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益仁平的经验：回顾过去，奋力向前

原文：Lu, J. (2021). The Yirenping Experience: Looking Back and Pushing Forward. Then and Now: Looking Back and Imagining the Future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Made in China Journal, 6(1), 96-101.（网页版，pdf版）

翻译未获原作者、期刊授权，仅供参考交流之用。

益仁平的经验：回顾过去，奋力向前

陆军

北京益仁平中心是胡、温时代中国出现的最杰出的基层非政府组织（NGOs）之一。在习近平时代之初被关停之前，通过创新的战略组合（包括法律诉讼、公共倡导和行为艺术），该中心在其运作领域（即反歧视）促进了重大的政策变化。我们邀请了该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和背后的主要力量之一，陆军，反思益仁平的经验，以及它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编辑部

2006年11月的一天，在北京西部一个充满冬日阳光的人权NGO的会议室里，我与两位艾滋病权利倡导者和一位人权律师进行了简短的会谈，讨论发起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法律援助和权利倡导组织。当时，我在网上积极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权利发声。我对建立这样一个组织感到兴奋，但也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潜在的政治风险感到担忧。今天，当我回顾北京益仁平中心（BYC）硕果累累的前七年，以及同事们频繁被捕、办公室被警察逐一搜查的后七年，我不禁反思，这个组织的历史——不安的开端、随后的巨大成就和最终的打压，可以被视为时代的缩影。我们在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开始工作，然后随着当权者开始让这个社会倒退到一个在许多方面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我们发现自己的声音越来越被压制。

通过法律手段反对歧视

在BYC成立后，我们迅速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通过法律手段推动反歧视的权利运动上。随后，我们逐渐将反歧视工作从乙肝、艾滋病、血友病、糖尿病等公共卫生领域扩展到外貌、残疾、妇女权利、LGBT权利、户口等领域。

2013年底，BYC已经成立了7年。一天早上，我收到并打开了一个同事发来的网络链接。这是一份由媒体和学术机构组织的“2013中国十大公益诉讼评选”的候选案件名单。在28个候选案件中，由我的同事处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占了13个，将近一半！这些案件的消息通过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显然已经成功地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当时，BYC在政策倡导方面的手段、战略和原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界的一种经典模式。

法律诉讼是我们的战略选择。在中国共产党（CCP）的统治下，警察不允许人们通过集会、示威、罢工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没有反对党或独立议员在立法机关中主张这些权利。非政府组织很难有途径让公众和当权者听到他们的声音。幸运的是，法律程序是被允许的。它们是按照当局自己制定的规则进行的，而且通常以公开程序进行。普通人可以旁听审判，记者可以采访各方并报道整个诉讼过程。中国的公民社会逐渐意识到，可以通过诉讼来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产生影响，并促进法治和公共政策的改变。然而，诉讼需要专业的法律技能和人力成本。对于大多数个人来说，门槛很高。像BYC这样的专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和人力资源优势，通过公益诉讼来实现变革。

在每一场诉讼中，BYC总是尽力制造重大的影响。具体来说，我们在法庭外组织了各种活动，以吸引各界人士的关注，并获得媒体的报道。例如，我们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发布研究/调查报告，动员相关弱势群体向被告和法院发出联名信，向立法机关提交立法建议，以及于开庭期间在法院外开展行为艺术活动。我们曾将这一策略描述为“工夫在庭外”——这一表述基于一首中国古诗中的著名诗句：“工夫在诗外”。

我们在乙肝歧视方面的工作中有许多运用该方法获得成功的例子。我想到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发生在2006年底，当时惠普公司在江苏省的代工商泰金宝光电（苏州）有限公司解雇了22名员工，因为他们在公司的强制年度体检中查出乙肝阳性。其中三名员工于2007年5月17日在BYC的法律援助下提起了诉讼。2007年8月，为了支持这三名就业歧视受害者，5000多名乙肝携带者联合向惠普公司发出了一封由BYC起草的信件，要求该公司终止与泰金宝的合作，因为后者严重歧视乙肝携带者。这次联名信的行动得到了《新京报》《公益时报》《东方早报》《江南时报》等媒体的报道。这一行动不仅有效地吸引了公众的关注，促进了政策和立法的改变，而且还成功地保护了受害者并为其赢得了赔偿。2007年10月，惠普公司发布了一份书面回应，其中表示，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们立即联系了供应商并开始调查。此后不久，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经过协商达成了和解，三名原告获得了满意的赔偿。

