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封建时代-2

"封建主义 "因素体现在恢复政治决策结构、经济所有权和权力关系以及公共领域的组织，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如权利、影响的机会和财产要求，使某个人口群体享有特权。这个群体继承了自己的地位，或者通过合纵连横来扩展自己，这与早期的贵族类似，他们通过援引神圣的秩序来证明其来自起源和血统的特权。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这些特权之外，或者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参与这些特权。进入这个群体取决于与这个阶层的成员的关系和他们的提拔。

在新封建主义方面，涉及社会学结构的各个方面，全球化问题（跨国公司被解释为权力中心），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利益主张形式），大规模移民/非法移民，开放边界政策（与民族国家的解体有关），以及国家和经济利益的联系（新公司主义，游说）。

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基于他对英国、法国和德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研究；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著作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为公共领域获得的空间又回到了私人手中。哈贝马斯把这个过程称为 "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哈贝马斯讨论了钳形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晚期现代消费资本主义一方面试图把我们变成不加反思的大众消费者，另一方面，政治行为者、利益集团和国家则试图把我们变成不加反思的大众公民"。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 "一个所有公民可以批判性地、实质性地和理性地辩论公共政策的空间"（尽管这不一定存在于一个单一的物理空间：例如，它也可以由报纸构成）。在其理想的形式中，公共领域由 "私人个体作为公众聚集在一起，向国家权力传达社会的需求。公共领域是 "在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制度中使权威合法化 "所需的公众舆论的来源。哈贝马斯区分了生活世界和系统。公共领域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它是个体社会行为者的直接舞台。哈贝马斯反对任何将其与生活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脱钩分析。

哈贝马斯的分析中表达了对口头直接交流的偏爱：他认为通过对话、演讲、辩论和讨论是最有效地构成和维持公共领域的方法。在他进一步的思考中，哈贝马斯声称，公共辩论可以由 "共识协会"--即志愿协会、社会组织，如教会、体育俱乐部、有关公民的团体、基层运动、工会--来发起，以表达对现有权威的反对，或重塑新的的权威。这种公共领域在17世纪末首次在英国开始形成。其结晶是《许可法》（1695年），该法允许报纸在没有王权审查的情况下自由印刷他们想要的东西。然而，其中仍然有严格的法律进行限制。

在哈贝马斯看来，封建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少数人体现了公共国家：国王或摄政王就是国家本身（哈贝马斯称此为 "代表式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这种情况的积极对立面。然而，在二十世纪，他察觉到广告、营销和 "公共关系 "的兴起，它们试图操纵公众并阻止批判性思维，而且他看到国家、政党和利益集团越来越多地使用同样的方法来赢得认可。

大众娱乐和广告的整合，已经以公共关系的形式具有了 "政治 "的特征，甚至使国家也受到了它的规范。正如私营公司在消费决策中向其客户建议公民意识一样，国家必须像对待消费者一样 "解决 "其公民问题。因此，国家有时会对公众使用公开的武力手段解决问题。

最近一些评论家认为，21世纪美国和西方的政治总体上延续了哈贝马斯观察到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