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传播局 | 灾难报道中，媒体用“心灵鸡汤”掩盖新闻生产能力的不足

文/黄月琴（华中师大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心灵鸡汤”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文体。在中国，“心灵鸡汤”有受欢迎的独特社会心理基础，即它是中医原理的隐喻。“心灵鸡汤”的“配方”，是那些具有哲理的语录，励志的小故事，幽默卖萌的段子，加上绵密的煽情和抒情文风，字里行间充满了道德的自我感动。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心灵鸡汤”保持着迅猛的传播势头。不仅个人，各类企业和公关组织，还包括党政机关和新闻媒体，也纷纷加入制造“心灵鸡汤”的行列，成为在社交网络播撒情感博取注意的重要主体，“鸡汤化”成为各大传媒社交网络实践的主要特征。这种长于抒情感慨、拙于剖析梳理、乏于事实呈现的“鸡汤”风格，被称作新型“晚安体八股”。如遇突发事件或灾难事故，传媒“心灵鸡汤”和煽情报道更是密集生产，“感动”模式几近成为灾难新闻报道的“现象级”范式，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和争议。

新闻传媒是现代性的产物，而理性是现代性的基础。在现代性启蒙视野中，不能以理性来阐明的经验、愿望和情感体验，基本被归为前现代（传统）的精神残余物，应退出公共领域，留给个人去抉择和安置，否则，公共精神就可能会陷入迷信和狂热，公共政治就可能走上危险的歧途。新闻业自西方产生以来，历经煽情新闻和黄色新闻的歧路，最终确立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准则，即要求新闻媒体客观、中立、平衡和全面报道，排除情感和个人意见的掺杂。即使是面对灾难，公共传媒也应冷静叙事，立足于事实和公共理性，这已经成为一种专业常识。而社交网络时代传媒“心灵鸡汤”的大量出现无疑对这一专业常识构成了挑战。

本文以新闻传媒在社交网络实践中所生产的“心灵鸡汤”及其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灾难事件中传媒“心灵鸡汤”的产制逻辑、社会基础、情感规则和权力关系，以及由此激发的公众抗争性文化实践。

一、灾难叙事、国家与“灾难美学”

长期以来，灾难被视为外在于人类社会的、由外在因素造成的外源性事件，而不是社会内部本身的问题。2001年，克雷普斯对灾难提出新的定义：“灾难是在社会内或较大社会子系统内（比如地区或者社区）发生的非常态事件，这些事件来自于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受到损害和干扰的综合作用”。这一定义强调灾难是社会内部发生的非常态事件，而非外在于社会的现象。灾难多由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现象引起，但其根源却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灾难的发生、定义、解释以及控制具有社会性。因此，灾难是一个被建构和被诠释的过程，不单单关涉到一个群体切身承受的苦难，而且发展成为与其他社群相连接的公共话题。在这公共话语交织的场域，国家的强势出场往往主导着话语的范围、标准和性质，灾难叙事因而深深烙印着国家的权力轨迹。

灾难叙事不是一个独立的叙事系统，而是国家叙事的一环。国家对灾难叙事的起点是救助和秩序。因此由国家主导的灾难叙事侧重点在于重建社会秩序，即控制灾难带来的特殊秩序，并连接日常秩序。学者肖力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特殊秩序与日常秩序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和自动接轨的，那么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力量的展示和地位的强化。中国偏向将灾难定义为“已发生”的外源性事件，常常构建出“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侧重于对单次灾难的处理、控制与善后，倚重于国家和政府的出场，进行紧急社会动员，从而派生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多难兴邦”的情感与话语模式，而不是普遍预防与制度性应对的理性主义叙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往往构建并强力主导着灾难叙事，灾难成为不断构建与巩固国家和政府权力的因素。

中国特定的国家-社会结构和数千年灾荒史造成社会对于政府和领袖的心理期待很高。在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政府和政治文化对灾难的界定尴尬地存在于宣传上的乐观主义与实际的灾难管理能力缺乏之间的落差。这落差需要宣传性媒体来修饰、遮蔽和诠释。在改革以来，面对灾难，现代国家展现出的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和宣传管控能力已经深深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并持续形塑和强化国家形象，成为国家合法性的一环。

国家对灾难叙事的主导是通过对灾难的仪式化建构完成的，而媒体报道是仪式化建构最有力的实现形式和最方便的表现形式。灾难发生的地点以及灾难发生之前与之后的时间可以被视为一个场域，它不仅为国家及其组织提供特定的话语空间，而且还可以成为政治资源为国家及其组织所利用。在这个话语空间里，权力与传媒之间的共谋将直接对灾难的社会记忆产生影响。在媒体对灾难的仪式化建构中，情感的唤起与规驯是微小而又重要的机制。媒体通过追忆惨状的发生和缅怀受难者，以及对奋不顾身的英雄气质的歌颂，唤起凝聚力和团结感的产生，这种情感的共享，可以带来一种神圣感和升华感，有助于强化政治、文化或者社会认同。在媒体所建构的仪式性符号空间中，通过共同参与，共享某种文本或者符号，人们容易卷入群情振奋的情感漩涡之中，灾难所带来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以及灾难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感，为培植“众志成城”的悲壮情绪提供了可能空间，从而催生集体意识。仪式激起情感，而不是催生思想和资讯，在治理术的意义上，仪式比思想更有效。持续的仪式性表达和情感规驯对于稳固国家认同和政府形象行之有效。在这种仪式性建构和“鸡汤化”情感表达中，媒体引导公众将灾难客体化，并且作用于政府形象宣传时，就会寻求一种美学对应，形成“灾难美学”。

