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2021的私人记忆<下>
在2022年秋天快要过完的时候，终于补上了21年终的下半篇。
与其说是年终，不如说是“我的硕士结束了“以及”这一年过得怎么样“的学年总结。18年的感叹在此时此刻成为了现实——“当短期项目都能造成如此改变时，真不敢想象如果完成取得一个学位的整个过程会收获什么”——会收获什么呢？
敲下这段话的两三天前，我刚刚收到自己的成绩单，论文71，总成绩2.1，班里第六，比自己预想的好太多。比这个结果更让我觉得有趣的是，我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拥有过所谓“班级上游“的分数了——是的，高中大学，真得都没有。高中特别是高三被应试教育鞭打地体无完肤，每天对着没上500的联考分数思考后路。所有人都说高考很重要——也无非就是给你一套卷子，让你发现数学第一道大题的第一小题都没办法写出正确的解——从小学起我就不是个什么擅长考试的人，但当每一门课的期末都是两三篇字数徘徊在三千上下的英文论文时，混乱的大脑也并没有给我什么可以喘息的机会。
Anyway，从18年的”不敢想象“，到现在的“已不再是想象”，道一句“这一年好难”可能不足以描述那些笑与泪，以下，是这一学年的私人记忆。
1. 在隔离时重新思考人的流动性
21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来到爱尔兰。
从家出发，一个人坐过所有的交通工具，登上蛇口的船去香港机场，托运，登机，然后看着屏幕上小飞机光滑的曲线，慢慢驶向8015km开外的土耳其，驶向都柏林。
21年的九月，距离疫情爆发已经一年半有余，天晴的深圳在高楼大厦中有着分明的蓝天白云，在电影院看了不记得名字的电影，沪溪河的糕点被我分了半袋给旁边的小孩，算着时间去做核酸，在某小学门口的小卖店发现童年的五毛钱小吃，和手机店老板乐观聊着疫情一定会过去。
疫情开始的两年反而是我在国内频繁出行的日子，重庆，北京，哈尔滨，上海，深圳，有第一次到访，也有多次的往返，在每一次进出公共场所时习惯性单手打开行程码，口罩成为随身装备的一部分，在高铁上对冷清的车厢窃窃自喜，生活看似回到了携带着某种必要的常态，一种“合理”的秩序已经在心里建立——建立的前提，是“一切正在好转”的错觉。
隔离时发烧，把自己吓一跳，吃了五天的咸菜拌饭，能吃到米饭还幸亏自己从国内背来的高压电饭锅。即使这样，也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惨，看着窗外十点天黑的都柏林，心里满是关于未来一年会发生什么的期待，兴冲冲拍屋外的风景给爸妈看，宿舍窗子另一边的树与霞光，陪伴了我初来乍到的五个夜晚。
正为隔离的食物发愁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年会发生什么，却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这种不真实——这种不真实不仅在于物理状态的跨越与移动，也在于对那套习以为常的秩序暂时只能遥远地关切。这种流动性在一年之后仍然会时不时质问自己，那些对于遥远关切的痛苦与割裂，是否也是一种不真实呢。
2. 为什么要少走弯路呢，弯路也可以很棒啊
“为什么想要出国读研”，朋友曾很正经地问过我这个问题。
“非要出国么？哪怕国外疫情肆虐，出境机票也贵得离谱 ”
我也很正经问过自己，很正经的回答过爸妈，心里并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答案。但坚定不移的是对专业的一腔傻劲：只申心理学。也不管大陆和外界的心理学教学完全两个体系——Clinical和Applied psychology没法申，那就先读conversion，如果之后再有心力，没准也会继续读下去。
对这个专业的执念远超于我在申请学校时自述信中写到的坚持，更掺杂着自主招生时没能被分到心仪专业、大学期间没能鼓起勇气坚持转专业的种种遗憾。可正是因为这些遗憾，让我在DNA-RNA-蛋白质的世界里看见生物多样性做着各种重组各种奇奇怪怪的实验以及解剖小动物的同时，伸出一只手抓住弗洛伊德罗杰斯，顺便认识巴甫洛夫和他的狗，用两年时间完成心理学的双学位。而生物背景带给我的那一点点浅薄的知识储备也让我在上生物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临床心理学时产生缓冲，不至于完全傻眼。
每每说起本科专业“生物技术”时，脑子里关于知识的记忆越发遥远。最初申请专业时曾有一念之差：要不就申请生物医药类专业吧——这是个在爱尔兰或者说在大部分欧美国家都较好就业的专业。跟本科导师聊起，老徐严肃地看着我：“一定要选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不然研究生的每一天都是折磨”。
Why Ireland 又是另一个常常被提起的问题。放弃了心尖上的香港，避开华人扎堆的英国，仅仅只是因为18年来这里看了一眼，便筑起了神仙滤镜。最开始申请时跟妈妈仔细盘算了家里的经济状况，拿出多少钱来上学能让家里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并不造成任何负担——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情况来看，在当时对海外留学了解有限的情况下，爱尔兰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如果能重来我会在考虑家里经济的前提下放宽对留学的预算，早半年上语言学校，半天上学半天兼职打工）
3. 在打破滤镜与消磨勇气之间反复横跳
这一年也是爱尔兰在经历lockdown之后重返线下授课的第一年，校园时常被大学生的尖叫欢呼所包围，今天一个校内派对，明天一个演唱会，校园酒吧夜夜狂欢，路过时总有人找你借火。