第二个案例发生在2010年，当时河北省保定市的长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员工年度体检时进行了乙肝检测。随后，该公司禁止被检测为乙肝携带者的人在公司食堂就餐，并解雇了不服从的人。遭受歧视的一名受害者提起了诉讼。2011年8月19日，两名BYC员工前往香港，在长城汽车有限公司的办公室进行了一场行为艺术表演。他们一手拿着饭碗，一手拿着一双筷子。碗上写着四个汉字：“我要吃饭”——这句话本意是“我需要吃饭”，但也意味着“我需要一份工作”。这一表演吸引了一大群人，包括报纸记者和电视摄影师。随后，香港《明報》、《星島日報》和其他媒体报道了这次抗议，中国的新浪网也转发了《明報》的报道。和第一个案例一样，这次行为艺术引起了公众对乙肝歧视问题的关注，并帮助原告迅速获得了满意的赔偿。

根据BYC的统计数据，在2003年，中国中央政府至少有15部与乙肝歧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限制甚至剥夺了中国近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就业和教育权利。然而，到2010年，这些歧视性法律中的大部分已经被修订。反乙肝歧视的诉讼（其中大部分涉及我们的组织）对在短短7年间促进这一巨大变化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行为艺术

上面提到的一些BYC的倡导方法，如研讨会、研究/调查报告、公开信、立法提案和行为艺术，不仅与诉讼一起使用，而且还作为独立的活动用于特定的案例或问题。在这些策略中，最后一个被开发出来，但一直影响最大的，就是行为艺术。

2012年2月19日，一篇关于女性权利的帖子在微博上飙升至热门话题前三名：广州的年轻女性占领了男厕所！一些女大学生进入男厕所，敦促其他女性离开女厕所长长的队伍。她们还打出了横幅，上面写着“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和“爱她就别让她等待”等口号。这是一个罕见场合，中国公众舆论终于关注到了与妇女权利有关的问题。这场表演是由一小群女大学生在BYC主办的工作坊上策划的，目的是呼吁政府增加公共女厕所的比例。女性如厕的时间比男性长；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女性公厕比男性的小，导致女性使用厕所的等待时间比男性长。广州的这一行为艺术行动立即引起了北京、成都、武汉、南京和其他城市的女学生效仿。此后不久，一些地方政府修改了城市公共厕所的设计标准，最终中央政府也做出了类似的修改。

在中国，最早使用“行为艺术”来开展维权和立法倡导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是环境NGO。BYC的行为艺术活动始于2008年，此后该中心大力推广并培训各组织和弱势/边缘化的社群使用这些技巧。BYC之所以如此重视行为艺术，不仅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种视觉艺术可以吸引注意力并改变公众舆论，还因为我们认为这种小规模、艺术形式的倡导是街头集会的一种变体，它让中国人有机会以安全的方式行使公民的集会、示威和抗议的权利。

我们组织的一次行动非常突出。2011年8月10日上午，肢体残疾的李冲（化名）拄着拐杖，在中国铁道部大门口举着一张自制的、一米见方的“火车票”，上面写有“优惠”字样。几十家媒体和网站发布了他举着“车票”的照片，全国各地的人都听到了李冲关于残疾人乘坐火车时遇到困难的故事。假设残疾人在戒备森严的国家部委门口行使集会、示威和抗议的权利，这种行动无疑会在发生之前就被警察阻止。然而，当李冲拿着他的“车票”静静地站在铁道部的大门口时，他的声音被数以亿计的人听到了。

自下而上的方法

BYC不仅在外部活动上有创新，在其内部组织上也有创新。2012年5月，BYC的理事会在组织章程中写入了四个词：平等、法治、参与、包容，这准确地概括了该中心多年来体现的组织和倡导原则。在内部，BYC通过鼓励每个项目组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来强调多样性，同时也支持员工管理工会和反性骚扰委员会。在外部，益仁平支持边缘化的群体，如病人、残疾人、性少数群体和移民，旨在促进一个更多样、更包容的社会。