二、“心灵鸡汤”与国家修辞：灾难报道的情感编码

灾难事件的发生是“心灵鸡汤”生产的热点时刻。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媒体的灾难新闻生产呈现出感动模式和问责模式的分野，在具体的事件场景中，二者还形成竞争和博弈关系。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迁，在“多难兴邦”话语和维稳体制的保驾护航下，“感动模式”已逐渐占据主导位置，并固化为“悲情”和“英雄”两种叙事策略。

2014年3月的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中，灾难新闻叙事的“感动模式”发展到高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在信息混乱、新闻资源贫乏的情况下在各自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大量鸡汤文字，用悲情化的语言制造催人泪下的“鸡汤文”。据新浪微博账户@社会网络与数据挖掘发布的统计，从3月8日至3月10日，@人民日报针对马航事件发布的数百条微博中，共有36次“祈祷”，在行文中使用100多次感叹号。

马航失联事件发生后的头十几个小时，中国媒体被裹挟进真假信息的洪流之中，事实掌握不足、新闻生产捉襟见肘，深感窘迫。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及马航客机失联称感到“揪心”，国家领导对此事件也做了批示，在政治感召和报道压力下，各大媒体开始跳出事实的框架，以更加情绪化和感性的方式建构这一议题。钱江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在头版使用“MH370，你在哪里？”的大字标题，京华时报借用海子的诗歌，在头版声泪俱下地说“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在社交网络中，人民日报、央视等各个媒体账号用更加煽情的方式生产内容。人民日报官微借用一个名为“航空管制锐Ray-ATC”的新浪微博博主的发帖，创造出“接机”话语模式，发布一幅“MH370，全中国都准备接机”祈福图，戳中人们泪点，情感的浪潮在官微召唤下奔涌而来，人们运用虚拟的“点蜡烛”、“祈祷”“流泪”的表情符号加以应和，大量转发和评论。接下来的几天，每隔数小时，每天的清晨和夜晚12点前，人民日报都会发布鸡汤文，并很快发展出一种新文本模式，即所谓“九连张”模式（由九张精美但并无实质信息内容的小图片拼合而成一张大图，配以一段悲情文字加以发布）。新华社、央视等其它媒体也毫不示弱，纷纷加入这一话语模式的生产，有关马航事件的新闻报道即转变成一场强煽情弱信息含量的“审美化表达”和“精致的符号美学”，与国外媒体对这一事件的事实挖掘性报道形成显著差异。

（一）“鸡汤”文本的情感语法

灾难报道中媒体鸡汤文本具有某些语用规律性和模式化特征，分析这些文本的句式和结构，可以辨识出如下一些语法：

1。直接以第一人称对第二人称说话，运用喊话式或对话式句式：“我们”对“你”、“我们”对“你们”，制造一种亲密的、无社会距离的、家国一体的表意方式。

2。集合概念和全称概念多，如：“我们”“你们”“他们”“同胞”“中国人”“亲人”“所有人”。这样的集合概念和全称命题暗含着群体动力学的心理基础，将情感的个体性、私人性和差异性悄然隐去，转化为集体性的公共情感，从而形成一种宏大叙事，生成情感动员的基础。

3。使用强烈的祈使句、排比句句式，频繁使用语气助词、感叹号，甚至连用两个至三个感叹号，煽情色彩浓烈。

4。用“祈祷”“祈福”这样的宗教性话语，开头框定“话题”，末尾“点燃蜡烛”是句法定式。通过这种语言句式，媒体制造一种祷告仪式空间。通过这种煽情的句式和语法，国家媒体俨然成为公众情感的代理人，以类似牧师或者心灵导师般的身份，来传递集体主义的情感和关爱。在国家主义和集体修辞的包装下，以“家-国互释”为编码框架，媒体生产出大量辞藻华丽、感情澎湃的“鸡汤”文本。

（二）“鸡汤”文本的权力编码规则

鸡汤文本的情感是被刻意或者集体无意识地编码的，具有一定的情感规则，它连接和派生于主流媒体的社会权力关系、话语优势位置和现实目的。

编码规则之一是媒体的权力层级与情感的宏大程度成正比，权力层级越高，情感基调越宏大，国家主义色彩越强。中央级媒体是“国家级权威+国家级心理按摩”，地方媒体的情感指向多针对小人物、平民和普通人，以感悟的、治愈性的、安慰的甚至是调侃的情感类型居多。而国家级媒体有更多励志话语和国家话语，更多催人向上的情感和宏大叙事，立意更加高调。