第一学期7门课+tutorial，令人疲惫无力的同时焦头烂额。生活算不上一团乱麻，但也没有好到哪去，在无数次泄气和自我鼓劲中流转，穿插着阶段性思考人生价值和个人理想。爱尔兰漫长的秋冬和学业上的压力让人本能想逃，可哪里都是四点钟就天黑的冬天。
什么样的状态能恰到好处地被描述为 “逐渐消磨对生活的感知“呢。可能是日复一日对着期末作业倍感煎熬的那段日子；是四点天黑我却全然没有发现光照影响我情绪的一尘不变的冬天；是觉得自己时而安静自得，时而孤立无援。于是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投降，趴在桌子上大哭，给老师发邮件诉苦，David很耐心地回了我一长段，教我什么叫Imposter Syndrome 冒名顶替综合征——认为自己的所有成就不过是运气，而自己只是名不副实地顶替着这些看起来不配的成就。
可我打心眼里觉得，很多都可以用幸运来解释。
高中模考很少上500的小丁同学，只不过幸运地通过高中拿的演讲国奖考上了西大的自主招生——幸亏自己生早了点，再晚一年大学自主招生便不再接收非奥林匹克竞赛的奖项了；只不过幸运地高考过了一本线满足了自主招生的要求，只不过是幸运地，又或者说，没什么难度的，申来了都柏林。
一边哭，一边还试图利用所剩无几的自控力告诉自己“这不是很好的状态”——似乎我自己都不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崩溃。
可能是时间拉得足够长，便忘记了自己努力的影子在哪里。高中的演讲国奖是自己用所有课余时间站在学校走廊一遍遍练出来的；自主招生的一连串笔试面试也是一座人数可观的独木桥；为了提高绩点，重修了63的有机化学，被反应机理绕得云里雾里，在笔记做了一个小本本之后，终于发现“自己也并不是完全对化学免疫”；留学是比考研竞争小，但那些个为雅思奋战为失学焦虑的日子也并非子虚乌有；作为班里唯一一个non-native speaker（非英语母语者）所带来的压力，也似乎让我忘记了自己存在的本身就已经值得期待与赞许。
好像在自己潜意识里，自己能够做到，能够达到的，都不值一提。可疲惫不堪时，正是需要一遍遍回顾着那些不值一提，才有继续往前迈腿的虚弱气力——我也并没有什么牢不可破的自信。
4. 爱尔兰给我的其中一课——看到并接受自己的脆弱性
我有很多你能够想象到的中国学生的坏毛病：只吸收不辩证，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以及，对自己的英语极度焦虑。着迷于英文的表述并不妨碍我对于口语的自我打击——哪怕我的咨询师告诉我“你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没有什么口音的non-native speaker”，我也可以单纯地把它理解为陌生人一句善意的“Your English is very strong”（你英语很好）。在经过漫长的自我建设和实战印证之后，我才终于能够自洽于“我的英语还OK”的说法，减轻并接收自己心中“与native speaker（英语母语者）差距还很大”的焦虑。（这种焦虑本身真得好没有道理噢）
第一学期很惨，但第二学期就会好很多。偶尔还是会因为自己没有全情投入地参与而自责，但进步之处在于，一旦意识到了这种自责，就会转头安慰并说服自己。与此同时也积极地蹭学校的免费心理咨询——对陌生人的自我暴露需要勇气，信任对方并接受其对于自己认知的调整也是勇敢的尝试之一。我在不断调整对于自己“脆弱性”的阈值，在这方面对于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短期咨询告一段落，咨询师的那一句“be nice to yourself”（对自己好一点），赢得眼泪两滴。
偶尔会和爸妈单独视频，我妈总是能聊着聊着撞上我的情绪波动，对着模糊的手机镜头直接哭给她看，听她埋汰我的情绪管理能力不咋地，末了再加上一句文不对题的“就这还是学心理学的吖“。跟我爸视频，我俩总说好听的宽对方的心，互相打趣，然后笑得前俯后仰，情绪波动在关掉视频的后十秒达到峰值，不掉几滴泪都对不起我爸的那一句“我明白你不想回来，只是说好听的宽我的心”。
“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能总想着奔着容易的地方去“，这是我用来回绝我妈试图劝我“找不到工作就尽快回国”的一句话。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容易的地方可以去，很多看似容易的选择背后，仍然存在其他层面的拉扯的代价。
5. 一些21年年底的“其他”
（以下是我在21年年底留下的一些碎片化记录，我尽量不掺杂目前的想法不然22年年终好像就没有可以写的了T.T）
年末让人热衷于年终总结，我迫不及待把米儿的年终发给次娴，也开始对自己的年终敲敲补补。用几天时间写下一整年的思考与变化是再艰巨不过的任务，尤其是在经历了后半年巨大变化后把自己抽离，放置于前半年的记忆中去，然后为那些开心的难过的复杂的倒吸一口气——并没有可以改变什么的机会，只有按部就班一步步去重现。
疏于写作的这半年，数次打开那几篇北京实习日记，一字字读着。我很喜欢当时的写作，在我的20年北京秋冬的记忆一点点变模糊时，那些文字能一下子把我拉走，佯装我还有一些东西触手可及。
我等了好几天也没看到界面的2021女性新闻盘点，直到2021年的最后一天都没有出现。“那今年应该不会有了”。我们总是指望着别人总结，但是翻了半天等了半天也只能找到劳动新闻盘点：“勇气仍在，希望长存”，很积极的题目，希望人也能积极。
2018年，我21岁，使劲浑身解数写一篇推文在妇女节为女性权益发声，文字很幼稚，但我很佩服当时的自己。
2021年，我24岁，我很累，已经不会说话了。
和次娴的视频会面保持在一月一次，我们端着酒对镜头干杯，光是感激二字道不清我对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陪伴的浓厚感情，如果一切情绪都有出口，我很感谢在出口有人张开怀抱迎接，没有人也没关系。或早或晚，我们都会找到同路人的。
我们2022年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