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的红旗漫卷 何以难过台海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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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抗美援朝献礼片《长津湖》上映,引发观影热潮。截至10月14日,票房已突破43亿人民币,超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跃升中国大陆影史票房榜第6位。
然在票房成绩外,舆论博弈的热度似乎更引人注目。综观中国舆论场,对《长津湖》的正面反应大体有纪念老兵、感怀烈士、重视“立国之战”等话题;负面评论则包括了对电影拍摄手法的批评、对当年出兵决策高层的检讨,以及媒体人因“侮辱英烈”遭刑拘所引发的后续争议。
台湾舆论场的反应风貌则有所不同。首先,受两岸分裂历史、台湾政治氛围所影响,《长津湖》并未在台激起“立国之战”等爱国话题,民众普遍不关注其对中国的历史意义,也对战役概况无所用心。其二,某些台湾媒体与名嘴“格外关注”此电影,乃是将其置于特有“意识形态框架”下,以成全自己的政治论述。
如此截然不同的舆论地貌,既反映中国近十年的思潮蜕变,也照见两岸分裂70年后的国族离心。
红旗漫卷西风
综观此次中国网民对《长津湖》的评价,虽说褒贬不一,却大抵是前者多过后者,且年轻族群尤其风靡。而如此现象的背后成因,与中国青年的思想板块递移息息相关。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踏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关系与风气亦随之变化。“自由主义”、“政治改革”、“民主化”的空气随西风而来,侵蚀了中共的统治正当性。1988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无疑是对中共政权的灵魂拷问:红旗是否终将被历史淘汰?
在此氛围下,不论是中共内部或民间社会,皆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离心”:某些官员丧失信仰与道德,在“末日将至”的心理状态下大肆贪腐、置产海外;民间更是“思变”风气蔓延,“爱国”与“爱党”的情绪明显割裂、甚至渐有对立之态,党的话语体系遭边缘化,无法进入主流文化市场,“抗美援朝”等革命历史亦成了冰冷的“老八股”,被视作“未经启蒙者”的残羹冷炙。
然如此趋势最终受到三股力道牵引,中止了“亡党”的死亡列车。第一,是中央开始打贪反腐的刮骨疗毒,既整肃党纪与吏治,也让民间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共的改革决心;第二,是中共通过传媒的革新、话语体系的改良,重塑了社会对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认识,也促进了对中国模式的理解;第三,是移动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兴起,让“泛粉红”光谱的中国青年开始在舆论场上活跃,扩大了爱国主义阵地。
这批青年中,有过往鲜少评论时政、如今人称“工业党”的理工科青年,也有熟稔于互联网生活的年轻城市新中产。其目睹了中国2008年以降的高速成长,感受着西方话语的衰弱疲软,又无上一代人经历“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冲击的历史情感包袱,对于中国模式,满是朴素的自豪与自信。同时,这些“泛粉红”青年受到商业粉丝文化的“应援”现象感染,组织能力极强,于B站、微博等互联网空间频繁出没,并发起一波波“出征”运动,共构了强大的爱国主义圈层。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中国的“泛粉红”舆论圈一度遭遇重挫,却终究在西方接连沦陷后败部复活。而后随着中国疫况迅速稳定,发自民间的制度自信来到近年罕见高峰,百年党庆的“正红”色调由此确立。早在《长津湖》前,《山海情》、《觉醒年代》等献礼剧便已在年轻人中大量出圈。
如此发展,既象征中国崛起下的红旗再卷,也照见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剧变。
疏离下的冷嘲热讽
然而这般风潮,显然没能吹过台湾海峡。在台湾舆论场,《长津湖》若不是乏人问津,便是被用以佐证“中共大内宣”、“共产党残忍无情”等负面叙事。
以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副主任张宇韶为例,其于10月10日的《财经周日趴》上分析《长津湖》观影热潮,说得口沫横飞,煞有介事,声称《长津湖》能够大卖有两原因,一是“赵薇出事后大陆就没有爱情电影了”,且民众看完后会产生“历史证明我们一定能打赢美帝”等想法,大陆现在只能播这种“大内宣”片;二是“大陆近期限电缺电,民众什么都做不了,电动不能打,整形不能弄,头发不能烫,只能到电影院观影”,但到了电影院“也没有007看,所以都去看《长津湖》。”
无独有偶,亲绿节目《94要客诉》中亦有来宾对《长津湖》的背后历史做出“离奇”解读,表示“毛泽东是因酒后胡乱许下承诺,才被迫出兵朝鲜支援金正日”,仿佛决策过程仅是中共高层的儿戏;而将金日成张冠李戴为金正日也让人不知所云,其后又嘲讽毛泽东“将旧国民党军开往朝鲜前线送死”,更仿佛整场战役只是国共间的私仇斗争。
事实上,“抗美援朝”这一主题也曾被中国打入冷宫多年。1990年代开始,中国基于不主动将印度视作战略对手、和缓中越关系、促进中韩交往等国际政治考量,逐渐不倾向在影视作品中呈现立国后的对外战争,1950年代抗美援朝、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皆受影响;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去毛泽东”现象,学术界、知识界对“抗美援朝”的评价普遍低落,致使这一主题在中国沉寂多年。
中共十八大后,局势有所好转,但即便到了“泛粉红”青年初兴的2015年,军迷作品《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中,涉及“抗美援朝”的集数依旧遭遇阻力,一是B站等播出方担忧触碰当局“底线”,二是该主题遭人举报“破坏中韩关系”,直到解放军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电视艺术中心加入后,制作团队才有了前行底气。如此趋势潜移默化,也才有了今日献礼百年党庆的《跨过鸭绿江》与《长津湖》。
然而台湾并不关心上述思潮流转,在台派媒体人眼中,《长津湖》的问世仅有“大内宣”一种诠释,正如“抗美援朝”也只能有“决策错误”一种叙事。即便其论述内容荒腔走板、基础事实错误百出,仍能在台湾引起阵阵回响。
如此现象,暴露了海峡分隔70年后的政治隐忧:自两蒋以降,台湾长期浸染在“反共”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民进党崛起后,“反中”更是加剧了两岸离心。“抗美援朝”早期还会被描述为“敌对阵营”活动,如今则已几乎是“敌国不堪回首的过往”,可供各界冷嘲热讽、讪笑胡诌。
然而,《长津湖》的红旗折戟并非孤例。习近平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的讲话,对台湾人同样遥远,年轻一代对辛亥革命、孙中山、三民主义等字词更是疏离,正如这代中国青年琅琅上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台湾同样在情感上置身事外。放眼当今台湾政坛,民进党自不待言,就连国民党都竭力否认“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刚结束不久的党主席选举中,“红统”成了连张亚中都强力撇清的“票房毒药”。
要而论之,台湾本就是政治实质自治的岛屿,又已“去中国化”数十年,面对“中国崛起”等现象,台湾青年普遍难有中国青年的“泛粉红化”情感,即便其眼见对岸物质基础进步、GDP数字耀眼,依旧无动于衷。归根结柢,仍是国族认同的割裂与疏离,导致了这般结局。
如今的海峡两岸,恰似两个隔离的政治宇宙。《长津湖》的舆情起落,终会随影片播毕而消散,但两岸的离心趋势,恐会随分裂时长而加剧,直到磨尽最后一点民族情谊。
原文发表于2021/10/13《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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