编码规则之二是不同权力位置的媒体在情感编码链条之中的位置不同，国家级别媒体是“鸡汤”的主要生产者，而地方性媒体或类型化媒体多转载中央媒体的高调话语，生成“主导-跟随”或“主导-依附”的话语链条。

编码规则之三是情感基调的生产随着事态和情境的发展而动态调整。例如在马航失联事件的初期（3月8月至9日），鸡汤文主要内容是对亲属的安慰和鼓励，表现为一种私人性的情感话语，感情基调是悲情的、温暖的、充满期盼的。而随着家属淡出媒体关注的焦点，海上搜索成为新闻焦点，中国派出海军舰队参加搜救行动，媒体的情感基调发生了国家转向，鸡汤文本的“九宫格”照片不再是空荡荡的天空、忧伤的海洋或充满温情的星星、月亮，而是闪烁着金属光辉的扬帆远航的船舰和调整轨道中的通信卫星，媒体鸡汤文的情感基调随之变得昂扬、高远而充满希望，图文色彩也随之明亮，国家主义取代个体情感创伤，成为鸡汤文本的核心意义。即使在网民压倒性的批评声浪中，它们也显得“坚不可摧”和无可辩驳，占据着社会情感表达的优势位置。

三、“心灵鸡汤”的情感动员与网络规驯

媒体在社交空间制造和传播“心灵鸡汤”，带有管理新型社会空间的规驯性质。在情感的话语实践中，权力关系随之嵌入其中。情感动员是我国媒体组织在社会危机时刻的惯常反应，也是一种路径依赖。它根植于党的宣传工作在革命历史时期所积累的情感动员经验，也来源于过去几十年的激进政治话语和群众工作路线的延续。这种新闻抒情传统早期主要以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的形式体现，时至今日，中国官方媒体的抒情腔调已形成以央视、《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抒情和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抒情潮流，经由紧密的“家-党-国”稳定结构，形成互释关系，俱成一体。遇到灾难等突发状况，媒体已经形成一套“后方悲情、前方凯歌”式的报道模式，并垄断社会情绪的表达，达到思想动员和“社会团结”。

情感动员是媒体所熟悉和惯常运用的话语运作技术。灾难事故往往引发公众问责，继而引发怨恨、不满和愤怒，从舆情治理的角度，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政府形象。将公众感情引向悲情、感动，形成和谐的干群关系和社会氛围，有利于政府开展工作，因此，情感的引导和规驯越来越成为媒体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一环。无论是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东方之星”沉船事故，还是天津塘沽化工爆炸，悲情加感动的美学叙事遮盖了“丑陋”的问责。新闻和情感混合搅拌，共生互补，建构着国民的现实感和道德秩序，并源源不断地生产集体意识、家国情怀与民族荣誉感。这种符号性运作沉淀为一套国家修辞和灾难美学，固定为中国媒体的道德语法，常常集体无意识地运作。

在社交网络空间，特别是微博这样的广场式社交空间，是去中心和去权威的无限生长的网状结构，依靠用户关系链条和信息自身结构而生成和壮大。在此空间，信息垄断权力被削弱了，公众被技术赋予质疑公权力和个人表达的机会和可能性，政治权力必须在新型空间重新证明其正当性和彰显自己的价值。在话语规则和约束性传播伦理没有确立之前，大众媒体的社交网络活动实际上处于一种实验状态和试错阶段。大众媒体在此新型空间常将公共叙事收缩为个体叙事和故事表达，通过源源不断生产“鸡汤”式新闻，收编个体苦难并遮蔽不满，消解质疑和怨愤。媒体刻意选取事实并进行象征符号的生产，将受难者摹写为“英雄”，在情感的宣泄中加以集体升华，转化为团结一致的意识和力量，在道德的集体感动中，激发行动意义上的奉献和积极参与。通过这样的情感规驯，媒体“心灵鸡汤”完成了一个关于灾难的情感动员的闭环。伴随着网民的点赞、点蜡烛、祈祷、转发和评论等微小情感机制的运转，灾难事件中的冲突和权力关系被隐匿和润滑化了。当心灵鸡汤成为自然化了的操作常规，网络空间的“和谐”就转换为权力目标和话语规则，在集体点赞的道德优越感面前，“问责”、不满和愤怒成为负面情绪和不和谐“噪音”，意识形态就以“常识”的面目悄然成为空间规驯和网络宰制的力量。

四、“反鸡汤”行动：网络反叛与文化抵抗

在社交网络中，针对“心灵鸡汤”的泛滥而出现的“反鸡汤行动”由来已久。网络行动者采取了多种策略，抵抗“心灵鸡汤”的浇灌，包括成立小组，发动网友共同评选“鸡汤”账号，挑选行动目标，发起反鸡汤话题，编写反鸡汤段子，组织学者和大V传播反鸡汤的科学知识以及揭露各类事实真相等等。他们的目的是要厘清问题、揭开鸡汤背后温情脉脉的利益面纱以及背后的权力操控。“反鸡汤”行动对于推进网络空间的理性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平衡。

