內地”的說法，我覺得完全是想多了。而且恐怕是可笑地想多了。從2014年以來，官方通過官媒和依附主旋律逐利的民族主義自媒體所形塑的片斷化的香港敘事，基本已經克盡全功。對香港的各類抗議活動展現強硬和決絕，恐怕恰恰是大陸內地，如今不分菁英草根、不分一線到四線城市、不分中老年到青少年，最具有全民共識的公共議題之一，或沒有之一。

其他允許討論的公共議題，無論是中美貿易戰、台海、是否該全面放開城鄉人口流動、高考錄取應不應該向貧困地區傾斜、環保問責應不應該一刀切等等，恐怕都沒有這麼高度的共識。面對香港，內地絕大多數的聲音，是從民族主義出發來考慮的。這固然有官媒frame議程的“功勞”，但另外一個不可否認的面向是，從2014年以來，香港面向內地的種種爭權行動，除了民權主義敘事和民生主義主張之外，始終藏在內核的核心敘事之一，即是香港自身的民族主義色彩。

這種通過一次次運動形塑產生的港人本土認同，未必全都是反中、反內地的，但是至少都是和內地欲展現切割心態、對內地充滿質疑和疑慮，對香港社會存在或新增的內地元素泰半視為負面因素來看待的。而且，除了反體制，還不乏以內地個體人士作為鬥爭對象者。除了這次反送中外，此前的反一地兩檢、反香港故宮分院計劃、抨擊內地遊客購買奢侈品消滅了小吃店和特色商家、批評雙非家庭、內地奶粉客、看診因為大陸人來多了變很慢.....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問題個一個來看，都像是民生問題或公共政策問題，但拼在一起來，卻很難否認其中帶有的民族情緒特性。那麼，既然如此，一種有著如此大聲響、大動靜，且在內港互動頻繁的如今，還不時針對個人發酵的香港民族主義，召喚出另外一種有著強烈對抗衝動的內地民族主義，我覺得並不讓人意外。

在此過程中，至少在內地而言，政府也通過嫻熟的融合媒體操作(傳統廣電渠道+互聯網門戶及其周邊+app+非媒體的垂直類社交平台應用)，借用香港示威中湧現出的極端案例，完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愛國主義抽水。並且，平心而論，收效甚高；遠遠甚於上半年欲放還收的對美鬥爭輿論操作。

9.既然內地民間對涉港議題高度團結，那麼可以推想的是，在政界更不會有什麼顯著的異聲和裂痕。為了維持一國兩制的有效運行，以軍隊介入民間衝突來收場，應該不會是選項；如果港警真的無法完全控制住事態，應港府要求從深圳調度一些警力過來應援，應該就已經可以達到足以處理的境地。不論是前天官媒集體放出大批警力和車輛在深圳集結的視頻，或各地內地警察輪流錄製和香港警察“與子同袍”的聲援視頻，都可以視做一種一旦介入、順理成章的輿論準備。但有點好玩的是，如果我的理解沒錯，過往香港警察自認為“亞洲最棒”的職業榮譽感，很大一部分就是奠基在自己和內地警察同行在SOP、處理手法、執法公正性和流程嚴謹性有著明顯差距這一事實之上。如今，弄出一大堆內地警察挺香港“同行”的宣傳動員，我猜，香港警隊內部看了也是五味雜陳。

10.這次事態，我缺乏臨場感地遠觀猜測，應該已經過了某種群眾情緒的最高點。這個周末，廣大市民中能不能再動員出可觀人力四處上街，是一個觀察指標。而此前官方一再把示威參與者分成三類：一，領頭激進份子；二，廣大的被裹脅市民；三，境外幕後黑手，其實也是有給民間社會一個下台階的意味。政府不願意，也無法和所有香港市民為敵。警察如今會繼續做的，則是維持強勢穩控的姿態，更強硬地貫徹對所謂領頭者的彈壓、同時形成對主流溫和市民的群體的震攝，使市面街頭先逐漸廓清，使越來越多地香港市民意識到無終點地升高和持續與警察的對抗是不划算的。最終使對這場抗爭“拋與買”的市場心理平衡點，不再繼續上升。這就完成了警隊的任務。

另一方面，即便特首不動，但內地的涉港澳工作系統可能要迎來一波大檢討。畢竟，今年三月韓正會見港區人大代表時的“四個印象”言猶在耳，其中最主要的判斷就是港獨勢頭得到“有效遏制”。然而，不到一個季度後，香港便爆發如此大的空前事態。那麼，港澳工作系統是否misleading中央，報喜不報憂？對本地社會的情緒迅速變化是否缺乏感知？對特區政府的重要議程規劃是否缺乏掌握和有效評估？對港府和立法會內建制派議員協調不足、步調不一的情況是否視而不見？這每個問題預計都將在事態平息後，引來體制內部的檢討和追問。

最後，則是事態逐漸冷卻後，對香港社會現存的廣泛境外政商影響力的又一波擠兌和清理。97以來，仍在香港擁有廣泛利益的外方，只是把香港當作一個換了主理人的“俱樂部”，即使經理換了，但既存者作為“俱樂部會員”的權益猶存。我仍有我的一些特權、有我專用的餐桌和衣櫃，有我在這裡存著的、別人不能喝的酒。但爾後，北京應該益發地要把香港從俱樂部制，轉換成一個普通的餐廳制了，取消會員卡、重印菜單。來者固然是客，但再沒有什麼會員不會員的，對經理層指手畫腳、點評關切的權利了。願意點菜消費的你就坐下，不願意的，那就請走。當然，這會是一個比較長期而持續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