BYC的口号是避免“顶层设计”，坚持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来实现变革。在中国，大多数对权利的侵犯可以归咎于当权者的权力垄断和对人民自由的剥夺。在BYC，我们坚信，非政府组织的所有行动都应该促进公众参与，同时使公众能够加强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并向当局寻求问责。我们并不期望在当权者中出现一个仁慈的领袖，也不主张通过“加强政府监督和惩罚的权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相反，我们持续纳入弱势群体和处境不利的群体并与他们合作。例如，我们每年都会召开全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大会，帮助残疾人建立工作小组，动员女大学生在各个城市开展女权主义培训，鼓励边缘化群体的人来我们这里申请工作。

同时，我们优先将公共部门而不是个人或私营部门作为我们的倡导对象。公共部门由纳税人供养，因而有义务促进公共利益。此外，公共部门是许多形式的系统性歧视的发起者。例如，直到今天，中国中央政府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仍将HIV携带者列为“不合格”，剥夺了他们成为公务员的权利。我们发现，公众普遍对当权者的不当行为感到厌恶。在那些当权者做错事时，如果我们把他们优先作为批评对象，可以起到巩固社会共识的作用。至于个人和私营部门对人权的侵犯，我们关注的是公共权力机构如何应对这些侵犯。例如，我们维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权利，但我们的目标是推动公共机构履行其反家暴的职责；我们也维护那些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的精神残疾人士的权利，但我们的目标是推动政府停止对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的系统性滥用。

我们相信，应该优先改变制度，而不是改变公众的意识。对于一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来说，试图通过改变公众的看法来消除某种歧视是非常低效的。这需要大规模、密集的公众教育、公众意识，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并不拥有媒体或学校，更没有出版书籍或广告的资源。那么，非政府组织如何开展公众意识项目？通过公共教育来消除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和对HIV携带者的误解可能需要10年或20年。但是，如果非政府组织能动员社群和专业人士一起努力，通过法律手段和媒体干预，给政府制造足够的压力，那么取消政府对HIV携带者取得教师资格证的禁令在几年内就可以实现。同时，这种类型的行动也可以促进中国的法治。2010年至2012年间，我的同事为四起影响很大的教师行业内的HIV就业歧视诉讼提供了法律援助。不久，广东省政府于2013年取消了教师资格证体检标准中的HIV检测要求。

最后，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努力在批判性的立场和建设性的表达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当我们起草政策倡导文件、发表公开演讲时，我们总是提醒自己，我们是政府行为的监督者和批评者。但为了突破新闻审查、获得媒体的报道，我们需要公开表现为“建言者”。例如，对于公务员招聘过程中不必要的妇科医学检查，我们在2012年3月公开发表了一封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建议他们修改或取消《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的相关规定。这封信的实质是批评政府侵犯女性求职者的身体隐私和个人尊严，从而造成就业歧视，但其格式和语气只是一封简单的“建议信”。

展望未来

2013年后，国家对BYC的暴力镇压来得毫无征兆。2014年至2019年间，在四次不同的镇压中，我的九名同事被关进监狱，我们的五个办公室被反复搜查，直到被关闭。现在，反歧视非政府组织的公开和正式运作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套权利倡导方法、策略和原则仍然被坚持着，它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非政府组织的智慧和勇气，以及那一代非政府组织行动者所追求的价值。在2021年1月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与14年前的冬天相比，我们不能不说，虽然这个冬天更加寒冷，但中国的公民社会有了更充足的工具和思想储备。我们必须保持乐观，相信有一天会有更灿烂的维权运动的绽放。

陆军

自2003年以来，陆军一直活跃在中国的公益法律领域，主要关注公共卫生、残疾、性别和精神健康领域的反歧视和其他公民权利议题。作为北京益仁平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和理事会成员，2003年以来，他参与了数百起影响重大的关于弱势群体权利的诉讼，特别是有关肝炎和艾滋病携带者。他和他的组织也率先开展倡导工作，促使中国修改了20多部歧视传染病患者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