灾难事件中的“反鸡汤”行动常常表现为激烈的社会批评。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齐鲁晚报》6月6日26版刊登了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诗歌《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其中“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荧幕，看奥运，同欢呼……”这样的句子激起公众强烈的反感，网络空间掀起了一股“反心灵鸡汤”浪潮。在2014年马航事件中，专业媒体人、文化评论人及公共知识分子对媒体鸡汤又一次发起了猛烈批判。除了“中国媒体有三宝：转发，滴蜡和祈祷”这样的嘲笑外，他们还追问“当他们祈祷时，他们在向谁祈祷”。人们批评人民日报官微以“少女范、琼瑶腔、小清新”来应对灾难，是“媚俗”表现。资深媒体人石扉客（笔名）发微博直接批评媒体弱智：“当48小时过去了，事件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迁，人们从媒体欲求的不再是最初的情感共鸣，而是寻求更多的解读和资讯，以缓解信息饥渴。这个语境中，再发‘心灵鸡汤’，是‘反射弧’过长的弱智表现。”

如果说“心灵鸡汤”的弊端是消解大众媒体的公共性和专业性，灾难报道中的“心灵鸡汤”为害更甚，因为它们模糊新闻焦点，阻碍公共问责，甚至包庇罪责。灾难事件发生后，人们悼念和祈福罹难者和受害者，这是根植于人性中纯朴的善，发乎天性的怜悯和“共情”能力，是一种生物本能，它不需要人为去宣导、蛊惑、煽动。人类的理性和文明并非体现在这种生物性的善，而是理性的反思能力，即追求公共理性的善。当灾祸发生时，去追问“灾难或灾祸为什么会发生”“如何避免类似的灾难或灾祸再次发生”才是公共理性的表现。担当社会责任的公共媒体的重心不应是抒发对罹难者的悼念和对受害者的祈福，也不是引导公众集体抒情，而应当致力于探求和寻找真相。

如果说马航失联事件中，由于无法提供确定事实，媒体只能大量炮制鸡汤文字，那么到2015年8月天津塘沽大爆炸时，《天津日报》等媒体生产长篇累牍的“感动”式报道，已不是掩盖信息贫乏，而是掩盖事实真相，将公共问责导向集体感动。这一次，公众的不满已经不止于言语讥讽，而是直接行动起来，通过自媒体手段传递消息和图片。市场与专业导向媒体以及新媒体记者突破封锁和压制，进入新闻现场，发现真相和查找责任人。与此同时，公众也展开反鸡汤的话语行动，在众多的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微博、QQ群上，传播着各种反鸡汤文，人们声称拒绝“感动”，要求问责。在这次灾难事故中，“感动”模式与“问责”模式激烈竞争，媒体“鸡汤”再难以轻易达到催眠公众的目的。

五、讨　论

情感是感性的，私人化的，但情感的表达具有社会性，因此与权力关系实践相关。肯珀（Kemper）和霍赫切尔德（Hochschild）等社会学家指出，情感表达有其社会规则，表现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决定了什么主体位置的人可以表达或需要压制什么样的情感。由于权力通常是隐而不显的，由权力所主导的情感表达也就成为隐蔽的自然化了的话语规则和常识，被编织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环。权力的成功与它掩盖自身机制的能力成正比。

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下，灾难的发生强化集体意识和危机意识，社会心理陷入一种不确定性和恐慌之中。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慌暂时切断制度理性和个体权利意识，情感的宣泄和国家的出场主宰了灾难叙事的旋律。悲情的诗歌、含着热泪的吟唱成为媒体仪式与集体催眠术，形象宣示和政治推销长驱直入。它迫使个人“管理”他们的情感，根据场合的需要，隐藏或者表达甚至刻意制造喜怒哀乐，这种情感文化的工具理性，导致情感的异化和政治化。

传媒将灾难事件或议题符号化和框架化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传媒长期的意识形态效果，就是葛兰西等人说的制造社会同意基础，从而建立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总是在它的范围之内规范所有相互抵触的对于世界的解释和想象，它提供思想与行动的视野，并试图管理情感和规驯心灵。不过，文化霸权必须通过具体情境的考察来确立，它是一种流动的“动态的平衡”，常常面临从属者的抵抗、反叛和协商。

