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真正的正常化

这是日前上海虹桥站的汹涌人流。4月28日才一早10点，当天虹桥站发往全国各地的所有高铁车票就已宣告售罄。

看到这一幕，很多人都难免涌起一阵复杂的感受：既对这黑压压的人群感到恐怖，又有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感，同时还有一点奇怪难言的欣慰，因为这多少表明“我们的正常生活终于回来了”。

这是真正的正常化吗？恐怕并不是。

乍看起来，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不记得不久之前的疫情了，曾经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黑暗，仿佛在有人说了一句“要有光”之后，就神奇般地消失了。尽管这好像也有点奇怪，但既然是好事，又何必去深究？

我之前就觉察到，自己已显得有几分不合时宜。有的人说我怎么还在写那些抑郁之类的话题，觉得我还没走出阴霾，劝我不如“积极一点向前看”；也有人惊叹我怎么能在经历了许多挫败之后，还保持对那么多事物的旺盛好奇心。这两种相反的看法，其实都基于相同的立足点，那就是认为疫情前后的生活应当是断裂而非延续的——我们的语言里对此有一个生动的说法：“翻篇了。”

连我一些曾发誓会记一辈子的朋友，现在也深感困惑地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没办法想起什么了。原以为那后遗症会伴随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很难伴随一声令下就那么凭空消失，但现实中它好像就没发生过。

在中国家庭里，家长道歉的方式通常既不是道歉，也没有沟通，只是跟你说一声：“吃饭了。”通过这种默契的共谋，一家人把看不见的伤痕掩埋在心底里，以此恢复平静，但那与其说是“走出来了”，不如说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往事不要再提了”。

前几天那篇《如何面对精神内耗？》发出来后，就有人坦率地和我说：“要是你早半年发出来，我会认真读完，但现在，我甚至都不想点开。抱歉，我想看一点能让自己开心的话题，不想再看这些负面的东西。”

确实，很少人还愿意回头去看那些不堪的日子。当然，我并不清楚这种情绪有多普遍。有朋友说，他一早起来对女儿说，不少成年人表面笑嘻嘻但内心很沉重，女儿问：“不少是什么意思？你有数据吗？”

我也没有数据，但出于直觉判断，我能理解这种心情。近两个月来，公众号、B站等各大平台的流量都在大幅下降，虽然说法不一，但我猜想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厌倦情绪：在14亿人的神经都高度紧绷地聚焦于一件事上三年之后，骤然得到解放的人们仿佛劫后余生，对什么都丧失了兴趣。

厌倦、回避、麻木，这当然都情有可原，但恰恰表明这种看似“什么也没发生过”的平静是一种伪装和假象。不戳破这一点，日常生活的正常化其实是不可能的。

不可否认，当下这样至少避免了痛苦的审视，但那是有代价的。金斯堡曾写过在战后苏联的生活，一次次的打击，让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保护机制：

苦难只能把人净化到一定程度。如果苦难延续好几十年变成一件例行公事，它就不再具有净化功能；它只是使所有感觉变得迟钝，再次被捕之后，我确实变成了一根木头。

如果日常生活就是痛苦的、无法逃离的，那么感觉的钝化多少能让自己好受一些。

这也是我们在当下所见到的：诸如“特种兵式旅游”所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亢奋的欢快，不如说是一种宣泄——人们报复性地出游，在密集的行程安排中，达到一种“悬置”的状态，那其实很像一个工作狂，不用多想，但不停地劳作。

当下的热火，与其说是对“正常”的回归，不如说本身就是异常的，是一种应激反应。网上有一位“梦宸本沉”曾谈到这种高欲望享乐主义的心理动因：

我是唐山人，听老一辈讲，唐山在76年地震以后基本信仰就崩塌了，啥也不信啥也不讲，过年连风俗都没了，就好消费，好吃，觉得必须要享受当下。整个受过创伤的那一代都这样。

有东北朋友也曾和我谈起一个似乎很奇怪的现象：绥化市北林区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本省其它市县，但是，这里的餐饮业畸形发展，各种饭店遍布大街小巷，到了晚上，各色人们成群结队。

为什么经济萧条的地区，餐饮业还越发达？这固然是因为“民以食为天”，但在他看来，很大的一个原因也在于很多人精神空虚，无所事事，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成为填补生活和工作空白的必选项。如果是这样，那么娱乐、食物，其实说到底也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另一种方式。

近几天，上海的夜市也复活了。我问了几个摊贩，得到的回答是不尽如人意：“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仿佛夜市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仪式：让人有一种“烟火气又回来了”的心理安慰，但其实谁都没有真心投入，因为人们要的是那种感觉本身，却不是为了消费——所谓“报复性消费”，重点在“报复”，不在“消费”。

更多的人，连“报复”的欲望也谈不上，他们的平静，倒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维持运转——不如此，生活还能怎样？

日本秋田县曾有一起引发争议的案件，当事女性上午遭受了严重的性骚扰，中午又出去和人一起去吃午饭，法官一度认为这种若无其事非常难以置信。最终，律师以“创伤应激综合征”（PTSD）的解释获得了支持：“当一个人的创伤过于严重时，大脑会无法应对。此时，那个人会从现实中逃离，通过重复性的日常行动来支撑自我，避免崩溃。”

在谈到创伤后的心理治愈时，心理咨询师简里里曾说过这么一番话：

在创伤发生之中，人们需要的是现实的改变和帮助。人往往在环境安全了之后，现实问题得到了安置，心理创伤的症状才会浮现出来。应激之下人的韧性反而会多于平日，还会使用一些奇怪但有用的防御。然而日后的恢复和疗愈是漫长的，很长时间内你甚至都瞧不见伤口。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人们选择了自己掩藏起伤口，就像《癌症传》里所说的：“这些病房里流行集体失忆。如果记忆是生存所必需的，那么遗忘也是。”

在面对绝境时，这也是人之常情：面对死亡和黑暗，我们依靠彼此的温暖和这样一种信念支撑下来——“一定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

很少人觉察到的是，这意味着我们相信遗忘才是救赎，当一切“过去”之后，平静就将来临。由于这种特殊的理解，遗忘不失为一种轻松的活法，对那些渴求回归正常的心灵具有莫大的诱惑。

但遗忘其实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救赎。常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很健忘，甚至从不使用自己的记忆，以至于经历了很多苦难，却什么也没学会。当然，这原本就很难，但如果我们希望能有个不一样的活法，就得从勇于直面那些潜藏的伤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