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民主國家的憲法有什麼用？

在很多出生於民主國家的人眼裡，非民主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不過是一堆“橡皮圖章”。既然實際上一切都由那位“Big Brother”說了算，各種規章制度還有什麼意義？毛澤東那段很著名的話，似乎也支持了這一觀點：“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指法律），主要靠決議開會”。

但真是這樣的話，為什麼拉美很多軍政府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修改憲法？為什麼某些人想做終身主席，還非要從程序上把各種障礙都去掉？為什麼不效仿前任或者鄰居，把實際權力攥在手中就好？

政治學近些年來一個很大的發展，就是意識到非民主國家的權力運行，也並非完全不受制約。從Magaloni (2006)到Svolik (2012)，都強調任何獨裁者都面臨著兩方面的威脅：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政變，和由反對派領導的革命。因此非民主政權很多看似無意義的制度安排，其實都是為了降低這兩種可能性出現的幾率。

對於獨裁者來說，維持統治的必要條件，是得到精英階層的廣泛支持，從而能夠建立一個穩定的“勝利聯盟（winning coalition）”。勝利聯盟越大，就越不容易遇到反對派的挑戰，但內部分裂乃至叛亂的概率也會更高。所以獨裁者必須對精英進行收買和安撫。如果精英太過強大，無法收買，則必須加以鎮壓。

這樣一來就會有一個問題：如果精英预计到，自己力量太強，就可能被獨裁者幹掉，那麼一開始還有什麼激勵去加入“勝利聯盟”呢？所以，獨裁者想要跟精英階層達成合作，必須通過制度安排來“綁住自己的手腳”，讓精英們感受到安全。學界近年來比較關注的一點，是威權政體下議會的作用。Boix and Svolik (2013)就指出，議會可以讓精英階層分享信息，導致鎮壓的成本上升，有利於勝利聯盟的維繫。

我們可以想象，憲法也能扮演同樣的角色。從Weingast (1997)的視角來看，憲法相當於是獨裁者和其支持者之間的契約。當獨裁者試圖去修改憲法的時候，精英階層的全體成員就得到了一個公共信號：Big Brother要違約啦！然後他們就可以通過集體行動來挫敗獨裁者擴大權力的企圖。

港大的許成剛教授曾經研究過“三個代表”寫入黨章產生的影響。在他看來，黨章就相當於是中國的一部憲法。那次“修憲”，本質上是中共跟改革開放后新湧現的企業家階層達成的妥協。中共保證企業家的利益，為他們的活動提供便利，而企業家則需要給中共政權更大的支持。可以想見，如果哪天“三個代表”被移出黨章，那麼必然引發企業家階層的強烈反彈，以及資金的大量外流。預期到這種可能，中共也就不會輕易對這部分內容進行改動。哈佛政府系的王裕華教授寫過一本關於中國法治發展的書，其中的基本看法也是類似的：改革開放之初，為了跟外企進行合作，各地地方政府才開始大力加強司法體系建設。

但上述解釋似乎並不適用于中國的這次修憲。很明顯，取消任期這樣的舉措，並不會給習帶來更多盟友，乍看上去益處不大。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這是他勝利聯盟內部的迫切要求。一方面，反腐運動中習的派系得罪了不少人，另一方面，他的很多嫡系單憑能力並不能服眾。因此，整個派系想要生存，就必須仰仗習的長期執政。那麼怎麼才能讓底下的人相信，自己確實短時間內不會下台呢？修改憲法大概就是最為強力的一個信號了。

MIT的經濟學家Acemoglu對於民主化有一個經典的解釋：為什麼民眾要求民主，而不是單純再分配？因為他們無法相信統治者給出的承諾。也許今天為了安撫民心，他們出台了一些有利於底層的政策；但改天形勢穩定了，取消這些政策並不困難。統治者為了取信於民，就必須對現行制度進行修改，哪怕在民主體制下執政的還是同一批人。在中國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把習的嫡系想象成“民眾”。為了他們的持續效忠，習才不得不冒著風險進行修憲。

這整件事其實體現了非民主國家一個根本上的缺陷：因為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領導人無法做出可信的承諾，為了短期的生存，很多時候不得不採取危害長期穩定的策略。修憲也許能讓習暫時獲得更鞏固的地位，但當危機襲來的時候，還有誰能為他分擔風險呢？