媒体“鸡汤”与“反鸡汤”行动的角力中，一场网络空间的规驯与反规驯角力也在此展开。福柯认为，社会空间是权力实施的场所。社交媒体空间是新型的权力运作空间，也是权力争夺的空间。社会化媒体平台一方面征用并复制了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逻辑，另一方面又重构社会关系，在新的空间意义上发现、激活并搭建新的关系网络和情感连带。中国互联网上的话语行为充满了反叛的情感能量。社会学者翟学伟发现：对西方人际交往而言，互联网是一种现实交往的放大和延伸，但对中国人际交往而言，它是对现实交往模式的反动，即因为面子、礼节和权威等压迫所带来的释放。因此，越是官方的，越是“权威”的，就越可能成为反叛的对象。正因如此，尽管媒体“鸡汤文”复制和征用了现实世界的道德语法和情感规则，却不能获得预期的情感管理效果。在灾难情境中，官方媒体的“心灵鸡汤”成为公众对媒体长期压抑的怨愤情绪的宣泄口和火力点，公众情绪的背面，是对媒体长期以来集体情感灌输、虚假道德教化的心理反叛。当灾难发生时，公众最需要的不是抒情而是报道真相。反对“心灵鸡汤”，是反抗集体情感表达中隐藏的权力“木马”，在其背后，是更具理性精神和公共意识的新型公众在网络空间的培育和崛起。

来源及版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5期

新闻叙事里那些不应被忽略的战争隐喻

野兽按：自媒公民写作是官媒臣民写作的制衡。

作者：伯罗奔尼撒

来源：1号档案馆（微信公号）

时间：2020年2月14日

“词语有如挂钩，能固定我们的思想观念”——亨利·沃德·比彻

这些天，在许多媒体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新闻题目：“四个方面同向发力，打赢疫情防控的总体战”、 “冲锋，义无反顾！” “大理征用事件：防疫阻击战，决不能各自为战”“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冲锋”“人民战争”等等战争术语，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

针对这一现象，人们似乎还没有进行过较多的分析和讨论。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阅读新闻报道时，往往会更关注新闻事件本身，而忽视这些战争术语。或者说，人们已经司空见惯。

但是，战争术语的大量出现，其实是新闻叙事中战争隐喻泛化的一种表现。这是应该引起人们加以注意的。

原因在于，战争隐喻在新闻叙事中的泛化，事实上会使人们习惯于以一种敌我意识十分明确的战争思维，去错误地认知和理解非战争领域的社会现象或问题。比如说，将原本的灾难看成一场战争，而非悲剧。认为结局只有胜败，而没有胜败之外的其它选项。

一、战争隐喻是什么？

战争隐喻，是指以真实的战争，类比非战争行为或事件。

作为一种在新闻叙事上出现的话语现象，战争隐喻则是指以战争术语，描写各类非战争领域的新闻事件，赋予其以强烈的对抗性、紧迫性和修辞认知张力。

“四个方面同向发力，打赢疫情防控的总体战”、 “冲锋，义无反顾！” “大理征用事件：防疫阻击战，决不能各自为战”“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这些话语，其实就是战争隐喻的典型代表。

这一类战争隐喻，当然不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出现，也不只是今天才出现。只要认真观察国内媒体的新闻报道，人们不难发现，战争隐喻，在新闻叙事中被广泛地运用着。政府工作、经济活动、体育比赛、医疗等等领域，都能看到，例如：

（1）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疫情防控阻击战（常德日报，2020/02/11）

（2） 中国经济战“疫”录：经济保卫战全面打响 (中国新闻网2020/02/12)

（3） 疫情如何影响中国军团备战奥运（环球网 2020/02/12）

（4） 贵州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誓师大会引起党员干部强烈反响（新华网 2020-02-11）

（5） 在疫情炮火中“诞生” 泰康同济（武汉）医院谱写英雄赞歌（中国网医疗频道 2020/02/08）

如果我们往回看三十年，那些我们所经历过的重要事件，比如说1998年的大洪灾，2003年的非典，以及2008年的汶川地震，国内媒体相关报道的新闻叙事，实际上也都运用了大量的战争隐喻。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战争隐喻何以会在新闻叙事中泛化？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杨洋和董方峰，在《当代中国媒体话语中的战争隐喻现象研究》一文中，对战争隐喻泛化这一现象有进行过分析。他们认为，在当代中国话语中，战争隐喻泛化的原因有以下三点：认知动因、修辞动因、历史文化动因。

第一，认知动因。乔治·考莱夫和马克·约翰逊，是美国的两位语言学家，两人合著过《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这本书被认为是认知语言学隐喻系统研究的开始。在书中，他们指出，隐喻不仅仅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同时也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它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老师，则在《论隐喻》一文中进一步指出，隐喻就是借用在语言层面上成形的经验，对未成形的经验作系统描述。通过隐喻，某些尚未定型的经验，借助已经成形的经验得到组织和表达。

对于许多人而言，战争是一个我们从小就十分熟悉的对象。比如各种抗日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还有许多唱红歌比赛，以及在学校所学的课本，乃至我们的国歌，其中就有着许多战争的话语。因此，新闻叙事运用战争隐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能让人更快速地认知某些暂时不太了解的新闻事件。

第二，修辞动因。战争所特有的紧急性质，决定了战争术语必须是精准和简洁的，而不能像现在的政府通告那样空洞冗长。另外，新闻叙事语言的相对匮乏，也会促使人们通过词义泛化，来实现语言一定的动态平衡。因此，新闻叙事借用战争术语，既符合其对简洁度的要求，也有助于丰富其语言形式。

第三，历史文化动因。建国初期的领导人，多是军旅出身，习惯于用战争术语部署和平时期的各项工作。而随着大量军队干部和军人转入地方工作，军事用语也随之被带到了地方工作的“各条战线”。在近几十年来的历次抢险救灾中，军人往往也被命令参加，成为主要救援力量。这些因素，都促成了战争隐喻在新闻叙事中的泛化。

三、战争隐喻泛化，会产生哪些影响？

战争隐喻作为一种话语模式，其在新闻叙事中的泛化，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积极方面的影响有：1、便于人们认知新事物；2、满足新闻叙事对语言简洁的要求；3、能将人们共同置于一种紧张的境地，以便齐心协力应对困难。

但是，它也会使人们习惯于以一种敌我意识极为明确的战争思维，去理解非战争领域的社会现象或问题。

比如说，在各地的防疫宣传标语中，也能看到“湖北回来的都是定时炸弹”“今年过年不串门，来串门的是敌人，敌人来了不开门” “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这一类的标语。

人们制作这些标语的初衷虽然是好的，但实际上是一种战争思维在起作用。来串门的就一定是敌人吗？就不能是有急事的人？发烧不说，就一定是阶级敌人，而不是另有隐情？比如说，或是因为恐惧？或是因为担心被隔离而无法照顾家人之类？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就是一种强制性的行动，让敌人屈从，并为我们的意志服务。战争思维的要点，其实就是明确划分敌我意识，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敌人。就像毛泽东曾经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但是，这些新闻叙事所陈述的对象，大多并非真实的战争，也不是革命。这些对象，可能只是一项政府工作或经济活动，一次体育竞技比赛或社会公共卫生事件，但战争所特有的那种生死对立的敌我意识，它们其实并不具备，最多只能说它们是有一定限度内的对抗性或紧迫性。

因此，杨洋和董方峰两位作者指出：“当人们无意识中将战争话语作为动员武器时，战争思维就往往构成行为指导框架，使人们把他们的工作视作真正的战争，其终极目的就是采取任何手段消灭虚拟的敌人”，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战争隐喻客观上会遮蔽思维，阻碍人们接近事物真相，并放大对抗性，在行为上可能导向不必要的暴力”。

习惯于用战争思维去理解事物的人，也往往会将历史上的每一次灾难，都视作战争，并认为结局只有胜利和失败两个选择。而只要没有被“打垮”，就是胜利：

但他们从不会去想：灾难就是灾难，每一次灾难都是悲剧，没有真正的胜利。

四、我们可以做什么？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新闻媒体控制着社会话语权。当新闻媒体开始选择一种特定话语模式进行新闻叙事时，人们也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就接受了这种话语模式所承载的思维模式，并运用其去认知新闻事件。 

因此，当我们在看新闻报道时，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对新闻叙事的语言保持高度的敏感。不管是哪一家新闻媒体，对其在新闻叙事中所运用的话语，尤其是战争隐喻，都应该时刻保持一种警惕，思考其背后所潜藏的思维模式究竟是什么。

第二，多渠道搜集信息对比新闻报道。新闻是建构出来的，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媒体的新闻叙事中，会呈现不同的形态，有时甚至会截然相反。因此，长期只接收同一类新闻源，可能使你只会用一种思维模式去理解世界。比如说，你十年如一日地只看《环球时报》，那你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很可能也就“美帝亡我之心始终不死”的境界。

第三，关心他人的遭遇，始终保持一份同情的理解。不要热衷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样毫无根据的话语，而应尽可能设身处地的去理解那些有着不幸遭遇的人。这不是政治正确，而是因为你我这样的人，大多数也只是被时代所玩弄的普通人。

就像作家方方所说的那样：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许知远：灾难、遗忘与不朽

野兽按：因为这条豆邮，重新翻出了当时许知远2008年写的关于四川地震的的这篇评论，再读，发现历久弥新。分享给诸位同仁。

2008-11-23 17:03

野兽爱智慧，你好，

你发表的 《许知远：灾难、遗忘与不朽》 由于含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管理规定的内容，现已被移除，系统已将原文发往你的登录邮箱（未设置邮箱将无法发送）。

如你的发言近期多次被网站管理员删除，你的帐号可能受到处罚（禁言、封禁等）。

为确保帐号的正常使用，维护网站良好氛围，请遵守《社区指导原则》https://douc.cc/10goze，谢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如有疑问，可发邮件至 help@douban.com 咨询。

——系统邮件中心

许知远：灾难、遗忘与不朽|旧闻记者

2008年05月18日 星期日 于 12:38:27 · 许知远 发表在: 杂感随谈

一

那是1935年吧。希腊诗人尼可斯·卡赞扎斯基正在中国旅行。在北平城的一座四合院里，在为一位90岁的老太太祝寿的锣鼓声中，他和一位中国老外交官进行了一番谈话，后者曾是驻法国大使，“讲一口古怪的法语”。

“您们不害怕吗？”远道而来的诗人问退休的外交官，因为一些日本人正试图从满洲进入华北，而共产党也在向北。

“共产主义年轻。日本年轻。中国是不朽的”，老人微微一笑，在沉默一下之后接着说，“您知道吗，在大象身上有许多皱，里面集满了寄生虫。许多鸟飞来，落在大象身上，啄食寄生虫，为大象清理身体。中国是大象。”

“难道您不怕中国的其他敌人吗？更大的，比方说，鬼，水灾？前几年，长江泛滥，淹死了3千万人。”

老者继续保持着他的微笑，耸一耸肩：“3千万算什么？中国是不朽的。”

我是在那本《中国纪行》的小书中阅读到这个片段，它是如此鲜明的印在我的记忆中（虽然我不相信那3千万的数字，它可能是一个旅行者的道听途说）。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曾迎来很多著名、或者日后将很著名的访问者。从罗素、毛姆到W·H·奥登与海明威，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灰色城墙、画着油彩的戏剧脸谱、园林、屏风、淳朴的农民或许还有裹小脚的女人所吸引……

对于其中一些刚刚经历过第一世界大战的访问者来说，欧洲国家间相互残杀令人厌倦和绝望，而中国或许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新可能——他们没有欧洲的竞争与残酷，有的是西湖边轿夫的微笑。而对于在30年代到来的更年轻的旅行者来说，他们愿意目睹的则是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生，这个国家饱受饥荒、殖民者、内战、自然灾害的侵袭，但是它正准备在洗礼中获得重生。

在阅读《红星照耀中国》时，我几乎可以感受得到埃德加·斯诺最终抵达延安时的喜悦，沿途他看到了那么多尸体、饥饿与哀嚎的人群、官吏的腐败……中国共产党则代表着崭新的生命，能够将这个国家的从混乱与溃烂中解救出来。

灾难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所以，当卡赞扎斯基来到中国时，他发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总被看不见的力量所左右，人们害怕乌鸦、狐狸及特别的日子；人们用喧嚣的音乐、吵闹和吃喝，来庆祝死亡；用沉浸在一个又一个戏剧，来逃避现实……而这个国家依靠着她的迟缓、辽阔、人口众多，还有在瓦砾中欢笑、煮食、生育子女的生命力，来渡过与吞噬一次次灾难。有时候，仅仅因为更大的灾难到来，人们就忘记甚至制造了另一次灾难。斯诺目睹着陕西的饥荒，但日本人到来更为恐怖，于是两年后，国民党政府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堤坝……

二

卡赞扎斯基的中国已离我远去了，那个让斯诺抱有强烈同情与期待的组织已经领导了中国将近60年。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人就受困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它不能应对农民起义，它不能驱逐外国的入侵和羞辱、也同样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前不知所措。

在从1899年—1901年的陕西那场不断出现“人肉体相食”的大饥荒中，受灾地方不可能从北京获取任何支持，因为慈禧太后在1900年8月15日那天仓惶出逃——她一开始支持的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到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就像沃尔特·李普曼对大多数落后地区所做的形容——“人们渴望被统治”。这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以个人之力、家庭之力，来对抗时代的震荡。

1949年后的中央政权足够强大，它可以团结人们建设工厂、研制原子弹、修建水库……但是，它制造的灾难甚至不比它带来的建设少。在面对1959—1961年的自然灾害时，大批被饿死的人要归咎于政治决策的失误；1976年的唐山地震，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能调动各种资源，却因为资讯的不畅、官僚主义的作风、封闭的心态，而使死亡数字达到了不该抵达的高度……

我隐隐意识到提及这些令人反感。在电视画面上，报纸版面上、互联网页面上是那些场景：担架上的死伤者、废墟与瓦砾、大批的解放军、排队的捐助者，还有忧心忡忡的总理……滚动的字幕不断提示着最新的悲剧和进展。

在这些不断更新的文字的左侧，是空中拍摄的汶川县城的照片，之前是一个被压在混凝土中的一个少年的脸庞。自从5月12日以来，这场地震的震中的汶川县一切似乎都在黑暗中，通讯与交通的中断，使它变成了地图上一个盲点。

三

像对待新闻事件一样，这场地震带给我的冲击是缓慢到来的。5月12日下午，我坐在北京的一幢楼房里，经历过短暂的晕眩，事后才知这是地震，而它的源头来自四川省的汶川县。但我尚未意识到它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接着，消息开始四面八方传来。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开始出现了，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学生们的消息不断出现，死亡的人数从几千名上升到1万2千名……而且，一个我去年的旅行经过的地方也成为重灾区。

我再次听到了北川这个名字。我记得去年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和朋友顺着一条窄窄的山道向上。山腰之中的石纽村，据说正是大禹的故乡。这是8月末的四川的北川县，除去大禹，此地还以羌族与汉族人的争斗史著称。但现在，除去房屋外墙上的图案，羌族的痕迹基本消失了。

对于那个湿漉漉的、设计呆滞的大禹纪念馆，我没有太多印象。到是记住了山间村落的静谧，阵阵香气从放满了菜与辣椒的油锅里飘出，小孩子正在石板小路上奔跑。还有山间的那条河流，因裹着沙石而变成了白灰色的，和山谷里的腾腾雾气，拼凑出一幅神秘图像。

而现在，我印象中那个安静的新县城六成以上建筑物垮塌了，而老县城的更多。很多人仍被压在建筑物之下，1000名中学生正在北川中学的那七层的主教学楼里上课，除个别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废墟下……

我接到了好几个年轻朋友的电话。他们说自己被电视画面里的惨状和人们齐心救灾的场景弄得既伤心又感动，他们在反思为何自己之前为何对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少的感情。

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我内心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当事情出现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甚至偶尔，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立刻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决心，或是那种“爱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太善于重复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太容易被自己感动……我记得4个月前的雪灾，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后呢？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关爱与责任，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也没有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因为24小时的新闻台、互联网和每个城市的报纸，中国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国家情绪。于是，一种新的传播与表达模式形成了。灾难到来了，它迅速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公众压力，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通过这些态度的表达过程，人们认为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有成为娱乐新闻的倾向。即使，那些严肃的情感，也经常被消解。

当处于灾难之中时，人们认为应该“团结一致”，不应该对政府的反应做出质疑，而当灾难结束时，人们则又忘记去质疑，很有可能，一个新的兴奋点再次出现，人们又再加入表态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短暂的年代。《扬子晚报》的那篇评论的标题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绪：请把镜头对准灾民请把反思放在抗灾之后。但是，我相信，之后，我们很难再反思。要么，你看看关于2月雪灾，关于3月的西藏，关于4月的火炬传递和民族主义，我们做出了何种反思？

四

但是该反思什么呢？去煞有介事的批评政府的效率，去责问为什么见到一所所学校倒塌、却没听到一所政府大楼倒塌的消息，去追问为何在现代通讯如此发达的岁月，汶川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成为盲点……关于整个事件，我们所知的信息太少了，以至于想要批评都无从下手。

或是去反思公众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热情吗？滥情的背后，经常是情感的空洞。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世界各地的灾难场面、惊恐的面孔，都通过电视屏幕和报纸展现在你眼前时，情感上的某种迟钝与麻木经常是被迫的选择。如果你是个真诚的、如此易被感动的人，那么你简直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在这场地震之前，不正是缅甸的规模更巨大的灾难吗？

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在一场场考验面前，培养出成熟的内心与理智。现代社会是复杂的，它需要强大专业分工和快速的反应能力，每个部分都应该提供其各自的责任，一名抢险人员对地震知识的了解，可以直接影响到几条生命，而一名高级官员的判断，则可能影响更多的生命。那么，信息的流畅、多种声音的并存，是防止错误决策的最佳方式。但我们要承认，这个政府正在陷入某种僵化，它的统治能力因为组织内理想主义色彩的消退，而变得日益迟缓和唯利是图，他们或许在发展经济、卖出土地方面显现出惊人的高效，但在维护公共利益上面，则经常是迟缓和漠不关心的。以至于任何一桩重大事件，只有来自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坐镇，才可能驱动变化。

同时，即使一个政府再强大，它也无法承担所有救灾任务。一个健康、强大的民间社会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1899—1901年的陕西的饥荒中，是江浙一带的士绅阶层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组织救灾。但此刻，这个强大的政府限制了所有的民间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减少对现政权的挑战，但也将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即使再强大的政权、再有为的官员，能做的事也是少数。

最后一点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内心的，关于我们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征。我不是在要求人们冷漠，而是相信，毫无节制的抒情，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容易稀释掉我们的情感浓度，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的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每个人的一生、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一刻起就已开始，他/她注定走向死亡。但是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给予了人生的厚度与丰沛。我们赞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或是孟子所说的“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因为他们在不可逆转的环境中，仍保持了镇定和勇气，这种镇定与勇敢赋予了人类以尊严，提供了人生活的意义。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这种深沉使得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并可能上升到良知。

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并没有因为5月12日的地震发生改变。那些所有的问题仍是问题，政府依旧是个傲慢的政府，而我们社会依旧被一种功利、自私、冷漠所包围，我们仍面临的深刻的环境、腐败问题，每个人仍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抱有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这些问题可能因为突然到来的巨大悲情而暂时被遗忘，但是它们并没有自动消失。但是，这因巨大灾难所带来的同情与能量，如果被妥善处理，或引向正常的道路上，引发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变革。汶川地震带来了死亡、鲜血、眼泪与绝望，也唤醒了人们的同情心与良知——很多时刻，人们内心最温暖与光辉不正在逆境时刻爆发出来了吗？

但是，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那个插曲。遗忘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我无法期待它在此刻改变，但至少，我期望我们可能想得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